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也即中国私人订户最多的报纸，新华社的《参考消息》隔几天就会有整版广告刊出，向国人介绍天价礼品。这些天价礼品从四万元一支的镶钻钢笔到二百万元的金钻手表，再到八千万元一只的工艺瓷瓶，不一而足。八千万元一只的瓷瓶被命名为“国瓷七五○一”，原因是这种生产工艺是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份为毛泽东使用瓷器而专门研发的。
如果一个贪官拥有一只八千万的国瓷大瓶，那麽他不仅可以将贪贿所得转变成顶尖级珍宝，而且还能满足对毛的模仿欲。这样的一举两得也大大地缓释了贪官们的罪恶感，也使他们的贪贿有了更加透明的标价。
买宝人的公关活动
在国家炫富意识下催生的顶尖级奢侈品，究竟归哪些人拥有？就目前的情况看，一般是由巨富商人购买，而後用於公关活动送给与他们商业活动有关的权力人士。如浙江的一家丝绸印染厂所购买的四支三点九九万元的镶钻金笔“是送给环保局负责项目环保指标鉴定人的”，他们用这样昂贵的专用笔在文件上签完字後，钢笔就归他们“留做纪念”了。
一款价值二百万的黄金机芯丶镶钻表盘手表的购买人，则是为承揽一项国家重点项目的辅助工程而做此开销。他要将此表送给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副主任，以便使自己的申请得初步的考察。精明的商人说：“我并不是全靠他一个人，而且後面的论证过程还很复杂。就算他不点名考察我的公司，我也买个报到资格，来日方长嘛！他退下来後，或许能帮我更大的忙。”
涉及到八千万元一只的国瓷大瓶，受访者拒绝透露其公关用途，而公司的高级事务主管则猜测说：“应当是送给九常委中的某个人，但要经过中间人送去。”这种说法或许是出於炫耀，但在另一方面则说明权力场运作代价之高昂。据知情人透露：该民企决意进入替代能源行业与国企一较高低，项目得到西部一位副省长的支持。该副省长不是省委常委，在副省长排名里也比较靠後，他希望凭年龄与政绩两项指标当上正省长。但是，政治局常委里没人出面说话，难以完成这个升迁。於是，民企老总决定拿八千万元一只国瓷大瓶去替他问路。
炫富行为的政治密码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财富体积不断膨胀，巨额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日甚一日，因此富裕阶层的炫富意识成了一种难以控制的表现欲。二○○九年最有轰动性的事件是：一位超级富豪的女儿组织了三十辆奔驰名车去机场接她价值四百万元人民币的藏獒爱犬，她的爱犬日均消费一百元，是中等城市普通清洁工人日均收入的三倍。
中国近邻新加坡曾有舆论提醒中共当局：“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不安定。穷人们会认为富人们不仅有钱，而且法律也会偏向他们。”事实上，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就是制造两极分化的体制──要麽是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如毛时代大量的政治贱民的屈辱生活；要麽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如江时代开始的权贵私有化造就了大量的经济贱民，今天中国五十岁以上年龄的人当中约百分之七十丶数量高达两亿六千万处於“一旦得了重病只有等死”的状态。
以一九九七年出现个人财富超过十亿美元的现象为标志，十多年来，这些人的构成大体如下：（一）他们约有一百四十人，其中五十人是中共党员；（二）他们当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与中共政治局委员及以上的高级官员，有私人交情乃至於亲戚关系；（三）这些人经常通过数额不大的捐助为非法所得涂上道德色彩，而借助慈善行为逃税丶洗钱已经成了他们的“小圈子规则”。
个人财富在十亿人民币以上，又比上述顶尖级富人财富少的亚富群体，是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支撑群体。由於这些人强劲的消费能力与盲目的购买行为，使得二○○九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全球一枝独秀，销售额比上一年上涨百分之三十。美国该方面的年度市场消费则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两相比较，奢侈品消费的状况正是“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一个写照。不过，这样的写照几乎完全不具备道德意义！
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腐
同一社会的所有成员原则上都有与他人竞争经济收入的资格，同时也要遵守社会整体认定的道德规则。但是，由於公权力一向缺乏监督，它所衍生的经济利益为少数人占有，社会就会出现道德失范惯性。比如说，全国几乎年年“扫黄打非”，但是色情行业是愈挫愈勇。许多从业者认为：贪官们靠权力换取经济收入，远没有她们靠身体换取经济收入更具道德性。真实的社会心态则是：同情色情从业者，因为她们尚能维持公平交易的原则；痛恨卖权从业者，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把公平交易原则放在眼里。於是，“笑贫不笑娼”便自然而然地为社会意识所接受。
“笑贫不笑娼”衍生出了“笑廉不笑腐”的官场生态。官员们利用权力捞钱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极少数自认清廉的官员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无能之辈。逢年过节，许多无权的基层小吏自己掏钱买些上档次的礼品炫耀性地带回家，向邻居们暗示“有人给我送礼”。这种表面可悲又可笑的行径实际上是一种广告行为，即为将来收受礼品打基础。
利用人情加权力博取额外经济收入已经是官场上一个无可更易的事实，媒体屡有权力官员借喜庆宴会收礼的“负面新闻”即是明证。如深圳市公安局的一位分局副局长为女儿结婚摆宴席一百一十桌，消费高达六十万元，收受的礼金则超过了一百万元。
喜庆赚钱容易，丧事也是一项重大经济活动，而且支出成本偏小，纯收入偏高。根据全国中等发达地区的情况看，一位厅级干部的父（或母）丧事纯收入可达一百二十万元，依此类推：县处级的收入约为九十万元，科局级的亦可达到六十万元。当然，这三个级别的官员一般是地方一把手（如县委书记或县长），或是重要部门的一把手（如财政局局长或税务局局长）。
中产阶层过着体面的奴隶生活
一般情况下，研究者们确定的低收入阶层主要指农民和就业无保障的城市工人。其实，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基数正在急剧缩小，主要标志是他们的资产不仅因危机而缩水，而且生活成本因通胀而增高。公司白领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但是自去年以来，这个阶层中的大多数就处於坐公交丶吃盒饭丶挤房贷的“现在进行时”当中。
休闲程度的大幅下降也是重要标志，一位公司白领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与《实话实说》专题节目关闭为借喻，描述自己的生活为：没有时间看书，也没有实话可说。一些中产人士更是坦言他们“过着体面的奴隶生活”，不满情绪难以平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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