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包产到户把农民重新打回成一盘散沙的时候，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
当工人罢工的权力静悄悄地从82年宪法中消失的时候，也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
当老左派们因为反对资本家入党而被全面封杀话语权的时候，也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当初我只觉得这帮人言语无味在重复无聊的老八股，只有在看到包身工甚至奴工伴随着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卷土重来的时候，我才明白无知的是我。这些经历了旧社会的老人们，也有他们的道理--至今我读他们的文章也还需要捏着鼻子耐着性子忍受那些我依然本能反感的语言，但我不得不承认，当初的我比他们错得更离谱，所以，在他们党八股的文字后面，有值得我学习和思考的地方。)
当国有企业大规模减员增效，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媒体上肆无忌惮的叫嚣"为了接轨不惜牺牲三千万老工人"的时候，也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
当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中国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精英阶层，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或者策划着这种种改革，或者推波助澜大声叫好，或者一无所知而又兴高采烈的享受着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好处。
两三年前一位国内的学者在私下谈话里说"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政策基本是失败的：前十年是释放积累，后十几年是剥削弱势群体"。我吃惊之余不很理解。是的，由于做义工过程中接触到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农村教育医疗大面积崩溃，知道许多地方污染之严重，但那时我还以为这些都只是简单的分配问题，怎么能说这么多年发展失败? 毕竟，北京上海深圳直追伦敦纽约，是谁都看得见的。我们这群人的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增长更不必说了--中国私家车增长的速度，连美国人都在惊叹。
可是，当我看到越来越多因为撤点并校失学孩子们渴望的眼睛，当我接触到由于拿不到应得的工资节俭到一年只用十度电的退休工人们，我一次又一次回想起这位学者的话。最后，了解到许多宏观数据和现象后，我不得不承认：他基本上说对了。这个大论断的全面论证，不是这篇小文可以容纳的，简单说几点：1、从深圳特区建立起，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广东省上交国家财政的，只占该省GDP的0.4%--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依靠如此低的税收运转。与此同时， 在许多东三省的老国企里，国家征税高达80%以上。原来，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是靠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才如此风光。东三省重工业体系全面破产最大的原因，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罗列的国企的种种原罪(比如工人有了铁饭碗就犯懒之类)，而是国家政策的杀鸡取卵--哪怕是微软，恐怕也经不起长达十余年的如此高征税。2、最近评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全部都是1976年以前完成的。 3、中国经济，尤其是高端，越来越被外资控制。2002年，外资企业的产品占了中国企业出口总额的55%。现在已经增长到60%。根据中国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统计（制药，航空器，电子，电子通讯，电脑和医疗设施等行业），外资公司在1998至2002 年的出口额从74%提高至85%。但也许更令人瞩目的是，同一时期他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额从32%提高至45%。(更多的数据和分析，请看GEORGE J.GILBOY 文章《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
在这样的宏观数字面前，中国经济的维持，越来越需要农民工，甚至被绑架的孩子和残疾人，拼血汗甚至拼性命，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有着国内或者国外名校的学位，是某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自认为是真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山西的黑窑主不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们越来越和国际接轨的收入和消费，认为这是我们的才智和能力换来的。可是，请看一看想一想上面的2和3，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无论是科技上的自主创新，还是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成绩是不及格! 作为整体，我们收入的增长，不是因为真正的贡献，不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所谓先进生产力，而是因为我们在中国越来越不公平的分配格局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既得利益者不只是官商勾结的黑心老板，官员们，也包括我。尤其是我们的学位以及由此而来的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比如教育经费向城市以及高等教育倾斜集中，过去二十几年越来越变本加厉。可是，对于向我们提供了这些资源的中国老百姓，我们的回报是什么? 甚至不要说回报，我们对他们有最基本的关注吗?
