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地方流行过一首显然是由成年人代作的“童谣”：
炮轰爸爸，火烧妈妈，全家改组，我来当家。
这首戏谑性的童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家庭关系普遍受到这场“大革命”冲击的现实。不过，真正的现实远比这简单的童谣所能反映出来的情况更加严峻，更加残酷。
“第一家庭”破裂的典型意义
1966年的最后一天，首都红卫兵著名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报出版了一期不同寻常的专刊：全文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批判父亲的大字报《造刘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这篇文章诚恳地表示要同父亲刘少奇、同家庭划清界限，坚决站到毛主席一边，站到革命群众一边，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文中详细揭发了父亲刘少奇和继母王光美在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黑指示”。
刘涛在大字报中写道：“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著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堪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要是你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限，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著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刘少奇的女儿与他“划清界限”，刘少奇向女儿宣布“你也可以不回家了”，特别是这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都表明了中国国家元首这个“第一家庭”在文革风暴中的悲剧性破裂。这一事件典型地宣告：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
家庭关系也可以成为罪名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有罪株连九族”，这都是被民主革命结束了的皇权专制时代的产物，然而，在“新社会”却并没有“一去不复返”，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得到了“发扬光大”。众所周知，在文革初期，以“红五类”自诩的一些高级干部子女提出了“血统论”，公开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类明显反动的论调却披著“最革命”的外衣而一度甚嚣尘上。甚至在这个论调已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报告里严厉批判为“反动的血统论”后，仍然在社会上流行不衰，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许多地方无论是在辩论会还是批判会上发言，上台后都得首先自报家庭出身，若是出身“不好”，多半就会被轰下台去，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后来知识青年下乡，许多学生意外发现，一些农村竟把地主、富农子女干脆就视为地主、富农，当作“黑五类”实行“群众专政”。
著名学者冯友兰之女、作家宗璞在《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一文中回忆了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一次批斗会。何其芳、俞平伯、余冠英等“黑帮”被先后揪上台示众后，大会主持者点到了她的名字。她被迫上台，按例要站到广播话筒前自报“罪名”，但她不知自己该报什么罪名，就报了个当时流行的可以囊括一切罪名的“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但大会主持者却不以为然，叫她看看给她戴的纸糊“高帽子”上写的什么罪名，她取下来一看，才知道给自己定的罪名是“冯友兰的女儿”。她回忆说：“我积极地自加形容词：‘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的女儿。’台下不再嚷叫。这女儿的身份原来比三反分子更重要。”（《宗璞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81页）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童书业的女儿童教英回忆，她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由于她与父亲同处一系，她的压力也很大，承受含沙射影的辱骂已是家常便饭，更难应付的是人们逼她揭发父亲。“当时我对父亲的过去并不了解，对他的学术也没有反动印象，反倒是他逼我学马列主义的印象很深，所以我写的大字报在一些人看来是蒙混过关。……为此，我承受了许多大字报，连我身体虚弱也成了污骂对象。同寝室人甚至将墨汁泼到我的被褥、蚊帐上……”后来，她回到家里，童书业为了不让女儿因写不出揭发自己的大字报而遭受打击，竟提出要代女儿起草批判自己的大字报！童教英回忆及此，无限感慨地说：“父亲对我的关爱我永志难忘。但父亲直到此时还那么天真，却使原本天真的我也深感惊讶。”（童教英《在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06─307页）后世的人们，恐怕再难以想到，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岁月中，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关爱，竟要以代替女儿写批判自己的大字报来体现！
