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器官移植离法制化还很遥远
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令大多城市旧貌换新颜，但也如明星整容，面部拉皮虽然掩盖了岁月，但表情僵硬没有了表现力。不少城市因为建设失去了历史风貌，也有不少“文物古迹”被再造，以假乱真。
“成吉思汗陵” 坐落在鄂尔多斯高原, 被蒙古族奉为民族缔造者的成吉思汗的遗物被蒙古人世代供奉已经将近800年, 但2004年开始当局同开发商开始扩建改造令民怨沸腾。当地文物当局说改建旨在令“成陵”景观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更相称，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也给开发商人和开发官员带来无限的商机和利润。
蒙古人在八个白色毡帐中祭祀成吉思汗的做法，是在成吉思汗去世后，其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后开始。忽必烈汗, 成吉思汗之孙完善祭祀制度，从蒙古各部选500户专门负责祭祀，被称为达尔扈(户)特人。
中日战争期间日军逼近西蒙地区后，国民党政府为与蒙古共同抗日，1939年5月武力劫持八白室文物转移至甘肃。文物途径西安，10万人隆重祭奠。1954年 4月，成陵从青海被移回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但是1956年完成落地建筑后，中共政府取消了传统的移动毡帐祭祀方式。 1966年9月，被世代达尔扈特人保护将近800年的成陵文物在红卫兵打砸抢中被毁。
文革后当局为了修复遭到破坏的民族关系，“成陵”在1979得到修复。但是随着成陵旅游收入增加，当地政府把成陵及周围80 平方公里的，达尔扈特守卫了数百年的绿洲卖给一家即非达尔扈特人，也非蒙古人的私营公司搞商业开发。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该公司老板计划新建一座规模更大的陵墓建筑，取代原有的成陵。
为成陵捐赠过成吉思汗铜像的贺福元认为，私人开发搞得过火，在蒙古人当中造成恶劣影响，但仍属于商业行为失控，没有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说汉商开发背后有政治用心。由于私人圈地开发成陵引起蒙古人广泛不满，当地政府在2004年一度曾经非常紧张。据BBC报道, 很多蒙古族维权人士被捕，互联网中有包括成吉思汗、乃至上街等关键词语被屏蔽，蒙古国的流行乐队在内蒙的音乐会被临时取消，以防止学生聚众抗议。
今年73岁的沙日勒岱是仅存的几个继承了传统祭祀的达尔扈特人，他说，成陵没有达尔扈特人做祭祀就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成陵的核心是达尔扈特人萨满通灵祭祀仪式，就是这种活的传统和信仰维持了几百年，成陵的传统大于建筑和陵墓的外在形式。
纽约城市大学的蒙古学学者布拉格说，成陵传统被淡化，部分原因是学界片面注重所谓“科学物证”，许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到在蒙古国寻找成吉思汗陵墓，而被达尔扈特人维系的活的传统被忽略。
中国民族历史研究因为涉及多民族国家的法统问题所以一直十分敏感，内蒙古尤其如此。当局在内蒙古大建蒙古学研究中心，当地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其背后用意在于同北部邻国蒙古一争短长，要表明世界蒙古学中心在中国。他们说，改建扩建成陵的政治动机恐怕也在这里，毕竟世界蒙古族人口的大部分在中国的内蒙古。
中共出于对港、台和海外华人的统战需要，以“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类华夏文化概念代替中国各民族的集合体，引起少数民族非议。蒙古族学者茂傲海说，既然黄帝进行官方主办的公祭仪式，为什么成陵不能搞公祭？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初期，“炎黄子孙”和“成吉思汗的子孙”是两个被并列使用的概念，后来这两种提法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新概念。
来自美国的BOLGA说, 您可以到内蒙古去看一看，在那里的蒙古人们不懂自己的历史，学到的只是中原、中华史。不懂自己的语言，会说的只是汉语，民族文化教育几乎被埋葬！一般牧民的年收入只有250美元！蒙古人不能公开提倡自己的文化，搞集体活动，哪怕是成吉思汗的诞辰也不允许搞纪念活动！这就是内蒙古可悲的现实！有专家称：再过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内蒙古的蒙古民族文化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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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5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上报道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惨案：罪犯王朝阳及三名同伙（均在逃）将乞丐仝革飞勒死，通过医生陈杰联系了武汉同济医院，欺骗医生等人是刚被执行了死刑的囚犯，让其将肾脏、肝脏器官摘取，获赃款1.48万元。
德国之声中文网深入追踪《南风窗》最近报道的杀害乞丐摘取器官的惨案，发现本应对此案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的武汉同济医院及涉案医生既没有受到法律追究，也没有表现出道德上的反省，而是以把一个无关紧要的副所长免职应付了事。这样惨无人道的犯罪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器官市场的混乱，医学界在贪欲驱使下的纵容，和政策法律的不健全。
中国制定了第一部器官移植行政管理条例。卫生部发布了《人体器官移植管理暂行规定》，明文规定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并规定医疗机构临床用于移植的器官必须经由捐赠者书面同意。中国器官移植问题专家认为，这一规定虽然填补了行业立法的空缺，但是离法制化还有很大的距离。
卫生部颁布的暂行规定将于今年7月1日起生效。这一条例从医学和伦理角度，对从事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以及医院的资格做出规定。湖北省武汉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中心的陈忠华教授认为，虽然这一规定填补了中国器官移植法规的空白，但是离真正意义的立法还相差很远。他说：“目前出台的条例是一个准入制度的方案，是解决移植中心、机构以及医生个人的资格认证，也就是什么人或什么单位可以从事器官移植的问题。严格来说，这仅仅是立法当中一个很小的步骤。”
陈忠华教授说：“目前的管理条例仅仅解决了准入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器官移植来源和捐献的问题。尤其是在目前的主流器官来源，即亲属器官移植来源、脑死亡之后自愿无偿捐献来源以及无心跳尸体来源，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指导意见。此外，这一条例仅仅是卫生行业内部的一个规范，对其它行业，例如司法部门，却没有约束性。”
多个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中国从事死刑犯器官买卖。人权组织的统计显示，99%以上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不到1%来自亲属捐助。英国独立报近日报道说，中国的一个肾脏可以卖到五十万元人民币，一个肝脏的价格甚至超过130万。该报称，中国许多医院的墙上张贴着写有手机号码和‘肾脏’ 两字的纸条，而且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钻中国法律不健全的空子。
对现在中国器官移植法案出台进展缓慢，陈教授分析说：“主要困难在于不受重视。器官移植法案对人大来说是一个“小重心问题”。中国每年移植器官的人数在五千到一万之间，所有病人累计起来也就几十万，对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小问题。这就导致相关立法长时间被忽视。”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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