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旧法租界善钟路二百三十七号，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漂亮的洋房，原来也是国民党官儿们的公馆，可是，现在却给华东中共特务机关主要部门的「情报工作委员会」所占住了。
情委会是由陈一民、欧阳（即杨易）、马福和、张浩、陈伟才、张明操、丁正（即高方中）………等共有廿馀人所组织的。我奉调情委会叨陪末座时，已经是一九五 ○年初春了。当时，凛冽的朔风已经过去了，福开森路和霞飞路边的法国梧桐，那光秃的树枝上，又吐出嫩绿的叶儿了。想起离开北京已半年多，紫清一会儿来函， 希望我能早日调回京，一会儿又来函，说她怀恋江南，假如我不能即回京，那么，在一九五○年江南莺飞草长之日，她一定要南下了。唉，儿女情长，真令人「怕见 陌头柳色」了。可是，大家都在一股空想主义的革命热情下，许多年来，青春就这样消磨去了。
当我搬进善钟路二百三十七号，和情委会主任委员胡静波（即胡均鹤）一块儿相处久了之后，就使我有许多惊奇的，从前意想不到的发现。从他的面部表情上，从前 偶尔在某些场合和他碰上，他脸上总会呈现欣喜和微笑的，可是，后来慢慢便可以看出，勉强的欣笑下，是隐藏着沉重的忧郁的，表面上，似乎觉得他对他目前自己 所处的环境非常满足，但实际上，他是牢骚满腹的。更因为我和他有一点同病相怜的共通点，说话更容易投机起来。
他已接近「知天命」的年龄了，所谓「大革命」时代，他已经是一个火般热的共产党员，但在一九二七年清党的风暴里，他却给中统（当时是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统计 科，叶秀峰任科长）逮捕了。任何人，谈革命是容易的，但临到了生死关头，便难于遵从主观理想去抉择了。最后，他走上了自首求生道路。自然，跟着他自首的是 组织上对他严厉的处分──开除党藉！本来，照着人类一般的心理学来分析，他既已决绝于共党，而共党亦已摈弃了他，他为什么还会跟共党恢复关系呢？说到这 里，就不能不怪国民党的荒谬与错误了──这种错误影响，笔者也曾直接间接体验到的。国民党的衙门和官儿们，不论是个人态度和机关的传统上，对待这些共党转 变分子，总是像对俘虏般看待的，那怕是给国民党卖命了十年八年，但被涂在身上底俘虏痕迹，还是无法洗掉的，那怕他工作能力多强，但国民党各级党局，总是不 肯轻易给他大权的，总是不肯如待他们自己嫡系干部一样相信他的。在宗派倾轧如烈火般利害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内，他们常常是畏谗惧讥，英雄无用武之地，加上目 击国民党底贪污、腐化、无能，对政治前途的黑暗，绝望，乃迫使每个「转变同志」常常感叹着：「宁回老家受察看！不愿在国民党内活受罪！」于是，摸索回「老 家」的念头，每个转变后不久的人，又常常会油然而生了，虽然身在国特机关中可能一不小心，因被发觉而受到「杀身之祸」，但千千万万的人，却为了上述的许多 原因，而甘冒生命危险与组织接上关系。何况当中共未能达到全面胜利前，虽然表面上是「党纪似铁」，但在「利用主义」的原则上，对可能有所贡献的叛徒，还是 网开一面，让他（她）恢复工作关系，俾便利用利用的──但「利用主义」的原则，到了全面胜利后，便完全变质了，或者是利用一时，即给予「走狗烹」，或者又 学会了国民党「视若俘虏」的一套，给他们与精神上，物质上无穷的虐待，使他们不安于位，只好作远走高飞之想。而胡静波是在中统工作了十多年之后，才与中共 组织再接上关系，到江南解放时，他也为中共工作了十多年了。虽然他给利用得早，没有马上碰到「走狗烹」的遭遇，但从他脸上那沉重的忧郁，他是免不了受到被 「视如俘虏」那一套精神虐待的。