父母成了批斗对象，可以成为子女的罪名，丈夫成了批斗对象，就更是妻子不容置疑的罪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般被揪出打倒的“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人，其妻子不管是否“当权派”或有无所谓的“罪行”，通常都会被加上个“臭婆娘”、“臭妖婆”之类罪名，这几乎成了惯例。这是特有的“家庭关系罪”。
“组织”的逼迫与“中央”的鼓励
读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就可以明白，思想左倾的“革命者”们往往是把家庭观念视为“旧意识”来加以破坏和与之决裂的。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对传统家庭关系的破坏更成为“史无前例”的“革命行动”，形成一种“时代潮流”。在这里面，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来自“组织”的逼迫和来自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的鼓励。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子女与父母发生冲突，甚至其中一方宣布与另一方“断绝关系”的事件，各地都多有发生。在一般民众中，普遍是因为父母有著“反右派”运动的经验教训，不愿看到子女重蹈当年“右派分子”因响应号召而陷入“阳谋”的覆辙，竭力阻止子女向领导干部造反；年轻的子女则大多自以为真理在胸，“红宝书”在手，坚决到大风大浪中干革命；再加上一些单位的领导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或稳定局势，阻止群众起来造反，通常都会打“家庭关系”这张牌，向家长施加压力，甚至以扣工资、停职或开除之类手法来逼迫家长让子女就范。
笔者手里有两封1966年底（即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印成传单的“家信”，一封是由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串连队油印的，署名“抗大路半工半读民办中学 儿忠党”的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信》（辗转翻印后的日期是1966年10月20日），一封是北京铁道学院赴渝革命战斗组油印的，未署名的写给妈妈的《一封革命家信》（落款时间是1966年11月5日下午）。前一封信中对父母说：“昨天你们到学校来，说学校把我们定成反革命，参加了反革命右派组织，干了反党的勾当，你们劝我洗手不干，不要忘本。爸爸妈妈，你们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忍著快掉下来的眼泪，千言万语，但是嗓子哽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你们一怒之下说：‘你今后别再回我家了！’”“现在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何况儿真是反革命，是右派，不要说断绝关系，就是把儿打死也是应该的。”“儿反复的学习十六条，觉得儿没有做错。我给坏蛋贴了大字报，使他们慌了，就到家里造谣言，……他们使用手法，使你们把我们赶出了家门，他们的造谣使好多同学和家里断绝了关系。他们使用手法，把我们同学家长的工资扣掉，甚至开除公职……”另一封家信中写道：“今天是星期六，因我有事不回家。我知道我回了家就不能再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我不回家，坚决不回家。现在，我身上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有，但我宁愿在学校挨饿也可以，我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希你不要到学校来找我，如你来找我，我是不会接见你的。你（若）支持我校文化大革命，支持我的革命行动，就请把钱和粮寄到学校来，就不要到学校来叫我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引者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当时重庆的“官办”保守派组织，由市委号召“红五类”家长动员子女参加），不然，你就是阻拦我校文化大革命，就是运动的绊脚石。”
在子女向父母造反的行动中，更为典型的是一个未成年人的故事：1966年10月6日“全国在京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来自江苏扬州的13岁（初中一年级）红卫兵郭苏扬被安排上台发言，对她父母作了控诉、批判，她父亲是扬州市委监察委员，由于她站在反对地委“走资派”的立场上，父亲就对她进行“审讯”，说她是“右派”、“反革命”，“充当了右派的急先锋”，她与父亲辩论，坚决不承认是反党，父亲气得打了她两巴掌，但她一直昂著头，父亲又用杈棍打她，她就跑了出来。第二天，她母亲又把她从学校拉回家里，“他们用脱离父女关系威胁我，用没吃没穿吓唬我，用人情母爱软化我，并强行把我关在家里三天。”她慷慨激昂地说：“什么‘脱离关系’，什么‘永远不要回来’，什么爹娘，什么人情，都拦不住我！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没有党，没有毛主席，哪有劳动人民的今天！”（扬州东方红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东方红战报》1967年10月6日第94期第2版）
