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并决定反右之后，毛却密令各级党组织加大动员鸣放的力度，让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充分表演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甚至在反右正式开始的前两天的6月6日，章伯均还在兴致勃勃地召集六大教授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开会，讨论高等院校的学潮和教育体制问题，为平息学潮而出谋划策。但6月8日，风云突变，一场疾风暴雨百花残的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
毛一声令下，中共各级组织和民主党派闻风而动。中共统战部、各民主党派、特别是章伯钧所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连续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以章、罗为首的右派反党联盟。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召开第十七次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仅民盟一个组织里，中央一级大右派就有61名，被毛泽东钦定的章伯钧和罗隆基成了头号、二号大右派。即便像黄炎培这样备受毛泽东关照的座上宾，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定为右派。
我对《顺长江》中记录的大小会议做过统计，从1957年6月9日到1958年4月11日，统战部与民主党派共召开过大小会议64次，其中，章伯均、罗隆基所在的民盟开会次数最多，仅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召开的会议就有23次。每一次会议的参与者，大都是6月8日前参加鸣放、帮党整风的名流们。6月8日后，这些人分成截然对立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揭发批判者，占大多数；一部分是被批判者，占少数。作为大右派的章、罗等人，不得不面对一次次口诛笔伐，两人参加会议的全部意义只有一个，认罪再认罪，检讨再检讨，悔过再悔过。
民主党派内的自我整肃结束后，心满意足的毛泽东才露面。1958年1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已经变成烂泥的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悉数到场，他们参加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表达对毛及中共的忠诚。会议最后，照例是毛的总结发言，他对民主党派作了五点指示，并给章、罗等大右派保留了某些职务和物质待遇，以示其宽宏大量。但是，整肃并没有就此结束，中共又在大搞"交心"运动，逼迫民主党派必须人人过关。这就是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的残忍之处：斯大林以消灭反对派的肉体为目标，而毛泽东不仅要消灭肉体，更要改造人的灵魂，也就是对被整肃者进行人格羞辱和尊严践踏。
1958年2月27日，各民主党派共同作出进一步整风的决定；3月2日，民盟中央会议推出一份《自我改造决心书》，以号召全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向党交心，103位民盟大腕在"决心书"上签名。最为惊心动魄的"交心"在3月16日登场，堪称反右运动中中国各界名流集体表演的最华丽最宏大的"效忠秀"：在中共统战部的组织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名流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召开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并举行了效忠毛泽东的大游行。与此同时，许多积极要求加入中共的民主党派大人物被婉拒后，居然满心愧痛。
接着，全国政协给章、罗等五十多名大右派弄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集中学习改造，其他民主党派的名流们则参加转变立场的整风运动，分为大鸣大放、大辩论、梳辫子（自我检查）和向党交心四个阶段。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每个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党交心。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交心运动中，无论左右都要交心。在章、罗等五十多名大右派的学习改造中，"他们一共交出8840条。平均每人170条。交代最多有黄绍竑、顾执中，一人300条以上。中等的有罗隆基、储安平，一人200多条。父亲交代最少，30条。"在参加整风运动的人中，"左派里，交心最少的是吴晗，8条。交心最多的是邓初民，206条。右派里，交心最少的是曾招抡51条。交心最多的是费孝通，282条"特别是那些积极向上爬的左派们，主动要求自我检查，带头的是胡俞之、史良、吴晗、千家驹等（《顺长江》P85－86）。
统战部在评价"交心运动"时总结说："各民主党派在交心运动中，贴了大量的大字报，通过自我揭发和相互揭发，深刻地揭露了中间派同社会主义相矛盾的阴暗的一面，大量地暴露了中间派不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言行。各民主党派在一般整风中，又对成员在交心中揭露出各种问题，作了分类排队，进行'梳辫子'，大辩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成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根本问题上，进一步划清界限，提高认识。总起来说，交心运动是民主党派成员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的一次总暴露，当然，从他们交出的问题看，表明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基本上没有抛弃资产阶级立场，这正是他们在右派进攻中向右摇摆、同情、附和右派反动言论的阶级根源。"（《无祭》P177－178）
在毛的突然变脸面前，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瞬间瓦解，太多的自贬检讨，太多的口诛笔伐，太多的落井下石，太多的效忠表态，曾经亢奋异常的名流们旋即变成一滩烂泥。甚至于，像沈钧儒这样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不仅在所有会议上公开表示效忠，而且他为了提醒自己不再犯错误，居然在衣袋里放一纸条，上书："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你是不是听毛主席的话？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你对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顺长江》P89）怪不得章伯钧发出"都下跪去了。"的慨叹。其实，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名流中，又有几个人没有"下跪"呢！区别只在于表态的早晚、积极与消极。正如章诒和所言："如果章伯钧不是右派，他也得签名，也得游行。"（P84）是的，在全国共讨之的舆论狂潮面前，在人人过关的威逼面前，虽然名流们的交代未必是出于真心，但被迫的下跪也是下跪，跪一次和跪N次并无实质性区别。
曾几何时，在章诒和眼中的父亲总是生气勃勃的，有野心、有能力、有人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投身政治，见过大世面，经过大风浪，不惧大危险，在挫折面前从不消沉。更重要的是，章伯均早年加入过中共，后来脱党变成民主人士中的著名左派，与中共的关系一直不错。章早年加入过中共，后因脱党变成著名民主人士，且是民主人士中的左派，与中共的关系一直不错。抗日战争时期，在陪都重庆，章与周恩来的来往很频繁。抗战后期，国共冲突加剧，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名存实亡。在国共之间斡旋的主要是美国人和民主党派。为了调节国共冲突，敦促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参政会，民主党派的六位代表于1944年7月1日前往延安，章伯均就是其中的一员（其他有黄炎培、傅斯年等人），中共当时对章的评价是："数年来，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不屈不挠，可谓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分子。"（《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闻黎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P340）1949年后，五十年代前期的章伯钧也得到中共支持，在政坛上也足够风光，既是交通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又是民盟第一副主席、农工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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