「假如我像你这么轻的年纪，而又在文艺工作中走过那么远的途程，我今天就要用尽一切方法，投身于全靠自己的创作来具体表现自己，来具体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了………」。
一天，午饭过后，我和他先后到花园里晒太阳，边翻阅着报纸，偶然跟他谈起「无形战线」这情报性的文艺作品，对我们政治保卫干部的教育意义时，不提防，他却 向我说了这样的话──这些话，言外之意，显然是一方面表示了他对本身工作的不满意，厌倦，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我底处境的关切与同情。
「可是，一再请求，上面还是不容许我变更工作方向…………。」
「上面的固执，确也使人有点为难！」他点着头说。
「还是请胡主委帮帮忙，给我多反映反映，照我的兴趣，我宁愿像姚雪垠一样，下工厂去，希望写点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或者参加土改队到农村去，使能反映一 点农民的真正生活和斗争，而不愿意当这个把情委，既下合兴趣，又毫无贡献，还受「历史清白」的同志们的奚落，唉！…………。」我把头摇几下。「还是请胡主 委帮帮忙！」
「就是帮忙不到的！」他也摇摇头了。「我除了情委会的正规业务外，一切我都是没有发言权的！你看得到，解放这么久了，但组织还没有把我的爱人（即太太）底 职业解决。而跟着杨部长由老解放区来的同志们，像石光同志的爱人便由组织硬插进待遇优厚的上海区铁路局当专员，张浩的爱人便由组织硬压进中国银行，刘然如 的爱人便由组织硬压进花纱布公司。其他如此之类的更不胜枚举，男的领全家供给，女的领优厚薪水，生活太舒服了。可是，像我这样的同志，却苦透了。你还幸 运，你的爱人在京参加了艺术工作，依我看来，你还是叫她在京给你多想点变更工作方向的办法吧，或者你多向杨部长直接提出！」
「不晓得杨部长最近对我的印象和批评怎样呢？前些时，王宁和田昆都为我提出，关于恢复我的党籍问题，而受到他一笔批驳了，要我还要继续充分表现再说，唉，真不知挨到什么时候才行？而我的爱人却在京恢复党籍了。」
「像梦一样渺茫！」他仰望着天空，缓慢地，拉长噪子吐着一串沉重的叹息。白云缓缓的流过半空，一字儿的雁行掠过云端。他用手指向天空「像它们多么自由自 在！……………陈同志，不要说你了，我恢复工作关系十多年了，现在的工作岗位是情委会主委，可是，党的小组，党的支部会议，我却没有权利参加──我恢复党 籍的希望，一样像梦一般渺茫！」
「可是，郭奕民为什么党籍又恢复得那么快呢？容正仁被国特逮捕后还出卖了大批同志，可是他恢复工作关系不到两个月，便恢复党籍了，这种不成文怯，我真有点不………。」我闷在心头的忿懑，几乎要冒出来了。
「客观条件不同呀！………」他冷笑了，我也发出会心的微笑。
其实，这些话是我挑逗他的，我何尝不知道，郭是老杨的宗派心腹，容是他的拉皮条高干呢。
胡静波是沉郁和寂寞的，他常常含笑地走出门去，参加部里的各种工作会报，他却常常愁眉苦脸地走回来，他除了历史上这点「不清白」的污点，饱受人们的歧视之 外，还遭受着杨帆及其嫡系干部，如一室主任石光，二室主任田昆等许多反情逆理的排挤。即使是职位低过他的二室秘书（兼情委）刘然如，也常常借端排挤他。这 种歧视、挂挤毫无疑问是以杨帆为「宗」的宗派主义精神在策动的。
