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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撤退命令，预定十月十七日午夜十二时，开始突围，但十七日清晨，六十军却开始叛变。而且是一个计划十分周密的叛变。曾泽生首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先扣押了反对叛变的徐参谋长和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和李的两个团长。
在叛乱的当时，曾泽生并且写了一封信给郑洞国，说明叛乱的理由，等郑洞国向他摇电话时，电话已经切断了！郑派兵团司令部的参谋长杨友梅访曾时，曾则闭门不见。
六十军叛变后，新七军和六十军，划大经路为界，六十军在大经路以东地区，新七军在大经路以西地区，互相警戒。中间则布满铁丝网和拒马。六十军的炮口，则对准新七军的司令部。
当时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正在患伤寒病，由副军长史说代行职务，史说是原先新一军的参谋长，他平时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所以新七军也就失去了主宰。
十月十七日，郑洞国召集新七军的团长，举行紧急会议，说明匪军情况和六十军叛变的情形，然后征询“打不打”的意见。但在夜里他仍下达突围命令。然而那个命令，却没有发生效力。原因是新七军所属的六十一师第一团团长李卓彧和第二团团长姚凤翔，已经和匪方谈判“枪缴械，人回家”的条件，不想再突围了！
十月十八日拂晓时分，叛变的六十军和共匪部队换防，共匪开始入城。这时李卓彧和姚凤翔的投降计划，也为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所接受。于是新七军也派了五个代表，由政工处长杨天挺率领，打着白旗，向匪军请降。
郑洞国自杀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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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国一直支持到十月二十日，他困守在中央银行，陪伴他的仅是三百人的特务营。在十九日那天，他曾一度准备自杀，当时他向中央拍了一通电报说：“曾部叛变，李部覆灭，洞国何为，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
据郑洞国的侧近后来告诉笔者说：郑国洞在十九日曾计划自杀，同时并与国防部派去的李萧两位视察官一道自杀。他们在办公室中，并每人写好一封遗书，各持左轮手枪一支。郑首先把堆在身旁的空投香烟，一脚踢开，然后躺在床上狂笑。但在几分钟后，他又把香烟拾起，恢复镇静。在邻室的李萧两视察官，见郑未履行协议，也就继续的活了下去。
十月二十日，一面白旗由第一兵团的参谋处长郭修甲举着，从地下室爬出来，向共匪请降。但这时却有一位无名英雄成仁了，他是郑洞国的中校副官，他拿了一挺冲锋枪，爬到中央银行的楼顶，向包围央行的匪军扫射，最后是他自己中弹殉职。从那时开始，长春沦陷了。
长春沦陷后，在沈阳所得到的消息，是郑洞国将军殉职，李鸿将军被俘，长春的守军没有像四平街一样，发生巷战。事后证实，部分是确实的，部分却是以讹传讹。不过郑洞国发给中央的电报，“誓与中央银行共存亡”一语，却成为当时各报的大字标题。
随军进入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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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失守前三个月，国军五十二军刘玉章的部队，曾经收复辽阳。那是在当时一切情势逆转下，国军的一次胜利，但也是在东北回光返照的一次胜利。不过在当时我们却没有回光返照的感觉，对战局仍然充满信心。
国军收复辽阳的日期，是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在军队收复辽阳的廿四小时后，笔者随同记者团和国军的后续部队，进入辽阳。第二天就坐军车，回到沈阳。回来后并写了一篇特写“再看辽阳”，刊在七月十七日的“新报”上。
我自沈阳逃难时，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出，仅逃出一条性命。到台湾后，却有一位过去在长春青年训导班读书的学生，把我写的“再看辽阳”的剪报寄给我。那是我手边仅存的过去写的一篇稿子。每当我读它时，都不禁热泪盈眶。回忆过去的年华，过去的遭遇，像似一场梦和一缕青烟。下面便是我当年所写“再看辽阳”的原文。
辽阳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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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收复的二十四小时后，记者团的车子，便开进县城，第一个接受记者访问的市民，讲的第一句话是：“昨天和今天，便换了两个天下，一切都像似一场梦。”接着他呆呆的望着我，不再讲下去，眼睛里像似有泪，但流不出来。
辽阳的市民，确是变了，他们像作梦似的，就换了一个天下。因为昨天和今天，他们完全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物变了，事情变了，连人们的脸，也都变了！
在这一变又一变中，记者感到无限沉痛。因为记者三十五年第一次到辽阳时，看到的笑脸与希望的表情，如今再也找不到了！那整齐的街道，和完整的楼房，现在也都变得凹凸不平，弹痕累累，如今辽阳的人民，在彷徨、在迷惘，像是新从牢狱里放出来的囚徒。在打算着未来的生活。
这个方圆十里的小城，虽然已经收复了二十多个小时，然而仍然死气沉沉。一些也打不出新生的迹象。街上的几辆三轮车、空着车子，兜来兜去，商店虽然已经开了门，但没有买主，街上走着稀稀落落的行人，也都没精打采，若不是有几辆吉普车，风驰电掣的跑过去，我们真会感到这是一所没落了的大院落。
辽阳的晚上，一入黄昏，便宣布戒严，一轮明月，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这寂静在古城上，远处再传来几声炮响，使人感到这是一座荒凉的战场。
今日的辽阳，像似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旧的放风筝人撒了手，新的放风筝人，还没有牵着引线，只有任着它在半空中，飘摇不定。讲经济，匪币已经失去效用，我们的流通券还没有运来，交易已经失去媒介。论行政，县府刚刚贴上一张白纸条，正为开会忙。一切显得杂乱无章。
浩劫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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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从三十六年的旧历腊月廿七日，攻入辽阳，已经占据这个小城五个多月，人们在恐怖中没有平安的过一个旧历年，共匪带给辽阳的是恐怖与饥饿，因为他们入城后，就开始搜括粮食，然后再施行配给，控制人民的胃。一位姓王的小学生说：他的爸爸，在腊月廿七日那天，辽阳防守战中，中流弹死去，于是他失去念书的权利，他眼睁睁的看着共匪一车一车的拉走城里的粮食，他和他的母亲也就从高粱米的生活，降到吃榖糠的生活。在作梦中他常常梦到他父亲告诉他死得很屈。他又说：他的同学，进了共党学校念书的，近半年来，除了唱共党编的歌曲外，也没唸到书。唸到的仅是：“不爱爸爸，不爱妈妈，只爱毛泽东和史大林。”
另外一位姓吴的老先生也告诉记者，辽阳被共党祸害完了，在这里没有了往日的文化气息，也找不到过往的繁荣，共匪留给辽阳的是富人穷了，穷人更穷了。一位中学教师告诉我说：共匪统治辽阳五个月零十二天，在政治上，用的手段是怀柔，因为辽阳城外，已经清算斗争，而城内则仍然没有开始动作。
在辽阳城，记者团曾参观了魁星楼，高丽门，车站，水泥厂，麻袋工厂，魁星楼的顶端，已被炮火打塌，在麻袋工厂的房屋内，看到了许多枪孔和弹痕，那些都是两次防攻战，所遗留的痕迹。在城墙下面，我们在一片瓦砾上徘徊，想到共匪所使用的残酷的“人海战术”。
