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合上书时，已过午夜。窗外一片死寂，远处的几点灯火在黑暗的撕咬下，挣扎着，忽明忽暗。它们的坚守换来的是将至的黎明，来自大自然的恩赐。然而，书中的那些上访者，他们的永不言弃却只会随他们苦难的灵魂一起葬入骨灰。可能明天，世界就会将他们的名字遗忘，但他们的所为却永远地剥去了遍体鳞伤的社会主义北京身上一小块遮羞布。
我凝视着封面上那个身穿白色孝服、拄着双拐的"冤死鬼"老人--一百多幅照片在脑海中有点混乱了，唯有这几乎浓缩了所有照片中人物的老人形象尤为刺眼。尝试着努力使自己恢复平静，心头却迎来一阵压抑。压抑，并非源于悲哀，而是源于恐惧。之前，当我在接触卢旺达种族大屠杀、9.11事件、伊拉克虐囚丑闻......这些报道时，不一样的肤色，不一样的语言，让我感觉一切似乎都很遥远、很陌生，多少也能聊以自慰。可今天，走入我眼帘的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黄皮肤黑眼睛，会使我联想到每一个我身边的人，因为我们都来自同一个民族，但他们却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境遇。
（一）
谈起上访，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击鼓鸣冤。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难免有冤假错案，更何况是封建社会。但至少对那时的百姓而言，他们拥有"击鼓"这样一种直接的途径向上述说自己的冤情。"实际上中国古代君主认为冤抑难申，‘天子'便会遭天谴，正是如古代皇帝的罪已诏，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允许直诉天庭的基本原因"。然而在这一点上，难道摒弃了君主专制的现代中国就会不如封建时期的中国吗？
如今，国家司法、行政和监督机构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繁冗的官方手续，都成了上访者漫漫上访途中避不开的绊脚石。很多上访者都是在诉诸于各市级政府部门、各省级政府部门无果的情况下，才被迫跑去北京的。可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纪委......各信访办眼中，他们还是一堆烫手的山芋。正如中国国家信访局一位高级信访官员所言："......国家设立信访办，就是要让你们跑来跑去的......"
据估计，全国每年大约有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人次上访，两千万到三千万起上访案件，而最后能获得公正解决的大概只有0.2％。"......这是个制度性问题，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中国）人口问题只是表面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对前现代的制度不能以现代宪政的标准去要求......"只有当三权分立的框架被完全确定，同时公民也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这些问题才有望解决。
虽然可以看到，"一些上访者对所涉及案件的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了如指掌，有些方面，熟悉的程度赶超专家"，但他们却始终忽略了一点：他们的对手是一个国家。他们所期待的正义只是悬在驴脑袋前面的胡萝卜，看得见，但可能永远吃不到。美国"时代"杂志曾报道了2001年湖南省蓝山县一个县高官的亲戚，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在自己父亲的劝阻中，将一个农民15岁的儿子活活砍死，却没受到法律制裁。其中有这样一段评论："Justice can be elusive in China, but villagers in Hunan province are bringing out the dead in an effort to get it.（正义在中国是很难懂的，湖南省农民拿死者的尸体拒绝下葬来试图得到它）"
（二）
我震惊于那些上访者的经历，既是由于他们的上访原因，又是因为他们上访时的遭遇。
国家修建水库（例如三峡），中央拨款的移民迁徙补偿金被地方官员贪污挪用；政府强行霸占或者廉价收购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用于地区的开发建设；在农村，当地的土豪劣绅通过黑势力管制镇压村干部和村民；执法人员对嫌犯严刑逼供，最后受害人或者惨死，或者自杀......
我们可能对以上相关的一些事件早有耳闻，所以也就见惯不怪了。可还有一些鲜为人知又令人发指的。
山东省桓台县聂桥村农民邢树贞在1972年被村干部滥用私刑阉割进行"肉体屈辱"，上访三十年无果；广东省深圳市前检察院书记员张世锋在1988年由于举报检察长办案舞弊，遭到报复，先被以旷工为名开除公职，后又被强行扭进精神病院四个月之久，上访十一年无果；2005年5月31日，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荣镇的王丽萍在已怀孕七个多月的情况下，被当地计生办强制人工流产，上访后却换来了一份背于事实的情况说明；2005年12月6日夜，广东省汕尾市政府动用武警和坦克，与白白失去土地而又上访无果的村民对峙，官办新华社报道说："是村民先用爆炸物攻击武警"，导致武警用枪"误杀"三人，误伤"八人"......
