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学生高考前的苦战
前不久南方周末报道：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解读“钱学森之问”时说：“中国的教育投资已经很大，人也很多了，师生比民国时期多了几百倍。但是，现在基本没有民国时期那些大师，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梅兰芳这样的演员等。”
我们抱怨中国没有举世瞩目的杰出人才，总是归结于教育不发达，又将教育落后归结于投资不够，于是大家一起呼唤“加大教育投资”。
这种逻辑多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教育投资推理过来的，乍一看似乎很严谨。可中科院院士朱清时教授的话点出了一些人的偏见所在，为什么不与自己历史上的教育情况进行比较呢？
果然，朱教授的与民国时期比较就说明了中国现今教育的真问题——教育投资不足是个问题，但比起教育体制的落后来又是小问题。
教育投资
一些人不能发现真问题，主要是口头上老“辩证”可到实际问题上就不“辩证”了。
无论和中国历史哪个时期相比，今天的教育投资都是史无前例的，可偏偏就是不出大成果，没有与以往大师相媲美的人物，没有一流的文化和科技原创力。
教育投资真的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再说一些教育投资都没用到点子上：大学动辄上千万元修建豪华校门，花高薪“请”一个外行校长领导内行教授，有教授“不辜负”高薪两年炮制200多篇所谓的论文。
当然，我们也可以与一些发达国家比较教育，问题是那也要辩证地比较，既要与人家比教育投资又要比教育体制。
质量孰重
人家创新发展，成果考核上看重论文质量；我们死记硬背，在成果考核上看重论文数量。
我们再大的教育投资只能培养出纸上谈兵的“优秀教师”“优秀学生”，却很难培养出像民国时期的那些大师。
现在许多国人只与人家单向地比教育投资，而忽视了教育体制的比较，当体制不对时你再大的投资恐怕也会白白打了水瓢!
的确，中国的教育投资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是有所欠缺，但前提是教育大方向得对，否则再多的教育投资也是白搭。教育投资不仅仅是投钱，更要“投”科学的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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