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一个中学教师家庭，父母分别是本县第一中学最资深的数学教师和英语教师。文革前这个县一中的高中毕业班都是由他们把关。我自小的梦想，就是进大学，当科学家，建设祖国。以我的学习成绩和家庭条件，我早就把上大学看作顺理成章的事。
小学四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基本停了课。后来虽然复了课，我们也升入中学，但原来６年制的中学被改为４年制，且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军，学工和学农上了。我的高小到初中这一阶段的知识，基本上是父母在家教的和自学的。再后来高考也取消了，改为推荐上大学。权势家庭的子女，自不用说是“近水楼台”，就是“地富反坏右”子女，也还有希望去竞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尽管少得可怜。像我这样不“红”不“黑”的，被推荐上大学的希望就非常渺茫了。但即便如此，因受家庭的影响和自己的兴趣所在，学业也还算没有荒废太多。特别是１９７３年曾传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考大学的说法，又让大家看到了一线希望。一时间勤奋苦读蔚然成风。可没想到“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一纸白卷，彻底扑灭了青年学子心中的希望之火。
然而，县一中在老教师们的坚持下，对教学质量还是抓得很紧。记得我们高中毕业考试时，为了防止学生作弊，每场考试前全体学生必须先在教室外排队，由主考老师随机指定座位。考试结果一公布，包括我在内，全班只有５个学生门门及格。这５个学生后来除一人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外，其余４人都参加７７年高考，３人被录取，一人因家庭政治原因落榜，但７８年其父右派平反后考入更好的大学。
１９７３年７月高中毕业后，对我来说唯一的“必由之路”就是上山下乡。我来到离县城十多公里远的一个贫困山区大队当知青。因干活卖力，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好评，几个月后我成了先进知青典型。半年后大队需补充一名搞农业科技的干部，我便成了一名大队干部，当然身份还是下乡知青。
在大队干部里，大概就数我文化水平最高，因此除了我的农业科技工作外，大队的许多文案工作都交由我“能者多劳了”。多干点活我倒不在意，但最可气的是大队把推荐工农兵学员人选的事也交给我具体经办。当年推荐工农兵学员的程序是所谓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在推荐过程中，不正之风愈演愈烈。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当年那句家喻户晓的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因为我家就在县一中，县城附近当年就这么一所中学，这个大队的中学毕业生我不仅都认识，而且知道他们的实际文化水平。对于不学无术，想靠父母权势进大学的人，我打心眼里看不起。那时我们大队有一个刚从援老（挝）民工部队转业回来的姓张的青年，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经过在部队（援老民工部队属准军事编制）的锻炼，实际文化水平（特别是文科写作能力）决不比大队里几个高中毕业生差。他转业回乡后安心农村，任劳任怨。一次我指挥水库抗洪抢险，在别人都犹豫不前时，他挺身而出，愿和我一起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二百多米深的泄洪涵洞。我们用斧子劈，炸药炸，最终疏通涵洞，排除险情，保住了水库大坝及下游沿岸十几个村庄的人民生命财产。在点燃炸药撤出涵洞之前，我让他先撤。但他说他在部队有爆破经验，让我先撤。这种通常只有在电影和小说里才能见到的情节，在那一时刻我是亲身体验了。最后我们一起撤出了涵洞。就在我们撤出涵洞后几秒钟，随着一声巨响，呼啸的洪水卷着大石块断木桩从涵洞口喷涌而出。我们成了过命的朋友。我认为他是我们大队最优秀的青年。在接下来的工农兵学员推荐工作中，我竭尽全力，帮他修改申请书，给他写了很好的推荐意见，顶住各方压力，最后他成功进了省农业大学。经过三年的刻苦努力，毕业后留校任教。为这事我得罪了一些人，因为我没有按他们的安排把权势家庭的子女推荐上去。有个干部子弟的知青为了绕过我这道“障碍”，转到其父权势所及的大队去落户，第二年就顺利被推荐进了大学。然而我心里很坦然，我并不认为这是徇私情，我是有效地利用我手中的“生杀大权”为人民做了件好事。
至于我自己，那就是“卖盐的喝淡汤”了。我能在推荐别人时起一些作用，但自己却连想上大学的想法都不能露出来，倒是后来公社党委副书记代表组织找我谈过话，说是已经为我安排好了入党以后的职务，希望我在这里再干两年，改变这个大队的落后面貌，然后就推荐我上大学。说心里话，我很反感当时农村工作中的有些极左的政策，不想再充当这些极左政策的执行者。因此当１９７５年底有招工指标时，我提出了申请。看到我去意已决，加之我的工作表现和成绩，领导也没有太为难我。这样我就成了一个水电站的学徒工。
当了学徒工，上大学的希望就更渺茫了。据说这个电站推荐工农兵学员人选已经安排到５年以后了。但我始终坚信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这个信念鼓舞着我，我从未间断过自学。在两年半的知青生活和两年多的工厂生活中，我自学了一些大学文科课程。在大队工作时，学数理化不太方便，别人看见会说你不安心扎根农村，但学文科就好一些。晚上不开会时，大家打扑克，我看书，别人也无话可说。回家探亲时，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我都泡在教我高中语文的车老师那里。在他的帮助指导下，我系统学习了几门大学文科基础课程。把参考书目中所列文学名著的绝大部分都想方设法找来读了，从希腊荷马的史诗到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从唐诗宋词元曲到中国近现代小说，读书笔记写了十多本。卅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记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序言中的一段话：“于世界文库之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辞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德之歌德，英之莎士比亚乎。此四子者……”。到电站工作后，数理化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看了，因工作中也需要这些知识。