黑窑事件的揭发，和大多数人不同，我没有震惊，而是欣慰--这个存在多年的问题，终于揭出来了。我所知最早的个案，是在十年以前，一个朋友的家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有一个已成年的唐氏痴呆儿，在九十年代早期走失，家里多方寻找及悬赏近一年后找到，被卖到北方某省私人小煤窑里做苦力。后来再次走失， 至今没有找到。拜胡温新政建立和谐社会之福，这个存在了十多年的不和谐终于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让我震惊心痛的是我们太多人来得太晚的震惊心痛。你也许不知道黑窑的个例， 但广州火车站治安之混乱，黑帮之盛行，80年代末就已经不是新闻了。山西黑窑的问题，和广州火车站的问题，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们冷漠，我们无动于衷，我们中有些人甚至引经据典在报刊杂志电视上大讲"这是发展必须经过的阵痛"，只因为我们不需要在那种地方讨生活；哪怕不得不在那种地方经过的时候， 不象许多第一次坐火车出家门打工的半大农村孩子，我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终于，几乎二十年后，我们震惊了，我们愤怒了，因为我们突然发现，底层的苦难，也可以蔓延到我们身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被绑架去做奴工的可能。这，就是对我们将近二十年冷漠的惩罚! 我们现在的震惊和愤怒，多少有一点天真得可耻的味道。我们的冷漠和无知，没有借口。
不止于冷漠和无知，我们中还有不少人积极参与甚至主动策划了对来自底层声音的封杀。那位一句"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政策基本失败"惊醒了我的学者，是我们之中有良心而且觉悟得早的，但至今他只能在文章中对这种观点有所暗示。如果明白写出来，在今天的中国，不必任何政府官员说一句话，甚至哪怕有政府官员出来说他批评得对，只怕学术界和媒体也会自发自动对他全面围攻和封杀--因为这种观点太不符合主流学术精英和媒体精英们的利益了。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几年前《读书》杂志发表高默波《高家村》一书的序言就引发了一场大风波。这位出身江西农村的学者，至今父母兄弟姐妹也还是农民或者农民工。他在这本书里描述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高家村从1949年到今天的历史。在序言中，他以详细的事实和数据，描述了八十年代初高家村教育，医疗以及公共生活大规模的倒退，并做出了发人深省的分析和反思。南方某著名报业集团为此组织大量学者全面围剿。但是这些人都不能够反驳高默波提出的铁的数据和事实。于是该报业集团找到XX部，一顶"为文革翻案"的大帽子扣下来，一纸不争论的禁令，全盘封杀高默波一方的声音。恐怕是同样的原因，《高家村》一书尽管被不止一位海外中国专家誉为现代中国最好的村庄史，但中文版至今还没有出版。我们中许多人念叨了很久的自由主义教条"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高默波让我们许多人不太舒服的真话面前是如此的虚伪和不堪一击。顺便说一下，该报业集团在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是以敢讲真话，敢批评政府为民众鸣不平出名的。在"高家村"事件后，我不得不怀疑，这些批评，有多少是真正关心社会不平希望推动改善，又有多少是为了发行量，同时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某一方(通常是政府，或者是所谓低素质的民众)，洗白媒体精英们本身也是既得利益一部分的事实。
更不必说造成今日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我们这些读书人所掌握的媒体所起的推波助澜以及催化作用。二十多年了，我们一直都在宣传：无论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管他好人坏人，能挣到钱就是高人。步鑫生、牟其中这些改革开放时代的典型，最后挣钱都挣到监狱里去了，恐怕不是偶然。认真想一想，我们和黑窑主的区别不过是：我们有文凭，有话语权，所以我们凭着这些抢占了优势分配地位；黑窑主有权力，有暴力，所以他凭着这些也抢占了优势分配地位。这完全是我们当中的经济学家们这些年来一直推行的经济人理论以及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如此高深的理论，我们都推广实践到村一级了，绝对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普及奖。黑窑的苦果，我们这些会摇笔杆子从而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播种。
所以，在我们揭露别人的同时(人贩子, 黑窑主, 当地官员等等)，也拷问一下自己的良知。在过去二十几年里，我们是同谋，我们是帮凶，至少，我们同样分享了底层的血汗而没有给他们应该的关注。有什么样的精英，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口口声声说了将近三十年中国人素质低，今天我们应该想想究竟是谁素质低：素质低的，恐怕不是中国人的大多数--那些胓手胓足劳作，在过去二十几年撑起了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普通工人和农民，而是我们这群多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了不起的所谓知识分子，所谓精英，所谓新兴中产阶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二十几年了，我们脱离中国的底层和现实，推动欢呼着与国际接轨--政府也一直为此努力甚至不惜以牺牲底层为代价，终于，我们接回了一大堆鬼。今夜，是我们忏悔反思的时候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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