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日报报导称,表面上,北京当局破天荒的头一遭设立示威区,如破冰之举,但仔细观其细节,当局事前已给这个鸟笼式的自由设立多道“防火墙”。
报导指,将原本云集京城的各省上访民众清理出京城;异见人士被投入监狱,如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以及爱滋病维权人士胡佳等;对外地民众实行苛刻的实名制进京条件;为了阻止境外示威者入境,当局还收紧了签证的发放。这几道“防火墙”让民众根本无法到北京进行奥运示威。国际人权组织批评北京当局设立三个示威区,只是一种做骚之举。
有媒体报导,北京当局日前将市内乞丐和流浪人士强行带到救助站,被送进救助站的人员不准自行离开。这些乞丐和流浪人士须待至奥运完结后才能离开。
事实上,即使民众想示威,发表不同看法,也可能被秋后算帐或者提前扼杀。报导说,按照当局有关法律,要进行示威游行,公民必须提前五天向当局申请;申请人必须本人到场并提供他们的题目、可能的口号和示威者的预计数量等详细讯息。当局在受理示威申请的同时,便提前掌握了示威者的所有资料,随时可能采取行动。人权组织声称,如果遵照“中国法律”,示威人士相当于自投罗网。
北京当局一直反对外界将奥运政治化,但当局在处理相关问题上,却不断将奥运导向政治化。北京的威权体系,长期以来对游行示威、民众不满的声音采取压制,日积月累,形成“言塞湖”效应,最终会导致民怨溃堤。而当局想以极其高昂政治和社会成本控制。
据报导,今届奥运会,当局在北京的每条高压线、每个涵洞、每座立交桥、每个水库都超常规动员组织民众“严防死守”,不仅影响国际观瞻,而且费用巨大。
报导指出,奥运会包括残奥会的会期只有一个半月,北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奥运会过后会发生什么?奥运会代表一个转折点吗?北京奥运会让世界记住的是鸟巢的壮观,还是鸟笼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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