一般说来，辽阳的市民，对共匪都无好感，他们痛恨共匪的极权统治，但对我们的政府，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欢迎。这件事由于记者团想找一家饭馆进餐时，在身后便听到有人说：“他们又来接收了，又来吃饭馆来了”，这种淡淡的讽刺，值得我们的接收人员深思与反省。
目前人民痛恨的是共匪的极权统治和恐怖，而痛恶的则是我们自己的腐化与贪污。再加上无能。但老百姓对恐怖的统治者共匪，要满脸陪笑，对腐化的官员们，也要满脸陪笑。谁来了便请谁升堂入室。一个市民说：共匪虽然充满罪恶，但他们有统治力量，政府虽然自由，却表现出不办事情。也就是因为这些，好多老百姓都在担心辽阳会不会保得住，和辽阳会不会再遭共匪蹂躏。因此他们在说话时，也只能说到适可而止，甚至在骂共匪之前，也要看看旁边的人。这些受难的青服民族，极其渴望政府有能力控制这个城市，永不再沦入共匪手中。
李运成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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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光复辽阳，首先进入县城的是五十二军李运成师长，这位讲话一口湖南腔的将军，在他的师部里，向记者团讲述收复县城的经过，他说：辽阳失守时，共匪从高丽门打入，这次他部队也先从高丽门攻了进去。他说，五十二军的部队，接到进攻辽阳的命令后，即澈夜准备，乘着暗夜，衔枚疾走，十五日天亮以前，渡过了太子河，向城东南角的麻袋，洋灰两工厂猛攻。不久就占领了上述的据点。同时更派出部队，由东城向城内伸展。另派一部份部队绕道南门堵击。这一“迅雷不及掩耳” 的战术，使城内共匪，走投无路，乃缴械头诚。然后他再派兵扫荡西郊和车站一带的匪军残部。他说：五十二军从攻击到占领，总计不过三小时，实在是历次战役中所少见的。
当时在辽阳指挥作战的，除了廖耀湘司令官外，还有刘玉章将军和龙天武将军，当记者团访问驻军高级司令部时，他们三人正在围看一张军用地图，研究今后的战略。廖耀湘将军表示：国军克服辽阳后，有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要由辽阳剿匪总部来决定。
当然，辽阳收复之后，地方上的问题，马上便要接踵而来，譬如县城的粮食，已被共匪拉光，吃的问题，如何解决。已经由共匪分了的四乡土地，如何处理。共匪在时，高粱米每斤售匪币三千元，我们收复后便卖到流通券十五万元。普通日用品的售价，也比匪币高到三十倍到五十倍，这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解决。
辽宁省主席王铁汉将军，比记者团早八小时，抵达辽阳，他指示县长，今年的田禾，归耕种的人收割，但当王志仁县长，召集地方人士开会时，地方绅士，极力反对，这一群土豪劣绅，实在是剿匪战中的一个阻力，有事时他们先逃，太平时回来捣乱。他们的脑子里，除了充满自私外，那里有什么国家，民族意识。这些人和贪官污吏勾结起来，刚好是共匪的爪牙。假如目前我们没有大刀阔斧的作风，说做就做的勇气，辽阳的残局就更难收拾。今日之战，已经到了组织对组织，干部对干部的时候，假如仍就像原先一样的腐化与低能，军队虽然打下辽阳，依然是一个累赘。
静静的太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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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车子经过太子河，河水静静的流，一只木船在摆渡行人，河北岸已猬集了一批赶着骡车，拉着家具，携着妻儿，等候回家的人，他们皱纹的脸中，露出一些笑容。
伫立在太子河畔，看那清可见石的流水和即将搭好的两座浮桥，我仿佛看到了辽阳的新生。车子跑在太子河北岸的公路上，随风飘来了麦香，远处有一望无际的高粱地。
车子经过长辛店时，看到了绕着这个大镇的老柳树，土围墙，一群农民，在那里替国军修路。农家的烟囱中，正冒着缕缕的炊烟。
七月的辽南，正是青纱帐起的时候，在吉普车上，我默默的祷告，愿上苍保佑这些良善的农民，永远生活在自由的生活中。
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时，也从未想到三个半月以后，沈阳会沦陷。不仅我没有料到，就是当时的东北军政首要，也不会料到东北会沦陷得那么快。
卫立煌和范汉杰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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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辽阳战场回到沈阳以后，辽西地区的大战，正在酝酿，锦州守将范汉杰将军，曾到了沈阳和卫立煌商量应付辽西地区未来的战局。
范汉杰是一个很坦率的人，我去看他时，他直率的说：假如卫立煌将军，对辽西的局势，表示关切，他将在沈阳多留几天，并且要到本溪和抚顺两个工业区看看，要是为卫立对他冷淡，他将马上返防。范汉杰也向我表示：锦州地区，存粮很多，只是兵力薄弱，但他所指挥的部队，士气很高，当局假如能用他的部队坚守城池，吸住匪军主力，然后以大兵团包围住匪军的主力，内外夹攻，在辽西地区，可以一举歼灭匪军。不知道卫立煌能否同意他的意见。
但在第二天，范汉杰却悄然返防，很明显的，卫立煌和范汉杰的会谈，并不融洽。后来从剿匪总部传出的消息说：卫范之间的会谈，不仅不融洽，而且卫立煌还拍了桌子。
后来锦州之战发生了，参谋本部给卫立煌的作战命令是：加速增援辽西战场，但卫却从容不迫的慢慢作着军事部署，对锦州的救援，比参谋本部的计划，晚了十天。而导致辽西会战的失败。使锦州终于在十月十九日陷匪。
锦州之战，发生于九月十九日，战事连续的打了三十天。那是一场惨烈的战争，而且打了巷战。
事实上，锦州丢得十分可惜，笔者在沈阳弃守后，化装逃难时，途经锦州，那时战事已结束一个多月，但看到的锦州城内城外，仍残破不堪，共匪军队所掘的地道，仍未填平，沿途山边一个洞连着一个洞，那是共匪躲避空军袭击时，所挖的山洞。由房屋被炮火击中，而倒塌的情形，可以看出当时战况的惨烈。
营口之行，中途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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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天，在各地国军节节失利声中，表现得最好的，仍是刘玉章所属的五十二军。他的部队在收复辽阳之后不久，又收复了营口，在营口收复后，沈阳的记者们又临时组团，前往采访，但走到长辛店后，得到的消息是，前面的公路，已被匪军破坏，车辆无法前进。于是陪同我们的军方人员，和保护我们的两卡车士兵，只好沿原途返回沈阳。
但在归途中，发觉情况，越来越不对了！于是走在前面的两辆车子，开始架起机关枪，并告诉我们，听到枪声响时，便伏身在大卡车中。同时把急救药箱，也递到我们的车上，告诉我们，如果同业中有人负伤，先用沙布包扎起来。在天黑下来以后，几辆卡车，全将灯光息灭。车队也缓缓而行，由于车上没有食物和饮水，真是又饥又渴。但却没有一个人畏缩。不过当夜风吹动高粱叶子的声音响时，我们就疑心到是不是有一股匪军，会从青纱帐中，冲了出来。
那一晚时间过得特别长，举头看天，天上的北斗星也仿佛改了方向。终于我们看到了远处城市的灯光，知道快回到沈阳了，当我们经过卡哨，经过守军盘查后，已经接近午夜十二时。在我返抵报社时，新报的社长徐露放、正在焦虑的等待，因为他已接到军方的电话说，辽阳到沈阳的这段路中，临时发生情况，记者团可能在中途被拦击，他看到我回来时，高兴得一下子就抱住了我，连说：“能回来就好了，能回来就好了！”
那是一次“有惊无险”的采访，也是我们撤出大陆之前，最后一次的战地采访。不过那次如果能抵达营口，可能在以后少了很多次逃难的机会，因为刘玉章将军后来表示：如果我们到达营口后，想回沈阳，也无法回去，原因是后路已被切断，必然要随同他的部队撤退。
我回到沈阳以后，托人带了封信回家，不久父亲的谴责信也来了！他老人家，仍责备我不该在乱世中，做什么新闻记者，他再重申，教书也好，做个小公务员也好，就是不能做这种既冒险而又为邻里所不齿的职业。
