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峻法都是对着老百姓的

按照中国官方的现行说法，十七大和奥运会以前，要努力“打造一个和谐社会”，或是要“营造一个和谐社会”。这种提法，起码在语义上就是荒谬不堪的。好像和谐社会不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要靠强力来“打造”或是精心来“营造”的。强力打造，必须仰仗强权政治；精心营造，靠得就是虚假宣传。而4月 29日，成都市公安局专门发布的《成都市公安局关于禁止违法信访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通告》，内中把千百年来无助的老百姓常用的下跪、举状纸等14种信访方式列为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就是以强权政治来“打造和谐社会”的最好说明。

令人疑惑的是，这么多的严刑峻法，为什么都是冲着民间社会和老百姓来的？岂不知“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有法律约束的权力更为可怕？群众有言，“年年反贪，前赴后继不怕栽” 。为什么不怕栽？就是栽的毕竟是少数，而捞到手的毕竟是多数。能爬上去的官员都是高智商的人，都会成本核算，一贪就栽，谁还去削尖脑袋去当官呀！现在，对社会上的访民冤民，法规条例倒是一部接一部地跟进，但对那官场的“贪”，倒是没有更具震慑的杀手锏。从社会学的因果关系来看，正是官场的腐败，才会造成底层百姓的冤屈，才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对“贪”，是要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的。

但眼下的中国，对官场的贪腐之风，不仅缺乏更为有效监督约束机制，甚至连法律也对他们也宽容的很，无可奈何的很。东窗事发前无人约束，事情败露后也往往化险为夷，因为贪官污吏凭借他们的手中权力和早就构筑好的关系网，处处受到包庇荫护，或是从轻发落，如前些年清理煤矿“官股”，某省有关部门就明文规定“凡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撤出投资，并如实报告、登记的，属于知错就改行为，不予追究”，也就是说对“官股”的来源、如何利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的，都可以一风吹了；还有前些时那个彭水诗案中，对下属打击报复，恣意侵犯人权，甚至把写诗人送进劳教所的县委书记，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还异地做官、“好官我自为之”去了，这官官相护，真算到了宽大无边、慈悲为怀的地步了。

按理说，在一个法制社会，上边的政府官员更应该具有率先垂范、为民先驱的榜样作用。可为了自身一党专政的巩固和权贵利益集团的需要，中国的法律在统治者眼里往往是为我所需时才出台的。为了“稳定压倒一切”，各地纷纷出台《上访条例》，而且是比着看谁更为严酷。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出台不了一个对政府官员有监督作用的《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催生不了一个对腐败有舆论作用的《新闻法》。但一涉及到下边，一具体到约束压制普通民众的法律，为什么就出台的那么快？

在官民矛盾日趋尖锐的今天，这种法律筹码的主次失衡和处罚措施的宽严失度，对官方所要精心构建的“和谐社会”来说，不会是一个好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