据当年小报报道，郭苏扬讲话后，周恩来与她握手说：“好！很有希望。”“勇敢些，战斗！”江青问郭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郭答是1943年；江青又问是干什么的，郭答是打游击的，江青说：“不要怕，游击队员怕什么！”（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政治部《红卫兵报》第九号第4版，1966年12月22日出版）康生在1966年11月15日夜（率中共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和劳动党建党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后返回北京途中）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同学时的讲话中，也特地讲到郭苏扬那次大会发言的事，康生说：“她讲得好，她跟她父亲母亲斗争。我就问她：‘你兄弟姐妹几个？’她说：‘四个。’我问：‘你是老几？’她说：‘老二。’我说：‘你父亲是不是只喜欢老大、老四，不喜欢你？’她说：‘不是。我们观点不同。’”康生说到这里，和听众一起笑了。康生又说：“她父亲是扬州市的监委。她反对地委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父亲压制她革命，她对她父亲说：‘你过去革命我就赞成你，你不革命，我就反对。’13岁的孩子懂得这个道理。她说：‘我们观点不同。’我说：‘好！’她把毛主席纪念章给我戴上了。我就戴著去阿尔巴尼亚串连。”（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革命造反报》记者记录整理，1966年11月16日；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宣传部印，1966年11月17日。油印传单）
在首都北京举行的全国性公众集会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们如此热情鼓励、赞赏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向父亲造反，这在全国引起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因为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基层“组织”都在要求和鼓励这样的“划清界限”，所以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许多并非领导或并不代表“组织”的人也自觉主动参与其中。学者艾晓明回忆，她父亲艾仁宽（中学英语教师）被学校当作“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宣布“打倒”后，父亲教课的高一一班两个学生（其中一个是班干部）就在食堂门口叫住她（她当时还只是小学六年级学生）：“艾晓明！你爸爸是反革命！你是少先队员，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写大字报揭发艾仁宽，和他划清界限。”艾晓明不得不写了大字报。（艾晓明《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26─27页）
1967年7、8、9月，毛泽东乘坐一般群众不得接近的专列，通过沿途招见各地领导人听取汇报的方式“视察”了大江南北一些地方。10月7日，中共中央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发往各地，要求“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泽东在这些“光辉指示”中以赞赏的口气谈到许多家庭的分裂：“过去一家人并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在毛泽东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背后，不知有多少父子反目、夫妻离异、兄弟斗殴、亲属各自为著莫名其妙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参加到势不两立的派别中，甚至兵戎相见……
1968年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刘少奇的子女学习后向中央作出表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就向毛泽东写了表示拥护中央决定的信，表示要进一步和家庭划清界限，跟著毛主席干革命。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这个批示通过《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发往全国（张绛著《刘少奇一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273页），从此“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称呼“家庭出身不好”而愿意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子女们的专有名称。
这一专有名称的出现，也表明了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破坏旧有家庭关系毫不留情的鲜明态度。这个名称出现之后，不知又有多少遭受打击迫害的家庭的子女为了摆脱“狗崽子”、“反动家庭孝子贤孙”之类恶名，得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称号，而被迫作出了与家庭决裂的举动！
与被批判的亲人“划清界限”成为时尚
1967年，当北京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门观礼台贴出批判作家、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大字报时，她的儿子小波不但没有帮助和安慰妈妈，反而对蒙冤受屈的母亲充满愤恨，并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要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斗，带领一些同学抄了自己的家。小波（老鬼）在自传体纪实小说《血色黄昏》中如实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恨你写的那部温情脉脉的书，恶心八叉，使我面无光采”。