那是我近廿多年来，接到父亲最后的一封信，也是我又一次没有听从父亲的话。我仍然热爱我这个职业，甚至到着迷的程度。直到现在，我仍然如此。我的快乐，似乎就建筑在新闻采访上。这多年来，每当我获得一条独家消息，或者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文章，我仍然会“自我陶醉”很多天，甚至连吃饭也觉得香甜。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驱使我这样做？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也许永远没有答案。当然在采访中，我也受过许多闲气，包括被采访对象辱骂，自然我也还击过。但更多的气，我还是忍受了！
辽西会战的失败
失去制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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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秋，七月十五日，刘玉章将军所部的五十二军，收复辽阳后，依照刘玉章和廖耀湘当时的建议，国军应该立即前进，直下海城，收复营口。打开沈阳、营口间的通路。粮食和军需品，都可以自海路补充。就再不需要每天动用五十几架飞机，自北平向沈阳空运粮食。但当时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对于那一作战方案，犹豫不决，因而失去了第一步的制胜机会。
三十七年夏五月中央把李弥将军第八军所属的一六七师，自山东的烟台，调往辽西，进驻锦州。当时沈阳和锦州两地的兵力，足以打通锦州、沈阳间的铁路，使北（平）宁（辽宁）路通车。但剿匪总部，又没有能够利用那个时机出击。而失去了第二个制胜的机会。
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林彪匪军开始大规模调动，九月十二日，进攻义县，打了十二天后，义县失陷，廿四日开始攻锦县。就在那一天蒋总统电召卫立煌到南京，九月廿五日总统给卫立煌的命令是：把四十九军空运锦州，其余的主力，限在九月卅日以前，在新民集中完成，即时向新立屯出击。当时为了加强那个命令的执行，中央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在九月廿六日与卫立煌同机飞到沈阳，共策进行。但卫立煌却一直在拖延，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才召集军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对于驰援锦州，仍在考虑中。在那次军事会议席上，也有人提出主张，沈阳地区的部队向营口出击，然后用船只运兵，以海路驰援锦州。但参谋总长顾祝同则以总统的命令，不能变更，所以进攻营口案，也未能实现。
时间就在卫立煌的迟疑与考虑中消逝了！一直到十月一日，还不能决定。十月一日蒋总统临北平，电召顾祝同、卫立煌两人到北平会商，卫立煌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于是才下达命令给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要他指挥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四十九军、七十一军，合计十二个师，向新民集中。十月二日集中完成，四日开始攻彰武，这一行动，已经较总统原先的限期，晚了十天，事实上是变更了总统的命令。因之在战果上也没有达到原先所预期的。但这个增援部队，如果能在九月十日以前，赶到新立屯，仍然可以援助锦州。然而国军的行动，仍然很缓慢，十一日攻下彰武后，距离锦州仍有一百八十公里路程，共匪为了争取这个时间，终于在十月十四日晚，攻陷锦州。
锦州陷落后，蒋总统于十月十五日又飞抵沈阳，并在自北平飞往沈阳途中的专机内举行军事会议。十六日再转往葫芦岛布置军事。在葫芦岛，总统又发出命令，要廖耀湘指挥的十二个师继续西进，收复锦州。总统回到北平以后，二十日再电召卫立煌、杜聿明两人飞平，面授机宜。但卫立煌又没有依照总统的命令行事。
十月廿五日，廖耀湘的总部，进驻黑山县东二十华里的胡家窝棚，匪军自十九日开始，自锦州向黑山方面作了急行军，并在二十五日夜，突袭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司令部与其他各部失掉联系，然后再分别截击各军的军部和师部，使十二个师全部溃散。从辽西兵败归来的新一军参谋长叶锟将军，在沈阳碰到笔者时，痛哭流涕，他说：怎会想到，十二万大军，在一夕之间瓦解，情况会变得那样惨。叶锟并说：那次战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卫立煌不依照总统的命令作军事布置，一拖再拖，致损兵折将。叶锟在担任新一军参谋长时，就会作画，我们常以儒将视之，但没想到他来到台湾后，竟成为画马的名家。
在东北的记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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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会战结束后，有一部份溃败下来的士兵和军官，陆续返回沈阳，等待整编，但廖耀湘本人却失踪了！经过了一星期左右，共匪仍然没有找到他。据后来逃出匪区的廖耀湘侧近告诉笔者说：廖在兵败以后，得到当地农民的帮助，化装成一东北老农，乘一辆大车，在兵荒马乱中，向关内逃亡，但经过匪军检查哨时，他不会说北方官话，致露出马脚，终于被俘。
辽西会战，国军大败的消息，传到沈阳后，我们这一批新闻记者，仍没有感到，不幸的日子会即将到来。我们对于政府几乎是盲目的信任，死心塌地的信任。我们从不曾想到沈阳会很快的易手，所以我们和平常一样的执行采访工作。每天下午，准时到剿匪总部找雷袭琪参谋，等候他发布新闻。每天衹听到雷参谋说：“辽西兵团，败得很惨，沈阳防务，固若金汤”。因为雷的表情和平时一样自然，所以新闻同业，也和他一样，一些也没有对局势悲观。
现在再想起当年的旧事，我们这批记者，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和一些骄兵悍将们，同样处于自我陶醉之中，而不自觉。最后在陶醉中清醒过来时，几乎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当时自关内派往东北各地的记者，大约可分为三派，一派是坚决支持政府的记者，也是最反共的记者，一派是中间派，对政府和共匪都无好感，另一派则是亲匪派记者，或者是共匪渗透到新闻界的匪谍。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中，在一片乱糟糟的政治环境中，每一个人都不隐讳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我的记忆中，反共的记者群包括中央社的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沈阳分社主任律鸿起，“中央日报”的特派员徐佳士和马志铄，中央社吉林特派员张冰子，“申报”特派员韩清涛，“新闻报”特派员潘世征，“大刚报”的特派员张胆，“益世报”的特派员高庆琛，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张高峰，北平“世界日报”特派员樊放，沈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和平日报”采访主任陈骥彤，“新报”的刘兴武和笔者本人，还有东北“民报”的余敢。这些人不论是在长春或在沈阳工作，都表现出反共反极权的风骨。
中间派的则是江西“正气日报”的特派员杨卓之，“大公报”的特派员吕德润，“申报”特派员赵展。亲匪的记者则有上海“文汇报”的特派员雷特，长春“前进报”的郭而清等。后来中间派的记者在大陆变色时，多已投匪，但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反共的记者，大都到了台湾，自然也有几个人在大陆沦后，向自由区逃亡时，被共匪抓了回去，有的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有的被共匪凌辱而死。有人在失踪后永远没有了消息。
想当年，那是一个敌友分明的年代，是反共的记者和亲共的记者堡垒分明的年代。当时同情共匪的记者，则指责我们这批反共记者是“国特”，是反革命的“文特”，是不前进而且落伍的文人。那些左派记者在当时的气焰很嚣张，而且明目张胆的写文章，同情共匪，当他们张牙舞爪，为匪张目时，却从未料到在匪伪窃据整个大陆后，连他们也一道清算，被洗脑和被改造。有些人的命运和萧军、胡风等共党作家们的命运，几乎完全相同。