一边是穷凶极恶的嫡系宗派气□迫人，一边自然是「不清白」的人们暗地里无形地聚拢起来，用各种曲折迂回的方法来对抗歧视与排挤。于是，在情委会内，宗派主 义的纷争，便不绝如缕了。因为情委会内的廿多个情委，大约五分二都是「历史不清白」的，五分一是由李、杨等从老解放区带来的，既是嫡系，又没有作过地工被 捕自首过的所谓「清白之家」。另五分之二则既非嫡系亲信，历史上又未犯过所谓大错误的（但小错误是可能犯过的），这些是无所谓的，但这派人中有些可能同情 「不清白」者的遭遇，尤其是主委也是「不清白」者，自然更引人同情。可是，有些却是要站稳了他们的所谓组织立场的，那自然是拍嫡系们的马屁。在这样的人事 素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情委会，难怪自始至终，吵闹纷扰，难解难分了。
论工作，假如情委会内没有这一大批「不清白」的干部，是可能毫无振作的，因为它是这两种人构成的：其一是那些原是中共党员，作地工时给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 了。被迫自首和参加国特机关工作了，可是后来又如胡静波一样秘密与中共组织恢复了工作关系。这种人潜伏在军统，中统，团统（三青团特工系统）蒋经国青年服 务总队之类特务系统内，陆京士工特系统，和宪兵特高科内，潜伏时期由三五年，十年八年至二十年的时间都有，今天奉令公开列身于共特机关，自然对原来侧身其 中的国特机关是掌握得非常清楚的，常发现逮回来的国特，是某一情委的老同事，老相识，只要让他们相见晤谈一番，真是形势比人还强，不管你是个立场怎样坚决 的国特，也不得不照事实坦白了──事实上，不坦白人家也清楚了。其二是那些原是纯粹国民党特务，或者又曾兼充过汪日特务，可是，后来给共特机关吸收了，于 是上表面虽仍是国特机关的忠实干部，实际上却是共特机关的间谍，这种人的作用，与前者差不多。这两种人，历史都是不清白的，可是，对工作的贡献，却是最大 的，而在情委会里人数也占了五分二以上，影响是钜大的。
虽然，在工作上能够与这两种人媲美的，还有纯粹由中共特务机关派遣进国特机关的干部，这种人，一边是历史清白，一边又是劳苦功高，而贡献可能与前两种人差不多，可是，培养这种的干部毕竟太费力了，所以，在情委会见到这样的干部并没有几个。
至于论权力，在情委会里，大权却落入一批对工作无多大贡献的，由老解放区跟着老板到来，骄横跋扈的嫡系干部手上。他们骑在前两种情委的头上，目空一切地横 冲直撞，有功便属于他们的，有错过便该由他人领了。情委会里五个工作组的负责者都属于他们，他们的党支部，党小组的会议，「不清白」的人们没有一二成有资 格参加。因为，如果没有恢复党籍，仅是恢复工作关兴，他是不能参加党的任何会议的。党的任何会议，对外都是秘密的，而情委会的党支和党小组，却可以检考、 批评、和秘密向党的上级反映任何人。势所必然的，他们不但操纵了情委会的一切业务，而且还控制和监视着非党员的胡主委，使他不能丝毫脱离与违反党的政策与 任务，使他个人像木偶一样被操纵。
因为对华东各种特工机构之情报业务，负责设计，建制与督导之责，是落在华东社会部的第三室身上。情秀会仅负责搜集情报，并立刻给予判断、整理、执行，因而 这五个工作组的编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点不同。加上中共是搜集内线情报为主的，对于用道听途说，傍敲侧击方法找来的情报，是向来不重视的，而且，是摈弃 的，因而，它便集中了军统系作内线工作有深长历史的人，编成一个工作组，是武装保卫性质的，主要对付军统系工作，由收集、判断军统系情报到布署内线，协助 对这一系犯人的初审，这叫做情委会第一工作组。组下再分若干小组，每组除若干名情委外，还有一些普通干部，但都是该系的内行人物。其他各工作组情况都差不 多。第二工作组是政治保卫性的工作组，主要对付CC派中统系与陆京士等工特系统的。第三工作组也是政治保卫性的工作组，但主要对付青年团及蒋经国系及一般 杂牌敌特等工作的。第四工作组是对付一般社会情报，尤其着重工商业与经济金融市场内潜伏敌特等工作，有着经济保卫的性质。第五工作组对付国境内国际情报对 象。