不知为何，当我读完这些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容不下对他们的同情与悲哀了。难道我的袖手旁观，我安乐于这社会中，不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残害吗？ 2006年年底前，在北京永定门幸福路周边有一个"上访村"--几排破房子和一些用废纸板和塑胶布搭成的用于睡觉的"盒子"。这里的"村民"来自于全国各地，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使命--上访。其中还不乏职业上访者，上访成了他们生活中仅存的信仰。
然而在北京，上访之路几乎就是一条不归之途。上访者首先必须要躲避跟踪而来的警察的截访。如果被逮着，轻则被遣回老家，拘押于看守所，重则还要遭到毒打。如果躲过了截访者，或者没有截访者的，这时他们的上访之路才刚刚起步。每天求助、周旋于各信访办，但这些几乎都是徒劳的，他们不过是一群处于"稳定压倒一切"政治策略下的被欺骗者。于是有些人寄希望于直接向"领导"申冤。几年前，来自黑龙江的兄弟三拎着父亲的人头在中南海西门跪地喊冤。为此中南海震怒，派人赴黑龙江调查，由省到县，查出一批涉案罪犯。当然，这是极少数的幸运儿，更多的人则被各部门机构的保安阻挠、驱赶，或者干脆被押往看守所，甚至进监狱或精神病院。另外，还有些上访者在接受了境外媒体的采访后，"莫明其妙"地被送进了监狱。
"死在北京，自然结案。"进京前，每一个上访者都以为在那能找到为民作主的"青天大老爷"，那儿是他们理想中的天堂；殊不知那儿才是埋葬他们希望和灵魂的坟场。可能最后在临死前，他们自己都不明白是升入了天堂，还是埋入了坟场？
"中国信访观察家认为，在政府当局空前残暴的镇压下，大规模地上访以后不可能再出现了。个别的，即使是想上访，也被掐死在萌芽状态。显然，上访者进入遗产行列了。"2006年11月19日，北京的上访村被彻底扫荡，看来最后还是北京胜利了。
-------------------------------------------------------------------------附：
上访者之最
整理自"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
最成功的上访者：
1996年5月3日，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政府"在未获得哈尔滨市政府的拆迁许可，未办理拆迁手续、未同动迁户居民达成协定的前提下就匆忙拆迁"，遭到众多群众动迁户的反对。而动迁户周起财的家被疑云密布的大火烧光，母亲被烧死。
数年来，周起财状告的哈尔滨市政府已换四任市长、三任书记；状告的黑龙江省政府已换两任省长、两任书记。他为此状告七个国家部门，被北京法学界称为中国民告官第一人。
因为国际新闻传媒的发声，惊动了党中央。当局派遣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周起财从北京铐回后，他不得不与当局签署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协定。协定规定，由南岗区政府一次性付给周起财二百二十万元安置补偿费。条件是必须撤诉、不跟任何新闻传媒来往。如有违约，"除须退回领取的全部补偿费外，还要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这是第一例（作者杜斌关注上访者七年来）"皆大欢喜"的上访案件。周起财也是第一个因为上访而"发家致富"的上访者。
最勇敢的上访者：
2001年6月13日，来自中国最北部边境逊克农场的农妇刘杰在北京最高检察院举报中心，与接待员发生争执后，遭到两名不明人士的毒打。旁观的上访者急忙拨打110。赶来的警察却将她押送至看守所。最后，她决定依照宪法相关条款状告最高检察院。
北京法律专家称，刘杰状告最高检察院一案，将成为国家公权侵犯私权、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宪法诉讼第一案。
最"幽默"的上访者：
河北省彭店子乡柏状村农民郝树青，五年来连续上百次向地方与中央多级部门反映村里的违法乱纪和干部腐败问题。上级有关部门多次要求地方政府进行调查处理，但始终没有结果。
2002年5月30日，郝树青再次找到乡纪检书记李荣义反映问题。"你找镕基吧，"李书记以讥讽的口吻说，"我给你开个条。"李书记写下的"批示"内容是："请朱镕基同志接待一下郝树青同志，然后派人去查清郝反映的所有问题后把情况汇报一下。"
郝树青果真拿着这张"批示"到北京上访。朱镕基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北京的传媒很快将此事披露。在他还没找到朱镕基总理接待之前，那个挥笔痛快写"批示"的李书记，迅速被上级主管部门撤销行政职务。但郝树青申诉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最慈善的上访者：
陕西省靖边县的马国成，用自己经商多年赚来的九十万元，办起一所孤儿学校。收养来自贫困农村的四十六名孤儿。他希望孤儿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县教育局赞赏他的义举，正式颁发给他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但当地政府却以他收养孤儿给县里经济发展"抹黑"为由，决定吊销其办学资格，学校被强制解散。
上访五个月无果。
最有预见的上访者：
甘肃省迭部县的孙小弟，曾经在国营792矿工作。自1989年起，为维护矿上两千多人的利益走上了进京维权上访之路。
他举报自己工作过的国营792废弃铀矿被当地官员私下开采和销售、生产设备被拆除变卖，造成核放射性污染肆意扩散的恐怖事件。中央的信访办对他反映的情况都很重视，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的日子不多了，"他说，"因为我已触犯天条--出卖国家秘密。"
上访十五年无果。
2005年4月28日，孙小弟的女儿发现父亲突然失踪，音讯全无，下落不明。
最有毅力的上访者之一：
河南省郑州市的谢水泉，从1951年开始上访。因为房屋和坟地被村里的恶霸强占，全家十八口人在外流浪。1965年开始进京告状。
上访五十一年无果。
最无辜的上访者之一：
陕西省西安市铁路职工李慧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奉命执行党组织安排的"政治使命"--陪到西安视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跳了一次舞。
后来，刘少奇出了事，她也遭了殃，被"造反派"捏造成社会主义国家"最危险的阶级异己分子"。揪斗审查，关押十年。冤假错案被平反后，政府给她的赔偿待遇受到克扣。她到北京铁道部信访办上访时，又被自杀的上访者引爆的炸弹炸伤。
上访四十年无果。
最为上访者怀念的人：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是中国政府第二任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反对以坦克和枪弹镇压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大学生而被迫下台。
在向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上，八九百名参加过赵紫阳逝世吊唁签名的上访者，无一人得到遗体告别准入证。他们同抗议人士、激进分子和"敏感人物"一样没通过国家信访局和安全部门的政审。
几个冲破封锁线的上访者，在便衣警察和武警林立的葬礼外，头披白色孝布，扯着"紫阳精神永存：向腐败宣战"的横幅，失声痛哭。"赵紫阳总书记为了老百姓，受到迫害，无处上访，"上访者说，"他是中国最冤的人了。"
最令人痛心的上访者：
每一个上访无果、死在京城的上访者。不管他们是疾病饥饿致死，还是自杀被杀，都是中国畸形社会形态的牺牲品。
上访者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群体，是畸形社会形态下的产物。对于北京，如果我们始终被它光鲜的外表、动人的声音所蒙蔽，那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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