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劲松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10：00，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
审判长看他一眼，说“现在你先听从法庭的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
书记员立刻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入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原被告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包括一个国家部委，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是一场关于五角钱的官司，他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五角钱不合理，所以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两年多时间，他打了7场这样的官司－－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
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
他于是起诉铁道部，国家税务总局……一次一次。
“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的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帕克斯是美国一个黑人女裁缝，1955年12月1日，在蒙哥马利市，42岁的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按照当时的
惯例，美国南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占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黑人部分最前排的她让座，遭到了拒绝。
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恐吓黑人让座时，坐在前排的其他三个黑人站了起来，唯独帕克斯倔强地牢坐不起。
如果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她厌烦了她和其他美国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她成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黑人，然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1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是当时仍名不见经传的牧师马丁·路德·金，这个名字后来被冠以反种族隔离斗士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荣誉。这场运动的结果，是1956年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事实上，她并没有组织或领导50年前那场民权运动，她只是在适当的时刻表现了一个平凡人的勇气，而这种勇气迫使整个国家重新审视并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
五十年后，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我问郝劲松。
“公民。”
“公民和普通人的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能正直地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这样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他打赢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
但他说起他乘车时，乘务长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你现在要还是吃完再说？”
呵呵。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了自己权利所做的斗争。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只是一张纸。”他说。
我停顿了一下，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34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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