每个工作组内小组多少，是视实际情形而定的，有三四个，有七八个的。我奉调情委会工作后，因我在解放前被逮捕和被管制的机关是军统系的，照理，我应该列身 于第一工作组。但因为我在被管制期间却先偷偷与民盟，民革等附共民主党派往还，最后才获得谅解，设法与共党组织接通关系，而当时，刚刚因中共要加强对附共 各民主党派的内线控制，所以，组织上最后决定把我调进第二工作组。二组组长是胡主委兼任的，但实权则操在情委兼第一副组长张浩的手里，我虽然是情委兼第二 副组长，但不过是陪太子读书性质而已，还有情委兼第三、第四副组长呢。我到二组时仅有五个小组，一个是专门针对中统正规组织与干部而斗争的。一个是针对 CC系工运特务，如陆京士系工人福利委员会，自由中国工联，和季源溥的劳工协进会等而斗争的。当然，一般性的共党工特工作是同时由这一小俎去加强的。一个 是针对国民党各级党务干部而斗争的，一个是针对各种所谓反动人民团体及会门而斗争的，最后这一个针对附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而斗争的──主要在这些党 派、团体中建立内线，秘密监视他们的活动。这个小组长，便由我兼任了。听说，后来我离沪赴京后、二组逐步增到八个小组。
二组第五小组是不容易搅得好的工作，虽然除了外勤的内线工作干部外，内勤组员也有七八个人了，可是，由于它底工作的两面性──表面上不许在友党内、在亲共 的人民团体内露出建立中共情报内线的痕迹，实际上却是大力加强发展内线组织，使附共的民主党派一言一动，一下呼吸都掌握在中共特务机关的手里，各级民主头 目们的思想、生活的变化，也每刻钟被注视着。但假如那一个内线暴露了身分，或露出监视「民主人士」的痕迹，而引起他们的反感时，他（她）是要受到处分的， 而且，连小组的组长副组长都要受到批评的。上海是一个有着民主运动的历史性的地方，虽然红都在北京，可是各民主党派的二流头目，还是很多留连在上海的。
一九五零年春，我到情委会工作时，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人民救国会……等许多尾巴党在上海的机构，有的叫上海办事处，有的叫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 会，有的叫华东区临时工作委员会，下面再辖一个单纯负责上海市党务的机构。但业务几乎还是全由上面这个机构的人员负责的，除了民革、民盟、民建拥有多几名 党员干部外，有些简直除了招牌和「领袖」（？）之外，不要说党员、群众、便连干部也找不到几个人来点缀。可是，捧着已被中共「钦定」的招牌的领袖们，便可 以在海上尽情招摇撞骗了。
中共是奉信辩证唯物论的，辩正唯物论者是否定绝对的，因而，他们对于人，是不能绝对信任的，那怕对他们的老婆、儿女，那怕对他们的老干部，一样是不能绝对 信任的，自然，对他们打算利用于一时的尾巴党，当然不会绝对信任了。所以运用统战部来「统」之「战」之还觉不足以百分百地掌握他们时，便只好乞灵于社会部 的特工了。
