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十分感谢刘新亮先生对拙著《将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的建议》一文的认真阅读，和对“正名”工程相关的理论问题的严肃思考和探索，这对帮助中华民族从以往的历史悲剧和目前的价值紊乱中走出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认真拜读了刘先生的文章之后，一方面感到不能认同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但另一方面，又感到刘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绝不仅仅只是其一个人的观点，它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长期以来受党教育的老同志，在改革开放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认识。对这样的认识进行分析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视域，逐渐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和桎梏中超越出来。
刘先生的观点，主要是建立在这么二个判断之上：一是所有的18、19世纪的社会思潮都是“以消灭私有制作为立说之本”的；二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思潮相比，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有着更加充分的肯定，其他的社会思潮要求立刻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则是强调要等到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成熟之后，才“最终消灭私有制”。基于这二个判断，刘先生得出结论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悲剧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听从马克思的教导，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成熟之前，就开始消灭私有制。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所以，“正名”是为了让执政党重新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首先尊重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到其充分发展成熟之后，再消灭私有制，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就是，应该等到资本主义这头猪，长肥长足之后才可以杀猪吃肉，毛时代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猪还没有长足的时候就将其杀掉了。
在笔者看来，刘先生的二个作为前提的基本判断明显都是不正确的。一是“消灭私有制”非但不是18、19世纪所有社会思潮的“立说之本”，而且也不是所有左翼思潮的“立足之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边际效用学派形成于19世纪的中、下叶，整个以保护私人产权为核心的，为现代资本主义辩护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都是在18、19世纪形成的。即便是在左翼的思潮中，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以尊重私有制，而不是以消灭私有制作为前提的。
所以，将如何对待私有制，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的话，在人类的各种政治思想体系的谱系中，马克思主义是最激进地要求消灭私有制的一个。最温和的左派是在尊重私有制的前提，提出用税收来调节贫富；再激进一点的左派，想消灭私有制，但其采取的手段是和平的议会道路；马克思主义则非但要消灭私有制，而且提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式才真正可能消灭私有制。所以，它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人类全部思想体系中，最激进和最极端的左派。
中国社会从 “三大改造”开始，一直到 “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悲剧，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核心理念全面改造中国的结果。中国历史上，不乏专制暴政的例子。但是，就如哈维尔指出的那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极权主义，和传统的专制主义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
经过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极权主义之所以具有传统专制主义不具有的巨大能量，主要是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赐。在传统社会中，每一个统治集团打下江山之后，也都要重新分配财富，但是，这种再分配的范围总是有限度的。即便是“均贫富”口号叫得再响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夺取政权后，也没有力量去剥夺所有人的私有财产。因为，没有人能够想象一个消灭私有财产后的社会如何运作和存在。
但是，马克思在耗费毕生精力发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后，他宣称可以用人的理性的科学计划，来替代盲目的市场，因此，在一个消灭私有产权的社会中，经济非但不会崩溃，而且可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结果，马克思的理论，鼓励了一个以暴力夺取政权的集团，名正言顺地以最彻底的方式洗劫了社会中的全部财产，再以权力加以重新分配；他的阶级斗争学说，则以是否认同私有制为界，将整个人类分裂为你死我活地进行生死决战的二大阵营；他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以及自诩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的“致命的自负”，则鼓励了他的信徒在掌握权力之后，以不加节制方式加以使用，并且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约束地残酷地对待自己的敌人。这一切都是导致毛时代悲剧的理论和思想根源。
事实上，上述这些观点，在一个开放社会中，都是众所周知的政治常识。所以，在刘先生的文章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以如此自然而然和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称：“消灭私有制”是一切社会思潮的“立说之本”！当然，我们可以说，这首先是由于思想视野的封闭造成的，由于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系统完整地传授过任何一种其他的价值体系。所以，难以避免地会出现，到《共产党宣言》中，去寻求“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证明的黑色幽默。
但是，最让笔者感到心情沉重和忧伤不安的，还不仅于此，纯粹知识上的缺失是很容易弥补的。最关键的是，从文章急切地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热忱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它的作者对一个消灭了私有制的理想社会的最终降临的真诚向往和殷切期盼。也就是说，文章的作者已经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最纯洁的道德理想和最虔诚的精神追求，和一个你的我的浑然不分的共产主义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一切，正是长期以来极权主义的理想教育的结果。
在这儿，我们也看到了，整个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向自由民主主义转型的“正名”工程的真正困难之所在。它不仅仅是常人所认为的只是有权者为了捍卫既得利益而不肯转变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对大量长期以来，已经习惯性地将自己最虔诚的超验信仰和一个消灭私有制后，你的我的浑然不分的共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民众来说，（对他们来说，允许私有财产的合法化和永恒化，就等于是将人类的自私、冷酷和邪恶合法化，从而使人类的精神永远堕落于地狱之中，而不在有可能接近纯洁无私的天堂。）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理想之后，用什么来填补其信仰失落后，造成的精神迷惘和心灵创伤。
在《正名》一文的第四部分中，笔者着重论述了，在一个你的我的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中，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公民认同和超验认同，作为道德精神的基础，但是，真的要使这些文化样式在中国社会中成长起来，需要一个相当艰难和漫长的过程。
最后，我想说的是《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一文作者的思想观念，实际上要比中共目前的官方意识形态更接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已明确允许私有制在现阶段长期存在，至于在未来的高级阶段要不要再次消灭私有制，中共尚采取了存而不论的回避策略。而刘先生则明确表示应最终消灭私有制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假如这样的话，共产党就无须改名，因为，它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最后实现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社会作准备罢了。而无论正名为“自由民主党”还是“社会民社会党”，都意味着对私有制的永久性的承认。
200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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