“新闻天地”千字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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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前面所说的敌我堡垒分明中，也碰到过少数例外，譬如沈阳“新报”中，有一位刘姓主笔，每天我们都听到他在办公室中，大骂政府，他写的文章也很锋利，爱走偏锋，在当时我非常怀疑他是个匪谍，但在沈阳陷匪之后，他逃得比谁都快，而且在逃难的途中，又大骂共匪。
在北平沦陷以前，我常找“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方乃和聊天。他也常破口大骂政府的贪污、腐化。但在城破之后，碰到他时，他却劝告笔者，快些逃走，那时他又说：中共匪帮，比起国民党来要要坏上千百倍，那时他却又赞扬国民政府虽然低能一些，但行的却是仁政。而共匪所行的则是暴政。
不过在沈阳时代，所有的记者中，我仍极喜欢“申报”的特派员韩清涛。那时韩清涛除了担任“申报”的职务外，并在“和平日报”任经理，也是上海“新闻天地”的驻东北区代表。
当时的“新闻天地”周刊，是全国知识界所最爱读的一本新闻性杂志，全国各地的记者，多以文章能在“新闻天地”发表，是件荣誉。同时“新闻天地”的稿费也高，它首先提倡“千字斗米”。所以也能选用些好文章。同时由于“新闻天地”刊载的内幕新闻较多，所以它也成为各地军政首长必读的刊物。
由于韩清涛兼任“新闻天地”驻东北的代表，所以我们住的地方，钉了三块牌子，一块是上海“申报”特派员办事处，一块是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办事处，另一块则是上海“新闻天地”驻东北代表办事处。
韩清涛是一位很朴质的人，他的外型和谈吐，很像长白师范学院院长方永蒸先生，他平常和人谈话时就极其谦虚，面带笑容，遇到每星期六“新闻天地”空运到沈阳办事处时，报贩用现金抢购，韩清涛怕报贩因抢购打斗，特限定每人仅能批发二十本，但后来的人，仍买不到书，常常吵吵闹闹而去。但清涛却决不发脾气，相反的他的笑容更大。
韩清涛在沈阳的那段时期，把他的老父从乡间接来奉养，韩老伯是典型的北方庄稼人，他老先生看着我们每天吃饭时，总是大米，白面，似乎从内心感到不安。他觉得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太会浪费。
钞票像一块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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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薪水不差，沈阳“新报”，每次发薪，都领到像砖头似的，厚厚一大堆钞票，但我从那时起就不会理财，也没想到理财。每次发薪水，除了接济我的一位念高中时的一个卢姓同学的母亲外，剩下的自己化不完，连数都不数，就放在皮箱中。当然第二天的币值，远不如前一天，但自己却从来没有想过把现钞买成袁大头──银币，或者黄金。每天想的衹是怎样采访新闻，怎样写一篇够水准的通讯稿或者特写稿。
说来也奇怪，我自六岁随父亲下关东，是来自田庄的孩子，我读大学时，虽然环境好些，但在童年时代确确实实过了一段苦日子，也看见别人过的苦日子。但我却从来不重视金钱。儿时读论语时，特别喜欢子路所说的“愿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现在我仍觉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岁的人，仍有着昔日的豪情。
我不会理财，不重视财帛，可能和我读过一年私塾的教育有关，那时我的启蒙老师姜孝友师，常常告诫我，大丈夫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凡“寻田问产”者，终非大器。我的半生，虽然没有成什么大器，但却也不屑于寻田问产。当然这一观念，在今日工业社会中，已显得落伍。
在沈阳的那一段日子中，特别值得我记忆的是我有一个军方的好友杨温将军，他是新一军五十师的师长，他每自防地归来，必然到办事处来看我，并在我们的办事处吃饭，他每次来时，吉普车的后面，也必然载着几包白米和几袋白面，我和韩清涛吃不完时，就一袋一袋的送给卢家，我前面提到的我在高中读书时，同学的母亲家里。因为他们家的情况不好。所以一直住在东关的贫民区。
后来共匪入城，指名要抓我这个小的“文化战犯”时，我就躲在卢家，卢伯母并且告诉我说：如果匪干真的搜查到他家时，就称我是她的儿子。这些都是以后的事。
梁华盛与活动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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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失守的前三个月，卫立煌决定把沈阳防守区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于是沈阳防守区司令官梁华盛将军，便被调回广州绥靖公署担任副主任。新任警备司令则由胡家骥将军充任。职权仅为防守沈阳城区，较过去沈阳区防守区司令的范围为小。
梁华盛将军，在沈阳做了五个多月防守区司令官，他交接时，东北的形势，正在走向下坡，那时和他一道离开沈阳的还有马占山将军，马占山之离开沈阳返回北平的原因，是感到事情已无可为，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悄然离去。
梁华盛将军，自吉林撤守后，他到沈阳确实想做些事情，但客观的形势，也使他没能发挥什么力量。不过在他的任期中，曾经想出了在沈阳周边，设立活动碉堡，所谓活动碉堡，就是用厚钢板制作的堡垒，下面有轮，可以在轨道上推动，人在碉堡中可以自碉堡的枪孔向外射击。也可以推动堡碉在轨道上运行。像似活动的装甲车。梁华盛将军的活动碉堡设计成功后，曾约邀记者们到现场参观。但约定不发表新闻。免得敌人知道我们有了这种设计。此外梁华盛也鼓励城防驻军和军医院，利用空地种菜和养猪，以备局势恶化，城区被共匪封锁时之用。那些措施，可能是鉴于长春被围时，城内缺粮缺菜，所作的未雨绸缪之策，遗憾的是沈阳最后的结局，竟是不战而退。
所以梁华盛将军到了东北末期，他返回广州担任余汉谋的副主任前，也没有了他初到东北接收时的豪气，和在卅六年冬天，他做吉林省主席时，当共匪围攻吉林最紧张时期，他忽然自沈阳坐了一架L5小型飞机，冒着大风雪，迫降在哈达湾机场时的精神。
#p#石觉的十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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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沈阳失守的几个月以前，沈阳的记者团，也曾经计划去一趟承德，看看石觉兵团，但由于剿罪总部没有交通工具供应，致没能成行。
石觉将军所率领的十三军和赵公武将军所率的五十二军，是首先出关的国军部队。五十二军后来由刘玉章将军继任军长，十三军则一直由石觉统率。十三军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攻克山海关，经绥中、兴城，然后下锦州、义县、阜新、彰武转往北票。过朝阳、叶柏寿、凌源、平泉，最后驻守承德。
承德是热河的省会，在满清王朝是皇帝的避暑以及狩猎的地区，政府接收后，派出的第一任省主席是刘多荃，后来由范汉杰兼任省主席，石觉部队进驻承德地区后，中央在承德设置了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石觉则担任绥靖区的司令官。
这支部队，是最先出关的国军，也是最后很完整的撤回关内的部队，这支部队是在沈阳失守以后的半个多月，才有秩序的从承德撤到张家口。算是剿匪战史中的一个奇迹。当然十三军的军纪很好，在驻在地区，从来没有听说有过扰民的事件发生。也是这支部队，能全师而退的原因之一。而当年在东北的将领中，下场最好的也要算是石觉和刘玉章两位将军了！石觉目前的职务是考试院的铨叙部长，刘玉章也累官至陆军上将。而且是守金门的名将之一。