当时，上任移交给我领导的内线关系，也是以民革、民盟、民建为最多，尤其是民盟，我也曾开玩笑地跟张浩谈起：「我们在民盟的高级低级内线这么多，再加上统 战部的内线──统战部的内线，由统战部领导，互不照会──几乎整个民盟的工作，就给我们替它做了。」胡静波和张浩都具同感。但对于民革，内线关系虽建立得 多，中共当局始终还是有点不放心的。因为民革的成分，几乎尽是失意的军阀、官僚，和投机政客，既善于拆国民党的烂污，何尝不可以又要那一套熟练的翻云覆雨 伎俩，再拆共产党的烂污呢？上海解放后，各地巴党都没有给共产党找过甚么大麻烦，可是，民革呢，花样就多了，首先是拱出什么民主联军的招牌，收缴了溃败下 来的国民党军不少械弹，接收酒店、洋房，为了争权夺利，在南京还闹双包案。害得李济琛慌忙派朱蕴山、周范文南下疏通弥缝，所以后来中共对于在上海的民革临 工会，上至高干如委员伍艺五，秘书陈印泉，下至中下级干部党员如骆凤麟、朱非员、马辑南等数十人，都逐步用各种方法秘密组织起来，受情委会二工组五小组的 领导，派专人分别跟他们联系，要他们经常供恰情报。主要如后：（一）民革的组织活动，与上中下各级干部的个人活动 ──个人活动除政治活动外，包括了私生活的一切情况。（二）搜集匪特活动情报。但情委会在什么地方，是不让他们知道的，我们只派联络员在外面跟他们晤面， 把情报收回来，把任务分发给他们。他们对共特机关莫测高深，而对他们自己的民革组织内同志则互相监视着，互相告状，互相攻讦。陈建晨虽身为上海民革临工会 主任委员，她自以为陆印泉是她和她丈夫郭春涛的亲信了，以为对他发几句牢骚，说说中共这样给她们过不去，统战部那样又不许可她们爽爽快快的干，要夺这样权 利又不行等等，自以为自己人谈谈，个中秘密是不会传到中共耳朵的。那里晓得陆印泉掉转屁股，便把这些话当情报送给我们邀功了。我们除立刻向上级反映外，自 然同时转知统战部参考，在必要时，自然便有反应了。至若有匪特嫌疑分子潜进民革希图掩护时，也常常逃不过这种情报员的耳目。所以，所谓附共民主党派，实在 是尾巴党而已。
民主建国会虽然比较单纯，但共特内线也多如牛毛，最好笑的是民建中央理事会理事，民建上海分会的常务理事（等于主任委员）身为杨卫玉嫡侄的杨拙夫，解放后 他给二工组五小组吸收了，他不但可以将上海民建的一切和盘托出，还把黄炎培、冷□、江恒源、包达三等一言一行报告进来。他是经常往还于北京上海间的，到一 次北京，便把黄炎培在京生活言谈报告一次，细至黄公馆在一九四九年冬天每天烧了几多煤，也列成数字报来。我们立刻把它报到中央去，以显示黄氏的奢侈。而在 民建中的反黄派──盛康年父子这一派中，我们也另培养了一批内线，以能接近他们，细察一切才行。所以，华东花纱布公司第二副总经理秦柳方（民建反黄派）利 用其喽罗（当然是民建干部）和纱布庄、纱厂勾结贪污了多少，经济保卫单位还未能详悉，而我们则已先了解了。中共这样如水银泻地一般的特务渗进与特务统制， 尾巴党那里能动弹一下呢。
由于任艺五、杨拙夫等重要性较大，所以杨帆和胡静波叫我除了交由一个组员专门跟他们联络外，最好能多找些机会跟他们直接碰碰面，鼓励他们坚持我们的立场， 作他们民革、民建的内奸。我今天脱离毛泽东匪帮的特务组织，向全世界来控诉毛泽东怎样以残酷阴险的特务统治来压制人民，压制盟友，压制党员、干部时，写到 这里，我真禁不住替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们耽心了。
此外，在华东的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的共特内线，虽然多少不一，但组织的决定是，不管对共党如何亲信的党派、团体，起码都要建立得两个以上的 内线，否则二工组第五小组便不能完成任务。我于一九五○年春接任这组织时，「起码」的基础已经打好了，我的中心工作是如何再扩大建立与加强领导。而领导的 成功与失败，按照组织的说法，主要便在领导干部有没有领导能力，有没有领导技巧，公式化一点说，便是主要的看你能否正确的掌握着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是怎样？空洞的说起来，是可以搬尽一切庄严，圣洁的辞句来堆砌的，但拆穿西洋镜，不过只在这样的几个肮脏、污秽的字义里──欺骗、利用加上威胁、利诱。
