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求对话 为六四解禁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街头出现不寻常的枪声，大陆社会骤然变调，大陆人民期盼政府推行政治改革的希望破灭了，无数家庭的天伦温馨破碎了。对遇难人士的家属来说，那是失去至亲挚爱、痛断肝肠的日子；对全体华人而言，中共当局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和平表达政治诉求的民众开枪，则是难堪的历史耻辱。
天安门血案发生后，北京当局全力掩盖事情真相，也禁止死难者家属公开悼念亲人。为了揭开六四真相，一群死难者家属形成了天安门母亲群体，希望以理性和平的态度，透过法律方式，争取重新评价六四血案。
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表张先玲指出，18年来，天安门母亲积极寻访死难者和伤残者，搜集相关资料，提供外界深入了解六四问题；并且从1995年起，每年发表公开信，要求当局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对话，公开、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
今年6月3日晚间，天安门母亲之一的丁子霖，成功地前往小儿子蒋捷连在天安门遇难的地点祭拜，完成等待了18年的心愿。张先玲认为，丁子霖能够祭拜成功，是天安门母亲群体18年来努力的结果。张先玲又说，天安门母亲群体今年举行一场规模较大的座谈会，就未来努力的方向达成共识：『就是要在和平、理性、法治的道路上，来解决六四的问题，推进中国的法治化；然后，就是要提出平等对话，还有一个就是循序渐进，我们并不想一朝一夕来达到我们的三项诉求，但是，我们希望开始，能够快点开始，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
◎ 莫忘六四 追求真相
事隔18年，「六四」在中国大陆仍是重大政治禁忌，媒体不能报导，民众不能公开谈论，学校教科书也没有记述，当局全力封锁和天安门血案有关的一切讯息。
张先玲表示，中共当局为了逃避罪责，极力淡化六四，希望大家淡忘六四；但天安门母亲群体不会放弃为六四受害者讨回公道的目标。张先玲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能让大家淡忘，必须有历史的真相出来，这样才能分清是非，这样才能够促进他们把重新评价六四提到日程上来。我相信，在中共内部，也有一些明白人、也有一些健康力量，他们还是能够知道，中国现在要走民主法治道路的话，六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台阶，必须要早点来把这个事情解决，我觉得，越早解决越好。』
◎ 走出悲痛 依法和平抗争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原先都是在六四屠杀中痛失丈夫、儿子或兄弟的女性，后来陆续有男性加入，今天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已经成为六四受害者家属的代名词，理念也从小我延伸向大我。
张先玲表示，经过18年的寻访、抗争等努力，天安门母亲已经走出悲痛，现在心中充满了正义：『天安门母亲群体已经18岁了，也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的群体已经不是在悲悲切切的光是悼念自己的亲人了，更多的是，觉得这个悲剧不是我们个人的悲剧，是国家的悲剧、是民族的悲剧、是制度造成的悲剧，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悲哀埋在心里，心中就是有了正义了，就为了正义，我们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呼唤良知、寻求正义，然后能够在法治的道路上，来解决六四的问题，以推进中国向民主法治的社会前进。』
对于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的坚持，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十分肯定和敬佩：『其实天安门母亲群体是八九年以后始终坚持与当局对抗，抗拒那种对六四的淡化、抗拒极权的迫害，做得最令人敬佩的一个群体，她们从做一个母亲的身份出发，从人情与人性的角度，其实可以更精辟的展示民主的真义，也得到全世界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天安门母亲才是真正的英雄，如果说中国的民主力量应该得到一次诺贝尔和平奖的话，天安门母亲群体是最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她们代表的，正是用和平理性的精神来推展民主；我个人当然对她们不仅仅是敬佩，而且也始终是能够尽量地作出我自己能够作的贡献。』
◎ 担心政权不稳 北京拒绝平反
北京当局持续回避六四问题，更遑论重新评价六四血案，向受害者以及家属道歉和赔偿。中共政权究竟在顾忌什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指出，中国政府不愿意重新评价六四，和它政权的稳定有关，如果为六四翻案，那就是承认当年的作法不对，将会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林培瑞说：『因为，它不是个民主制度，它的合法性不是根据选举，它的合法性是，以它自己的说法是，根据它所谓正确的概念，「我们正确，我们领导中国人民是正确的领导」，正确一摇动的话，那它整个的合法性就没有了，这跟一个民主的制度是不同的。民主的制度里头有一个领导他是会犯错误，我某某决定是不对的，别人要求我承认，哪怕我承认的话，都可以；但是，这并不影响基本的制度的合法性。不过，中国的不是，中国的情况是会影响整个的合法性。』
◎ 屠杀人民罪证确凿 历史真相终将大白
根据当前情势，重新评价六四血案的主控权，掌握在北京当局手中，要为六四血案赢回应有的历史定位，显然还有赖相关各方持续不懈的努力。
林培瑞表示，对中共最高领导人而言，「六四」仍是敏感而且关键的问题，受害者及家属如果不断地向北京中央写信，将会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有力量的一个办法：『像丁子霖这种运动、受害的家属，当然他不能用暴力，这根本不能想用任何暴力，因为，他虽然弱小在这方面，但是在道德上，它的力量是相当大的，而那些最高领导心底也知道，他们也知道那些道德的力量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尽量提出来，不管是在国内、在国外提出来，还是有它的作用的。』
王丹则是认为，中共当年屠杀人民是铁证如山的罪行，北京当局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随著中国公民社会的日渐茁壮，民心的力量终将迫使当局面对事实。王丹说：『本来是一个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却被血腥镇压，事实确凿，很难去为自己做掩饰的，当局现在仅仅是凭著执掌国家政权，用暴力和谎言的方式，试图去压制这个事实，但是，这样的事实是不可能永远压制住的，当局自己恐怕心里也有数，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事实的存在，本身对中共就是一个极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早晚会使得它不能不去面对这些问题；第二个压力就是，中国社会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公民社会在不断地成长，当中国公民社会成熟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一定会把像六四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政治领域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要求当局去面对，这个压力恐怕也是不容小觑的。』
◎ 公正评价六四 和谐社会前提
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强调要建构和谐社会，但六四问题悬而未决，胡温政权面临严厉考验。
被中共指控为「八九民运幕后黑手」之一、目前流亡海外的中国大陆资深民运人士王军涛表示，中国共产党过去曾经为1975年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以及地富反坏右平反，但八九民运的诉求和过去的情形不同，他认为，六四问题不容易解决。王军涛说：『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有诉求的，它的政治遗嘱也非常明确，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所以，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在这点上很清楚，要不就不动1989年这件事情，如果它要想动六四这个事情，它就必须要改革自己的政治体制；从我的角度看的话，如果中国领导人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政治智慧和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愿望，想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话，那么，他不把1989年遗留的政治问题解决好，他是不可能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的；1989年的这个事情只要在那个地方，它的受害的这个伤口在继续流血，那些受害者如果再继续为它付出代价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在那个地方，中国没有和谐。』
胡锦涛、温家宝接掌政权之初，外界对胡温新政有相当程度的期待，但这股热度后来逐渐冷却；胡温政权能否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页篇章，目前还言之过早；但是，胡温如果能够在任内将六四真相大白于天下，为八九民运作出公正结论，那必然是向历史的最好交代。
来源:中央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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