早年在东北叱吒风云的将军多已风流云散，熊式辉在经商失败后，隐居于台中地区，垂垂老矣！梁华盛来台后，没有再担任军职，人们偶而看见他在西门一带的电影街看一场电影。住在台中的孙立人，也深居简出。
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范汉杰等兵败被俘后，陷身匪区。卫立煌后来自动投匪，已在几年以前死亡。据说卫立煌在香港时，常自己用熨斗，去熨美钞。以防止钞票发霉。那些钱，当然是当年在东北搜刮所得。到头来却也两手空空。他死在匪区，就如同死掉一条小狗那样，无声无息。
赴抚顺煤矿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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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秋，我也去了一抚顺煤矿采访。那是由于煤矿中一个留用的日籍员工，投书“新报”，说抚顺煤矿经国人接收后，已经把矿场糟塌得不成样子，用杀鸡取蛋的方式，进行开采煤矿。那位日籍员工，觉得他过去半生心血都化在矿场上，不忍见到一个矿场就那样被毁掉。同时早期派往抚顺接收矿场的张莘夫被俄军主使共匪杀死，他的血迹未干，中国人何以竟不珍惜这个事业。
“新报”社长徐露放，接到那封投书，颇为激动，他要我悄悄的到抚顺煤矿去看一下，访问几个下层员工，特别是政府派往接收人员以外的人。我到抚顺后，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便赴矿场采访。但一接触中下层员工，上层人士马上赶到。现在我已记不起场长的姓名。能够记得的是他们在当天中午，就预备了一桌酒席，招待记者。但却被我以“胃痛”不能吃大鱼大肉而谢绝。于是他们又要派专车和专人，在我采访后，陪我回去。他们提供了好多资料，都是属于好的一方面的，但他们也没有拒绝我访问员工，和由我选择的地区采访。
自然我回去时，也以坐火车较为安全的理由，拒绝了他们派专车相送。以便我能放手写一篇报导煤矿的黑幕的文章。我记得我回去后连写了三篇有关抚顺煤矿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就叫做“杀鸡取蛋”。
抚顺煤矿当局，提供我的资料，大约仅用了十分之一，其中十分之九，是用我自己耳闻目睹，实地采访所得。那三篇文章写的很火爆，后来接到了矿场要求更正的信，但也收到更多的员工，称道那篇文章写得很公正的信。
在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在几个月后，就会撤退，所以亟希望那个矿场能够好好的开采，好好的经营，如果真的预料到东北的变色，会那样快，也就不必写那几篇文章了！
连琐式的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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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国各地，都在闹学潮，自六月初发生的学潮，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沈阳地区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来自各地的流亡学生，都在摇旗呐喊。掀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并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当那些学潮初起时，大部份的学生是纯洁的，热情的和爱国的。但真正操纵那些学潮的人，则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制造学潮和工潮，他们则称之为学运和工运。
凡是一遇到机会，共匪的渗透份子，便在各学校中煽动并鼓吹学生闹事。制造社会问题，在学校中，如果有教授从事疏导，共匪的学生，立即会指他是“政治学教授”。同学们对于学潮持有异议的，则被指为“职业学生”。当时的共匪对学运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学校中支持共匪闹事的教授，共匪则发动学生捧那些教授的场，凡是和国民党有关的教授，则想尽种种方法，使他无法在学校立足。
正因为如此，各地学校所闹的风潮，是同一类型。在六月初各地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闹了两个礼拜以后，在重庆又发生抢米风潮，那些风潮，据后来共匪自己招认，都是他们所导演的，而且有些人成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间的学潮，由于沈阳是战区，施行戒严令，没有像关内那样扩大。但贴标语，骂美国人，学生们小规模的游行，则不断发生。在沈阳学潮的两个中心地区，一个是国立东北大学，另一个则是国立沈阳医学院。
有一次他们已经在沈阳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台子，称做“民主讲台”，预备在第二天，大举闹事。但消息为沈阳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长姚彭龄获悉，他连夜和负责保安业务的督察处处长崔志光少将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学生搭好的台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驻守，并告诉正要往市府广场集结的学生们说：大会已经延期。一场大规模的学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学潮像似传染病似的，一个都市发生了，另一个都市马上响应。而学潮一旦发生，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没有办法能够控制。
麦克阿瑟的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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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间的那次学潮，所掀起的反美运动，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反应，但在东京却激怒了一位职业军人。那就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他在中国各地的学潮发生三周以后，在东京发表了一项严正的声明。他说盟军总部没有扶植日本，也没有使其军国主义复活的意图。
麦克阿瑟元帅并说：在中国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日运动，是中共、日共、韩共，离间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识之士，应认把共党的阴谋揭穿。
我深深的记得，“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把麦帅的声明，标题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个大标题后，又来找我商量，这种标题，会不会刺激学生明天来打报馆。我替他壮了一下胆子说：如果学生打了报馆，就替我们做了一次大广告，我们一定要有面对暴力的勇气。于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把稿子发了下去。
因为那个年代，谁也不敢开罪学生，开罪学生，就如同捅了马蜂子窝一样。对于学生的事，衹有顺着他们说，那才算是当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则他们便会给别人戴上一项违反时代潮流的帽子，称之为反动的知识份子。他们所称的反动，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进一步解释，则是顽固份子。