首先祭起所谓马列主义的八宝，把这些仅识得一点马列主义的皮毛的靠拢分子的灵魂夺掉，再灌进蜜汁般的甜言蜜语，欺骗他们说：如果他们肯提高一步，更进一步 的向人民靠拢，忠于共党的组织，那么，他们的前途，一定比现在更光明，更远大。明白的告诉他们，共党才是他们的大靠山，他们的民革、民盟、民建……迟早总 是要消灭的。那么，要这大靠山信任，赏识，就要靠他们自己好好的表现，积极的立功。表现和立功之道，除了顺便搜集匪特情报外，主要是要他们暗地里拆他们民 革、民盟、民建……的烂污，作他们原来自己组织的内奸了。为了达到欺骗他们上当的目的，每个内线的领导者，就要讲究吹牛的伎俩了，牛皮能吹得满天涨，而又 下马上破，那么，他纵使不很成功，大约也不致太失败了。
如果欺骗不大行──所谓不大行，是指某个内线分子工作得不大起劲，工作表现太少，而不是说他们受到共特机关遣派跟他有关系的人徵求他参加工作时，敢于拒绝 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看准了每个尾巴党派、团体中某个靠拢分子可作为情报工具时，只要派遣一个跟他有点私人关系的人去作说客，没有不马到成功的。因 为每个靠拢党派分子慑于共特机关的淫威，害怕抗命马上会受到打击，是没有人敢于不接受的，何况有些人还为共特机关的权威所炫惑，以为凭空获此好靠山，对自 己总是有利的。因而，一般来说，建立关系总是进行得相当顺利的。可是，关系建立后，这些买空卖空惯了的尾巴党派分子，天天给共特们催着要情报，催着要他立 功，表现时，他眉就绉了，他就会悔不当初了。可是，反悔吗？又不敢，唯一的办法，就只好以消极的态度，随便拾些不关痛痒的情报送上，希求敷衍塞责就算了， 但最讲效率的共特机关，这样就认为「不行」的。经过一再吹牛、欺骗，还是「不行」的话，又怎么样呢？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就只好使用威吓、胁迫这一 套了。
威吓、胁迫这一套伎俩，大约使用于民革的靠拢分子，总会生效的，因为，这批人如果真的不接受威吓、胁迫的话，横竖过去他们都曾在国民党当过一官半职，那 么，共特机关一顶帽子戴上去，他就只好琅铛入狱，那时，民革也管不了，便是李济琛亲自出马也庇护不了，而这样的例子已数见不鲜，难道，他们遇到共特机关威 吓、胁迫时，还不乖乖地屈服吗？只是民盟的书生，和民建、民促、农工……等等吃左倾党棍饭惯了的棍徒们，有的恃着本身「历史清白」（？），有的恃着「为人 民服务」（？）已久，有的更恃着有功于红朝，俨然以「侧座」人民功臣自居。于是，有些便不胜共特催迫工作之麻烦而怠工于前，有恃无恐而拒绝恐吓、胁迫仍不 肯积极效命于后，那共特们又怎么办呢？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妈的！不听老子的命，便是反革命！」
到了这步田地时，如果调查过那位尾巴党派分子，不是由统战部领导的内线的话──有时也不用调查的──那么，最常用的一套办法，就是给予「莫须有」罪名，关 起再说了。像民促上海临工会委员的马学伟，既是马叙伦的本家族弟，又是由马老头儿介绍进上海市教育局当一席中级职员的。可是，他就在我进情委会之前，为了 不接受恐吓与胁迫而积极当内线，便由二工组五小组签准杨帆将他逮捕了，罪名当然是「反革命」！事后，不但沪市教育局不愿理，便是民促和马叙伦来函查询时， 也给他们碰一鼻子灰。这个家伙辗转过几个审讯单位，吃尽苦头，最后送到漕河泾劳动营──集中营──去了。