１９７６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势向好的方向迅速转化，潜意识告诉我，机会即将来临。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新华社等各大媒体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那个凭关系走后门上大学的时代终于结束了，这一天终于让我等到了。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上旬，全国５７０万来自各行各业的考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各个考场，接受中国现代史上竞争最激烈的十年一届的高校入学考试。据说最初报名的考生近２０００万，直到临近考试，意识到这次是要玩真的，大部分报名者消失了。我来到县一中考场前，感慨万千，这是我当年上课的教室。我回来了，经历了数年的蹉跎，我昂头挺胸回来了！望着操场上黑压压的考生群，我并不发怵。我相信，我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本县考生的前５名之内，因为我是有备而来。我相信，只要能真正贯彻《关于１９７７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我就能进大学，“白卷英雄”再也不会得势了。
当时全国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因此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没有实行全国统考，而是各省分别命题。我省语文考试的作文命题有两个：“青松赞”和“攻书莫畏难”，后一个命题取自叶剑英元帅的一首五言绝句。我拿到考卷后，犹豫了两三分钟。按常理，只要能够巧妙地堆砌词藻，用第一个题目易于写出一篇悦目的文章，我有这个自信。第二个题目显然便于抒发感慨。从小的志向，数年的屈辱，报国的热忱，我这不正是有感待发吗？就它了！题目既定，思绪纷来，下笔千言，一气呵成。其它几门考试也基本顺利。
过了一段时间，传来一些消息，说我县一位考生得了全州作文最高分。据说这是全州唯一一篇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用错一个标点符号的作文。大家一致猜想是县文化馆一位专业作者的大作。春节前夕，喜讯传来，我被本省最好的工科院校第一志愿录取（我之所以没有报考文科，是因为１９７７年右派尚未彻底平反）。上述高分作文也被确认是本人所作。这篇作文随后被选入《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一书，由省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我的高考作文是该书的第一篇，并配有一篇篇幅远长于作文本身的点评文章。评文中的益美之词，令我汗颜，深感唯有努力进取，方能报答这些评卷老师的知遇之恩。这本书前后印了２０多万册，在随后几届考生中小有影响。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曾读过甚至背诵过我的高考作文。在我高考成功的鼓励下，年长我４岁，已然打算在一个乡村小学安心做一辈子小学教师的姐姐，又重新发奋，于１９７８年考入师范学院，现今是一所省重点中学的数学特级教师。弟弟妹妹也相继于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考入大学。弟弟现在是一个中等城市主管经贸工作的市领导，妹妹是加拿大一家大银行的高级职员。身为中学教师的父母也因我们兄弟姐妹及其他学子的高考成功而深感自豪，备受敬重。
１９７７年的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改变了很多家庭的命运，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其意义决不仅仅是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而在于自建国以来第一次给了所有年青人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要知道“公平竞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何等奢侈的字眼。近年来，取消高考的呼声不时响起。诚然，以分数为准的现行高考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学生饱受考分重压，苦不堪言。其实这并不是高考制度本身的问题。只是高考制度在我们这个环境中被严重扭曲，亟需改革，但绝不是取消。现今的腐败之风远甚于文革时期，一旦取消高考，中国的大学两三年后会是什么样子，那是不难预见的。而且它将给整个社会带来道德精神上的不可估量的危害。当年老百姓当中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中国人只有在两件事情上可以真正做到人人平等，“高考面前人人平等，癌症面前人人平等”。话不中听，但寓意深刻，它映射了老百姓对和谐社会，平等社会的企盼。(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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