当然，在广大的学生群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为匪张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惯政府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由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而责难政府，不过他们却忘了共匪正等待着机会，制造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使社会产生混乱，他们好在混水中摸鱼。
使人失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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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几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乱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国民大会在南京开会时，竟有四个人竞选副总统，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孙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潜。而这四个人全是执政的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大会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时起，中枢的要员们，开始勾心斗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时，才选出一个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当选。在五月一日，国大闭幕时，整整开了三十四天。当人们正在南京吵吵闹闹的，开国民大会时，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却正在励兵秣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则是政府一下子发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发行了银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布暂准银币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买卖银币。
王云五是行宪后的首任财政部长。他在八月十九日宣布发行金元券。并规定金圆券一圆，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同时限期收购法币、金、银和外币。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发行，连陈布雷先生，也把自己积蓄的一点金子，拿去换了金圆券。而上海商人却开始囤藏物品不售。当时上海“申报”曾刊出的一则“花边新闻”标题是：“金元券发行后，王云五长衣饮龙门”。因为改革币制以后，财政部长王云五，曾穿了一件长衫，在“龙门饭店”独酌。
当然金圆券不久，就步了法币的后尘，而且膨胀的速度，不比法币缓慢。在当时真正有价值的货币，仍然是黄金和银元。虽然袁大头是民国初年发行的货币，但因为每一银圆中，有秤平七钱二的纹银成份，所以任何纸币的价值改变，银圆的价值，却依然不变。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一块银圆，可以买一袋四十斤装的面粉。
好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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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天，东北的中心沈阳，物价一天天的高涨，自关外向关内套汇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高级官员们，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并且把家眷送进关内，金银细软，自然也陆续的转往关内。若干武职人员也有临时的小公馆。小公馆中，自然也藏有年轻貌美的女人。
沈阳自三十七年夏天起，虽然形势日非，但她和长春不同，因为沈阳城内并不缺粮，同时沈阳到本溪之间和沈阳到抚顺之间的一段铁路，也还畅通，因为两地大量产煤所以准备过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辽西会战，一次败挫竟使卫立煌的司令部张惶失措，急于逃亡。加速了东北的沦陷。也使华北提前变色。
笔者自三十四年冬，抵达苏俄军队占领的长春到三十七年初冬，沈阳沦陷时止，前后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过得好长好长，脑子里记的事情，也显得特别多。但当重新回忆到每一件旧事时，都不禁要凄然泪下。
近年来，一些旧事，常常入梦，有时梦到背了一支步枪，随军出击，重作战地记者。有时梦到故乡的桃花林，古寺钟声，乡下的老牛车，大院落，还有小溪边的细柳。醒来后，虽然泪水会湿了枕布，但心情会仍然舒适而宁静。
但也有时梦到回到故乡后，匪兵像潮水般的围拢上来，被他们捉去时，五花大绑，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烧死，大叫一声惊醒，心跳得也特别快。
这些正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个怀乡病患者的悲哀。
现在，又是仲夏之夜，每当我一个人静坐在庭园中的草地上，对着天上的星星发呆时，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战末期，我们不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俄军队不进入东北时，中国的现代史会怎样写？假如当年政府派往东北接收的人员不是熊式辉、卫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胆有识而且清廉的人，中国的现代史又将怎样写？在接收东北以后，没有美国出面干涉，压迫政府和中共匪帮和谈，中国的近代史，又将怎样写？………
“沈阳末日”记
宣布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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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增援锦州的西进兵团，从辽西战场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带，败退下来的时候，沈阳这座古老的城市，并没有和平时有什么两样，天上的飞机，照样飞来飞去，运来粮食，载走重要人员的金银细软。
当时留在沈阳的防守兵团，仍有二○七师、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以及五十三军，和当地的四个守备队，再加上收容溃退下来的部队约四个团，合起来，仍有八万多人，可以背城一战。但谁都没有想到，沈阳竟会没有经过战斗;，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与失陷之“惨”，是战史上所少见的。甚至连共匪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也未想到沈阳会“得”的那样容易。
沈阳的失守像似一个梦，一缕烟，因为它既不是主动撤守，也不是战斗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没有人指挥下，部队被敌人缴械了！
沈阳的易手，应该从十月廿七日写起，因为在廿七日那天，辽西战场上的残兵败卒，陆续进入沈阳市区。笔者和其他各报同业照例到剿匪总部采访，总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样，卫立煌的车子，照例停在总部的台阶上，驾驶兵经心的用毛帚，拂着车子上面的灰尘。