有时，假如觉得面对着的对象，是值得慎重点处理的话，也许会在「利诱」这技巧上动动脑筋的。但用什么利来诱他呢？在社会部的预算下拨出一笔钱来么？共党对 待这种外围内线分子，便是给他一分供给待遇或一分薪俸也是不可能通过的。共特机关用钱虽涓滴之微，也是考虑再三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它掌握中可随意玩弄 的工具的话，刚刚它又需要你，钱他是肯化的。假使你又是它求之不得的对象的话，那么，它是可以在你面前挥金如土的，只是，你既在它的暴力控制下，那怕你有 大大的才能，也不过是一个不值钱的工具。因而，所谓利诱，最好是不用化人民底血汗──金钱──的利诱。
不化一文金钱，还有什么利可诱？有的，在共特机关的算盘上，认为在共党统治下的社会里，不化金钱的利诱正多着呢，譬如看中某一对象吧，你只要对他说：「由 于什么，什么原因，组织对于你可以放宽入党条件…云云。」那么，他便会颇感兴趣了。我从不少工作中，都体验到这是实情，这个问题，研究起来，倒也颇有意 思。本来，共党在地下工作时代，入党根制甚严，我们原则上是拥护的，因为那是为了防止敌对分子渗进组织内。但那时，不顾坐牢、杀头，矢志参加地下党的人， 与目前渴水混进「地上党」的人，用意十分九是两样的。前者不管他是自以为追求真理，或一时的受了麻醉，但动机都是纯洁的，而勇气更是可佩的。可是，今天在 红朝统治的地区，日夕钻营于入党的人，多数是为了争权夺利而已，尤其是在专制统治的社会里，一旦列身于党员之林，欺压人民的特权，便可以一天天增多地送到 自己身上。有了特权、名、利、财、色都可以获得了，我虽然参加中共工作有十几年，可是，过去除了奉调入校学习外，十分之九的时间，过着随时会被逮捕，坐 牢，杀头的地下党生活，特权的滋味没有尝到过。在这一次工作体验过程中，才省悟到：在中共统治区，严格的入党限制，就是提高了「利诱」的作用，但为了以此 来「利诱」某些人为它效力或效死时，它是可以放宽入党条件，让其雀跃三尺，如醉如狂地去效死而不自觉的──像「火线入党」，便是人海战术的原动力。
如果不给他这一项「利诱」，还有别一项不化一文钱的「利诱」吗？有的，但在共特机关刻薄尖酸的算盘上，对待它握在掌心中的工具，就是不支付它本身的金钱 吧，如果要通过它去请求共党别的机关，或反映统战部帮助他，使他获得实权实职的高官厚禄，也是不可能的，较入党为迅速地，使你现实的尝试到「利诱」的滋 味，通常就是立刻通过组织的决定，从四面八方来给你捧捧场，假如你是文化教育界中人吧，解放后自然是致力于改造思想的学习的，那么，报刊上可能捧你思想改 造大有进步，还会请你作一篇自我宣传文章，批准给你刊登出来，甚至于在必要时，还可以捧你为「学习模范」。如果你是工商界人士吧，或者会捧你为爱国商人， 进步工商业家。若刚遇纳税，购债，而你清缴了，那么，还可以捧你为纳税模范，或购债英雄呢！总之，一旦享受到甚么爱国、进步、模范、英雄之类称呼，在专制 统治社会里，众人皆受践踏而你独享荣衔，自然他距离获得财、利、名、色不远了，这又是「利诱」之一种。
至于对这种掌心里工具底最优厚的「利诱」，恐怕就是把他圈为什么慰劳代表，或者教育文化界代表，工商界代表，直至甚么地方人民协商代表之类了。只要甚么代表招牌一挂上身，自然身价十倍，名、利、财、色当然可以垂手而得了。
「正确的掌握着毛泽东思想的工作方法………」杨帆有一天庄严地指示着我。