“我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光天化日之下，用斧头劈开母亲的嵌有精致雕纹的大衣柜，抢走了300多块钱作为抗美援越的经费。”“为从容撤退，上火车前不被发现，还亲手把两个姐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作儿子的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杨沫必须低头认罪１”“彻底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打倒臭文人杨沫！”“红卫兵万岁！”……“可惜时间太仓促，来不及把这个散发著资产阶级霉味的家砸个稀巴烂。”（老鬼《血色黄昏》，中国读书网http://www.cnread.net）杨沫在《风雨十年家国事──〈自白──我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朱明雄编《传记文学选2》，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163─165页）。杨沫写道：“那天好危险！我如果在家也会被他们反捆起来，口中再塞满破布，有病的心脏，不就很快窒息了吗？所以。我还得庆幸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这么个中了邪魔的儿子，为几个钱，我才不真生气呢。”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自杀后，其妻董边也被打成妇联机关的走资派。他们的两个女儿多年后回忆说：“‘文革’最初的几年，我们很难理解家里发生的一切，当我们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时刻笼罩著我们。妈妈在我们的眼里失去了往日的威严，我们经常用异样的神情和口气对待她，甚至不再唤她‘妈妈’。”直到两姐妹下放农村，经历了沉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生磨练，从革命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在与母亲“划清界限”五六年之后的1972年，她们去河北衡水探望在干校的母亲，“自‘文革’以来深埋在心底的结怨，涌动成交集的百感，我们紧紧盯著妈妈，不知如何开口。‘小英，二英，你们来啦。’是妈妈先招呼了我们。‘妈妈！’我们扑了上去，瞬间，隔在母女间的冰层一下子溶化了……”（曾立、曾自《我们的妈妈董边》，《炎黄春秋》1999年12期）
在作家陈白尘的女儿陈虹整理的陈白尘文革日记中，1966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在北京得知南京家中的女儿陈虹批判母亲金玲的事：“收玲信，虹儿对她批判，压力极大，她又揭发不出我的罪行，很痛苦。我们这儿四壁都贴有各人子女写的大字报，这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牛棚日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11页）“四壁都有各人子女写的大字报”，可见当时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之举真成了一种“时代潮流”。
作家严文井回忆：“我的女儿们也‘造’了我的‘反’。‘运动’开始不久，就联名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的修正主义罪状，其中有两条：养花和养猫。”一天，他从关押地回家，看到“方桌上一张大纸条，上面写著：‘修正主义老爷，我把你的猫都送走了。’下面没有署名，可是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个女儿的新的‘造反’行动。”（严文井《我相信……》，载《东方纪事》1989年第2期）
这类幼稚的“划清界限”行动，还有的是不给父母做事了。艾晓明回忆她父亲被揪出来的第二天，她下楼去食堂买饭时，两个学生叫住她说：艾仁宽来了，你跟他说，不跟他买饭了。这时他爸正被两个学生押著走过来，她只好用爸听得见的声音说：艾仁宽，我不跟你买饭了。（艾晓明《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52页）学者刘自立也回忆，他父亲刘克林（中宣部国际处干部，“九评”写作组成员，文革初期自杀）被批判时，“小妹本来给他从食堂买饭，以后为‘划清界限’也拒绝买饭了。”（（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1949年以后）──一生都在波涛中》下，自印书第500页）看来，“不帮忙到食堂买饭”也成了孩子们与父母“划清界限”的一个重要表现。
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回忆，妻子萧珊1972年去世之前，他到医院去看望她。“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24页）
著名学者吴宓，文革中在西南师范学院被打成“反动权威”、“反革命”，饱受折磨，在1969年5月9日的批斗大会上。吴宓被左右两边揪他的人抓著快跑中突然恶意放手，致使他栽倒在食堂的砖地上，扭折了左腿。1971年5月4日，他拖著病残之身，被学校“派遣”到梁平县乡间，住在公路旁的工棚中。这年6月他的右眼又因白内障全瞎了。就在这样孤苦无助的境况中，他于1972年5月写给亡妻老家亲戚的一封信中欲哭无泪地诉说：“宓有三女，皆不通音问。长女且公开宣布‘和宓断绝父女关系’（是1971年6月的事）……”（《吴宓先生给邹名璋□的信》，《红岩》文学双月刊1998年第四期）
“划清界限”有时是很无奈的。著名学者童书业之女童教英回忆了这样一件凄怆的往事：一天晚上，在大学校园里文史楼和家属宿舍之间的一片小树林前召开了批判会，“这小树林小到只有二十几行树，却是校区到家属区的必由之路，走的人多了，小树林间小路纵横。我已不记得那天晚上排成一排挨斗的是哪些人了，只是看到瘦弱的父亲始终低头站在那里，待到斗完，他抬起头来茫然四顾，在原地转来转去，一时竟找不到回家之路，我不敢上前扶他回去，怕给我们父女招来更多的屈辱，只能望着父亲找到路往回走，身影从我眼中消失为止。”（童教英《在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306页）