廿八日一切情况如常，夜里我摇电话给省主席王铁汉将军，他说：李弥的第八军可能空运沈阳。廿九日市内的情形，也极安定，但廿九日下午，沈阳警备总部，突然宣布自晚间五时起戒严，街上禁止行人。韩清涛先生要发给上海“申报”的新闻电报和笔者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报，都无法发出。于是我接电话给警备总部的胡家骥司令，因为当时的“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报纸，而且很受地方党政当局重视，所以胡家骥司令，马上派政工处长张一清少将，亲自来取电报，并就地作了新闻检查。夜里接到上海“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先生的来电说：“吾弟所发电报极佳，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我在前文中说过，当时我在上海“大公报”的地位，仅相当于今日“联合报”驻外县市记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视，自然内心里有些颇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层研究，“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一语，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们所知道的为坏。沈阳颇有“朝不保夕”的模样。于是我拿了电报到邻室去找韩清涛。清涛把胡先生的电报看了再看，最后他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断：沈阳已到了“危急阶段”。我们也应有“应变”的准备，所谓“应变”，自然不是与沈阳共存亡，而是要设法逃命。
“匪军”？“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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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十二时半“新报”派吉普车来接，驾驶兵并且拿到了当晚的“口令”。（口令系戒严时，卫兵向通行人员所要求之答话，该项答话，如“剿匪”，“南京”、“胜利”等，由警备总部临时规定。）
我到编辑部后，总编辑汪河清便和我商量，明日“新报”的标题，是否仍使用“匪军”字样，因为有几家报纸的总编辑和他通过电话说：情况很糟，是不是把“匪军” 改为“共军”。我当时立即向河清建议：我们是二○七师所办的报纸，明天在报上即使我们管共党叫祖宗，在城破之时，他该捉我们，仍然要捉，如果我们不惧不惑，共匪反而可能看我们有几分骨气。于是河清下定决心：自己做了一版的头条标题，“我军与匪军在东陵一带有激战。”这是我过去半生中，自己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午夜一时，沈阳“中央日报”采访主任袁笑星打电话给我，他说情况已经好转，夜里将有两个师空运沈阳，我为了要证实那个说法，打了几个电话到几位要人的公馆，有的根本没人接听，有的是传令兵来接电话说：主人今晚不在家住。
十月三十日，是我过去这多年来，生命更上，烙印最深的一章，因为那一天，我曾跑了四次飞机场，准备逃命，而四次都没有成功。
十月三十日上午八点多钟，我和“申报”特派员韩清涛先生，一道到剿匪总部政务委员会去，看见各处室的大小官员，都在耳语，秩序非常混乱，气氛完全不对。于是我和清涛，便急忙返回办事处，收拾行囊，直奔沈阳城南的浑河机场，守机场的警备总部警卫团，正在布防，跑道上停着四架运输机，马达开动着，机旁边有一百来个人在蠕动。下午两点钟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吴礼将军，驾车抵达机场。当时在东北很有地位的名女人朱纶，和剿匪总部副总司令陈铁夫人，立即包围了吴礼，朱纶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她在沈阳的上流社会中，锋头很健，那一天她却显出了女人的弱点，她拉住吴礼将军说：“你要救救我呀！”接着她又补充说：“无论如何，也要把郑洞国的孩子带回去。”吴礼的回答很简单，“情况已经好转，不要焦急”。朱纶说：“但是你们都要走了”，……
不久那四架飞机，都空着起飞，没有一个人登上飞机，朱纶和陈副总司令夫人，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看着天上的飞机跺脚。
金条落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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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韩清涛的车子，紧紧的跟住吴礼的车子，他的车子折回城区后，转向东塔机场。三点多，东塔机场也挤满了一批人，比方才的浑河机场的人数少，但情况也很乱，大家似乎谁也顾不了谁，但卫立煌，赵家骧、高惜水、王铁汉、董文琦、王家桢和吴礼，都挤上了飞机，嫩江省主席彭济群，爬到机门，却被人挤了下来，在秩序混乱中，只见到飞机的旁边，落了一地黄金的金条，但没有人去捡它。
这时我和韩清涛，也在向前挤，勿宁说是向前冲。一个卫兵举着冲锋枪，向着混乱的人群说，你们再冲，我就开枪了！于是载着卫立煌的飞机起飞了！
我呆呆的望着丢在地上的金条，望着混乱的人群。看看守卫机场的卫兵，一脸愤怒之色。………
韩清涛和我再折返城区时，士兵正在布置拒马，情形比第一次出城时紧张多了！于是清涛和我商量，我们再跑一次浑河机场，碰碰运气，我们再度进入浑河机场时，朱纶她们仍旧等在那里，但机场里，没有飞机，于是我们第四次再跑东塔机场，这时卫兵们已经架了机枪，制止我们前进。于是我们无精打采的向后转。跑来跑去，最后回到城里时，已是黄昏时分，城内开始戒严了！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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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次赴机场抢搭飞机的逃亡过程中，第一次携带的东西最多，第二次在东塔机场看见满地金条后，把行囊里的东西，在回程中，丢了一半，那时候才了解到，除了逃命最重要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第三次再到浑河机场时，东西又丢了一半，等第四次再赴东塔机场时，一切的东西，都丢掉了，仅带了一本贴报簿，里面贴的全是我在东北工作的那段期间，所写的文章。
当时一再抛弃东西的原因，第一是怕东西太多，卫兵不准搭机逃命，第二是在抢搭或在人丛中挤时，没有东西，比较轻便灵活。
当我和清涛，抢搭飞机没有成功时，回到城区后，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注定，大概是没有逃走的希望了！于是我们一道赴电报局拍发电报，因为拍发电报，是由收报人付费，所以我们发起电报来，可以不带钱，那一天我发出的电报是：“卫立煌总司令，偕其司令部高级人员，今日下午离此飞往一未经宣布之地区，沈阳未来之命运，似已注定……”晚间再收到胡政之先生来电勉励，“沈阳失守后，请即化装逃出，社中同仁对吾弟工作精神，至表敬佩。”
三十日夜，我没有到“新报”上班，和清涛在办事处计划，如何逃难，当时清涛有个侄儿就在旁边听，在十一月一日下午，当共匪的军队进城时，清涛的这个侄儿，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说：他叔父和笔者，平常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他已经监视我们很久了，原来清涛的侄儿，竟是一个小匪谍，他是以“申报”的送报生来掩护他的身份。
那一晚“中央日报”的袁笑星，又接电话给我，他的嗓子已经沙哑，他抖颤的说：“一切都完了，没想到政府的首长，如此怕死，也许明天早上，一觉醒来，这城市已经换了主人，现在真是欲哭无泪”。
我接完电话，跑到院里去看天，天空没有云，星光灿烂。侧耳听。远处有隐约的枪炮声。那真是最长最长的一夜。我的心情，像是我读初中二年级那年，母亲逝世时，一样的沉重、凄凉，并且绝望。人在对一切都绝望时，有时反会有一张“白纸式”的一段时间的宁静。一种空虚感。感到心灵的深处，一阵凉森森的，什么都没有了！