「欺骗、利用和威胁、利诱………」我表面上点着头，心里这样想着。的确，我由一九五零年春天起，直至调回北京止，为了加强领导过去移交过来的尾巴党的内线 关系，而且，还为了要扩大这些关系，除了听任第五小组的同志们，尽情的发挥这一套外，有时，我自己也亲向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们，耍了这一套可耻的把戏，然 而，我心头实在是非常难过的，尤其是竺飞问题发生后，我更感到利用主义，工具主义的可怕，所以，后来也就冷淡了。
「你在上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选拔一些忠诚可靠的，而又与现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第一流领袖如李济琛、张澜、黄炎培、马叙伦、陈铭枢、蔡廷锴、张治中、 邵力子、黄绍□、刘斐等有密切关系的情报干部──经过相当时间的内线工作考验的，不论男女，都可将名单开给我，各附详细自白书一份。你协助二室田主任迅速 给予核定，即发给津贴，让他们自动设法，由他们自己团体中调到北京去──这是中央的命令，你必须绝对保守秘密，迅速完成任务……」。在一个初夏的早晨，杨 帆忽然找我去，这样命令我，又没有把企图宣布明白，开始使我满腹疑团，后来想通了，再经老田详细一谈，才搞清楚，原来中央是为了加强对各民主党派领袖的监 视，知道逗留在上海的各民主党派干部，很多是跟各该派的领袖有着密切关系的，也许中央感到这类干部不够用，才向上海「借重」的。
但是，这么麻烦的任务，是不容易迅速完成的，正所谓日夜寝食不忘地进行，也搞了二十多天才告一段落，──事实上只选到了十几名，其中女的也有几个。在现在 的记忆里，多数已淡忘了，只记得有一位是刘妙英小姐，十七八岁时曾当过李济琛的私家女看护，而且还跟他有过暧昧关系，但后来因他太太的吵闹拆散了，但任老 毕竟还算多情，十几年来还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抗战胜利后，初期，李氏留连在上海喊民主时，她适在中美医院当看护，原与一医生热恋，正谈婚嫁，但却恰任老 几度慰问，几番旧梦重温而引起该医生反感而拆伙了。刘小姐也在这时黯然离开了医院，但任老仓皇逃港时，却没有带她走，只托陈建晨照顾她。陈就把她介绍到一 家私家医院里当看护，听说她提起任老便悲忿交织，我们组里派出去跟她联系的女同志云英，对她这一切都了解得很清楚了，而且，有一次她还对着云英咬牙切齿地 咒咀任老。这些惨痛的经历，解放后更激发起她追求「妇女解放」的幻想，于是他也利用工作馀暇，追随陈建晨参加民革活动了。因为她参加民革活动在半年前给五 小组建立上工作关系，她不但报告了陈建晨和民革的活动，连任老亲笔写给她的两封信，也送到我们这里来了。她对共党工作的热情是火般热的，所以，当云英同志 向她提出这任务时，她马上接受了，云英还指示她，能够跟他恢复暧昧关系更好，因为这样子对工作更有利，刘竟兴奋过度落下泪来！「这个老油条如果敢对毛主席 和共产党存一丝一毫非分之想，我便啃下他这几根老骨头！」后来，云英同志对我说：「像这样珍贵的工作关系，你应该跟她见见面才送上她，好鼓励她一番，更提 高她的工作情绪。」到我和她见面时，除了跟她略谈一下工作之外，还告诉她：「曾一度充任过任老的私人医生的谭守仁博士，是我的朋友，他思想也很进步，对共 党也常露一片忠诚，现在正在北京，任老对他也很信任，可跟他联络，慢慢设法，把他也组织起来，那么，对任老又可以增多一分包围的力量了。」果然，不出我所 料，当我奉调回京后，知道谭医生也真的给她组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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