当中央文革成员林杰被打成“五一六”抓起来后，其妻王乃英就在《红旗》杂志编辑部贴出大字报要求澄清事实，并表态说：“假如林杰同志有一条反党中央、反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状，我一定坚决和他严格划清界限，和大家一起积极批判他，把他打倒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237页）然而这样的表态并未使她免遭不幸，最后她在强大的“专政”压力下仍然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
家庭成员“划清界限”的事例中，最可叹的是董必武送子入狱。董必武当时身为国家副主席，在中共党内属于“元老”（连毛泽东也得尊称他为董老）。但是，在1966年底中央明确宣布以高干子女为主的首都红卫兵“联动”、“西纠”等是“反动组织”后，董必武也“奉命”（不知是谁的命令）被迫要求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董良翮投案自首入狱。据董良翮回忆：“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母亲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父亲解释原因。他也没有问为什么。”董良翮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连公安局的接待人员都莫名其妙，只好让他先回去。直到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才又打来电话叫他去投案。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坐了第一次牢。以后他随同那批坐牢的高干子女们一起获释，他回忆说：“这批红卫兵包括‘联动’和‘西纠’两批人。据说，我不属于他们之列。”（周燕《聚焦董必武后人》，《中华儿女》2002年第2期42页）在完全不知道有什么罪名也“没有人解释原因”的情况下，只为一个“中央通知”，堂堂国家副主席就得与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划清界限”，要求其自动投案入狱而不敢为其作任何辩解。这与周恩来亲自批示将自己的胞弟周恩寿（周同宇）逮捕入狱相比，岂不是更加可悲也更加可笑吗？因周恩寿当时毕竟还有个被江青要求追究的“反革命聚餐会”的莫须有罪名（参见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亲人间的“揭发”
“划清界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揭发。只有进行揭发，才能证明是真正的“划清界限”。不过，亲人间的这种被迫的“揭发”一般都是避重就轻的，言不由衷的（当年小报上发表的一些名人、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所写的揭发材料多半如此）。也有的揭发是言不及义无关痛痒的，特别是一些被迫写揭发材料的小孩子，他们本身就不可能知道什么值得揭发的问题，如艾晓明回忆她被迫写的揭发父亲的大字报，揭发的是“艾仁宽”（不称“我爸”）在家对我们不耐心教育，打我们，军阀作风，“我举不出我爸反革命的事实，更甭说反党反社会主义！”“说破天我爸顶多也就是反我妈、我和我弟，除了发脾气打我们，我都挑不出他别的坏处。” （艾晓明《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33页）
对重大原则问题的揭发就必须是对亲人的政治问题有所了解并且“革命觉悟”较高，或所受压力极大才行了，如前述刘少奇之女刘涛对刘少奇的揭发。更有甚者，据王力回忆：“陶铸的亲哥哥揭露陶铸是叛徒，因此毛主席同意了打倒刘邓陶的口号，而且定为敌我矛盾。”（《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262页）这个揭发被认为是捅了陶铸“致命一刀”。
另一个影响极为恶劣的揭发，是文革初期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被女儿揭发“乱伦”。在李范五被当作“走资派”揪出来后，为了将其搞臭，按惯例还得找到其“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做文章。想要打倒李范五的省委领导干部伙同造反派，三番五次找李范五的大女儿谈话，并事先写好了诬指李范五“乱伦”的材料让她签字，她不肯签，最后给她指出两条路：1、签名揭发父亲乱伦立即可以让她参军；2、不签名就按“黑帮”子女下放农村劳改。在这种情况下，她违心签了名。女儿的这个“揭发”在群众批判大会上一经公布，自然引起群情激愤，那幅由记者李振盛拍摄的李范五被强行剃阴阳头的历史照片，就是在那时拍下来的。这件事使李范五及家人与他这个女儿的关系彻底破裂，李范五后来还立下遗嘱，不认这个女儿，自己死后也不让这个女儿来参加葬礼。此事在李家两代（甚至可能三代）人的心中烙下的伤口，是很难愈合的。
不过，在“划清界限”的大气候中，也有一些“顽固不化”的人，特别是平民中缺乏“革命信仰”的人，他们往往按照“传统观念”和生活常识，拒绝跟风行事。宁愿忍受痛苦和屈辱，也决不昧著良心与亲人“划清界限”。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教授的妻子邹莲舫，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敬佩的女性。据当时与朱东润一起作为“牛鬼蛇神”被监督劳动的章培恒回忆：“‘文革’一开始，朱先生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吃了不少苦。到第二年，校园里忽然贴出了朱师母写的一张大字报，为朱先生声辩，要求‘解放’朱先生。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被揪出来的人的家属，觉悟高的，不但公开宣布划清界限，甚至还写很有分量的揭发材料；觉悟低的，也会承认对自己亲人的审查、批斗是对他（她）的挽救，很有必要。朱师母的这种做法，既使人诧异于她的天真，又令人敬佩她的勇烈。”（朱东润《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版，章培恒《前言》3页）但是，邹莲舫却因丈夫朱东润的所谓“问题”而在家属区遭到反复批斗，后来被逼著每天带病扫街，她不堪折磨，含恨自杀身亡。