十月卅一日晨，“中央日报”、“新报”、“东北民报”，都照常出版，其中“东北民报”，已经把“匪军”改为“共军”，称“国军”为“国民党军”。我推开房门，先看看街头的情形，一切岗兵如故，山河依旧，只是街头已无多少行人。
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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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声响了，来电话的仍是“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他说：“属于我们的时间，大概不多了，准备逃命吧”！然后他讲他三十日下午的情形，比我和韩清涛抢飞机更惨，因为三十日下午他和几位同业，仍到剿匪总部去采访，当时总部里，只有几个兵在里面找东西，他们还以为剿匪总部在应变，迁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一位电台上的勤务兵说：“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卫立煌这时候，已飞到北平了！”因为卫走时曾令台长发一电报到北平，但是台长在卫走后，气得马上拆了电台。
袁笑星在那样的紧张关头，仍然有闲情和笔者“闲话”，我以为他是为了排遣时间，但 后来我们逃到北平后他解释说：当时，他的感觉只像似人在水中，在要溺毙的一刻前，抓到一支草似的……
三十一日中午，市民们纷纷搬家。三轮车被人抢雇一空，洋面、皮箱、军毯，都纷纷由车站拖向旧城。下午突然地方性的“和谈”空气，传了出来，匪方派出代表为谁，无法获悉；地方及政府方面出面的人，则是商会会长卢乃赓，国防部第二区军法执行部主任赵毅中将，剿匪总部总参议苏炳文中将，还有地方闻人王化一和另外驻沈阳的部队，各推将级代表人员一名，这个和谈的酝酿，是起因于卫立煌逃走以后的三十日当晚，地点是赵毅的公馆，据说卫立煌逃走时，未通知赵毅，赵激愤异常。当时曾指挥过宪兵，到卫立煌住的第二招待所和机场去扣留卫立煌，赵并公开表示：捉回卫立煌后，“死守沈阳”。
但卫立煌给中央的报告则说：三十日清晨七时，沈阳东面匪军，已经进抵金家屯和沈海车站，沈阳北面的匪军，已经窜过大坝，西北则到了离皇姑屯约七里的地方，他在十时要召见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到处找不到人，接着有情报说：有很多人通匪，卫立煌就更慌张。因而他向正驻节北平的蒋总统报告说：沈阳的五十三军已经哗变，并拟扣留中央人员，情形非常严重，中央相信了卫立煌的话，电覆卫立煌，准他于下午一时半，携高级官员撤离沈阳。
与虎谋皮的“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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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在抵达北平后，怕中央处罚，当然强调五十三军哗变之说，而事实上，五十三军一个师的投降。是在卫立煌逃走的两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这段历史是笔者亲眼看到的。十月卅一日中午，商会会长卢乃赓，正式与匪方人员在沈阳郊外接触。那种接触，当然是变相的投降，然而那时沈阳周边的国军部队，仍然与共匪有着战斗。共匪向商会会长卢乃赓提出的要求是：市内弹药仓库，不得破坏，卢乃赓的条件则是保障各级人员的安全，遣送南方籍的官兵回乡，共匪部队和平进驻市区，免致人民涂炭。到了卅一日晚间，协商的条件，原则上成立，然而有问题的到是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他仍主张“死守沈阳”，他并对主张“谈和”的人们表示：他只有战死和被俘两条路，除此以外，没有什么选择。那个消息传出以后，主张和谈的人，责骂周福成不识时务。就在这时候，周福成的一三○师正式向共匪投降，周福成也被迫下台了！
十一月卅一日的中午，“和谈”没有得到结论，共匪的代表，见一三○师已经投降，乃讬辞向哈尔滨总部请示，就在他们的“请示”还没有结果时，共匪的李红光支队，已经从铁西区突入市区，那是十一月一日的下午一时。从那个时候起，东北地区，除了十三军驻防的承德以外，全部变色。东北人民又被关进铁幕之中。在共匪李红光支队，进入沈阳以前的两小时，向共匪投降约五十三军一三○师，开始在市区站岗放哨，他们的记号是在左臂上绑了一个红布条子。
一日下午一时，笔者和韩清涛同赴电信局发电报，我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文是：“沈阳现正逐渐沉入红潮中，记者发此电时，着草绿色军服的共匪部队，正自铁西地区入城，此间今日天气晴朗，山河仍旧，惟人事已非……”韩清涛发给申报的电报，大意也是如此，没想到我们真的坚持到最后的一分钟。
夕阳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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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正在发电报时，北平的电信局用长途电话告诉沈阳的电信局说：他们就要切断和沈阳的联络，要说“再见”了！沈阳电信局的人则说：现在有上海“大公报”和“申报”的两位记者，正在发新闻电报，等最后一则新闻电报发完时，就请切断线路。
沈阳变色了，它在三小时内完全改变了，我和韩清涛返回办事处，在小院落中，看着将落的夕阳，相对无言，默默流泪，因为我们已失去一切，我们空虚得一无所有。对于未来是死是活，也全然不知。
这时申报的送报生韩清涛的那个侄儿，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训他的叔父和我，平日养尊处优，骑在人民头上，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党的“文特”，现在这所大楼，由他接管，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包括私人的衣物，也是属于人民的，不得移动。韩清涛和我没有和他争辩，我们离开办事处，真的什么东西也没拿，他大概以为我们已无路可走，绝对逃不出共匪的魔掌，所以也没有跟踪我们。于是我和清涛决定，分别躲到朋友家中，并且互相留了地址，俟机逃亡。
看到朋友，不敢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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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一日，沈阳已经很冷，我身上穿了一件皮大衣，仓惶跑到我前文中提过的一位卢姓同学家中，因为他们家住的是东关的贫民区，预料共匪在一两天内，不会搜查。
我一进卢家的屋子，卢伯母便要我脱掉皮大衣，换上短袄，我问他老人家，敢不敢收留我，她说：“为什么不敢，你就是俺的儿子。”一日的晚间，我就躲在卢家，睡在火坑上，但怎么也睡不着。
夜里国军的飞机，来轰炸铁西区的弹药库，爆炸的声音很大，大约每隔四五分钟，就有一次巨响，我们住在东关，距铁西区很远，所以不怕有被炸的危险。
十一月二日，卢伯母要他家的大儿子，到外面听听消息，我也把我的皮大衣和平日存放在卢家的一些衣物，拿到露天市场上去卖，以便换些钱，做为逃难之用。
在露天市场中，我一眼就看见了沈阳市政府教育局的主任秘书刘胜超，他打扮成一个乡下人模样，也在那里卖东西，我们见面了，但谁都不敢和谁打招呼，怕对于对方不利。然后互相背转身，悄悄擦眼泪，因为天气冷，擦擦眼睛，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
晚间在卢家听收音机，知道“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袁笑星和笔者，都被共匪列为第五级的地方性“文化战犯”。卢家大哥回来也说：“新报”中有些人是匪谍，其中有两个人，是经我考试进入“新报”的，其中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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