亲人间的敌视：从政治到感情
在家庭成员之间“划清界限”，普遍是出于政治利益上的考虑，为了表示在政治上站稳了“革命立场”，或为了不受政治上的牵连影响，在严酷的时代氛围中不得已而做出“站到党和毛主席一边”的表示。许多人在表面上“划清界限”之后，感情上仍然与受到批判处分的亲人保持著联系或暗中的关怀、思念。然而，在一个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被政治所操控，政治因素很容易影响到家庭生活中的感情。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上的分野，一旦发展到情感方面，就会成为亲人间真正的、无可挽回的决裂。当年像章含之与前夫洪君彦的分手这样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作家周而复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帮”后，其歌颂上海“三反五反”运动的“主旋律”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被打成“大毒草”，他的妻子便出于“站稳革命立场”的原因与他“划清界限”，坚决要与他离婚。据周而复回忆，1973年8月，他终于获得专案组准许，解除了长期的“隔离审查”、“监督劳动”，可以回家了。他回到了早已不是自己的“家”的家，原来五间一套的住房，已在他被押赴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后，被前妻主动退掉了三间。退房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收，告诉她：高级干部的问题未做结论前，待遇不变。劝她不要退，现在退房容易，将来再要房子就困难了。但“她认为已经‘完蛋’的人，还有什么‘将来’呢？坚决退掉。”连公家给周而复配备的书桌、沙发、椅子等都一齐退掉。周而复回来后只得到旧货店去另买一张书桌。“从‘五七’干校穿回来的衣服，既旧又脏，需要洗澡换身衣服。我打开衣箱一看：过去出国访问做的西装少了，问她那套灰色西装怎么没有了？放在什么地方？她说：‘我改了女式服装，你这一辈子还想穿西装吗？别作梦了！’……在她眼里，我注定完蛋了，一辈子完蛋了，彻底完蛋了，连穿西装的资格也没有了，还谈其他什么哩！”她甚至还对周而复在京期间的活动进行盯梢、监视，向有关方面汇报。（周而复《往事回首录》，载《新文学史料》2001年4期129─134页）如此的决绝，真是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著名学者顾准的家庭悲剧更是时代的典型。顾准在文革前夕被第二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妻子汪璧被迫与他商定协议离婚（双方组织均未批准），妻子作出的这个决定主要是为了保护子女们不在政治上受到牵连影响。但是子女们却真正从行动上和思想感情上与父亲“断绝关系”，实行“彻底决裂”。文革中，顾准经历了奴役式的劳动改造和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孤独地承受著苦难。他的母亲与三妹和妹夫住在一起，妹夫施义之（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坚决不准他与母亲见面。他九十高龄的母亲只能通过六子陈敏之悄悄表示对顾准（顾是她的五子）的关心。顾准的子女们则对他敌视到憎恨的程度（因他们已视父亲为“阶级敌人”，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1969年底，顾准要随工作单位经济研究所下放河南息县，离京前他两次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见妻子一面，这时“组织上”才不得不向他通报了其妻已在1968年4月自杀的消息。他要求与在京的孩子们见见面，组织上同意了，但却被孩子们拒绝了。1974年11月，顾准病重住院，自知来日无多，提出想见见孩子，顾准的六弟陈敏之给顾准在京的子女写了言辞恳切的长信，并分别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能去医院看望父亲，但孩子们仍然拒绝与父亲见面。顾准希望他的幼子重之能回来照顾他，并借此沟通感情和思想，而重之给六叔陈敏之的信中却坚定地表示不会回来，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著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当顾准知道重之不会来时，他已经垂危的病情立刻恶化了。（陈敏之《顾准和他的儿女们》，丁东、陈敏之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390页）
文革结束后，顾准的子女对当年的行为都追悔莫及。顾准的幼子重之写道：“这个家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一切所留下的痛楚，将永远刻在心上，今生今世也永不能平复了。”并表示他将“永远怀著负疚和苛责自己的心情向上。”（同上，391页）顾准的大女儿反思道：“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的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陈敏之《顾准的最后十年》，顾准著，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383页）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传统家庭关系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破坏，只是十年社会大动乱中的一个小小的侧面，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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