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破坏令 意在新唐人晚会
曾担任香港大纪元电脑技术支持的原澳门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王涟博士说，中共特务自去年九月将他绑架并协迫他做特务工作后，一直采取的是“安抚、鼓励”的方法，让他不要觉得“做贼心虚”。国安特务花几年的时间调查研究他，意在长远，故而一直未向他下达“硬指标”。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国安特务与他见面时，一反常态，急切地问他有无办法在最快的时间搞垮香港大纪元。
王涟认为，这个“加急破坏令”是针对新唐人晚会来的。大纪元一直刊登有关新唐人晚会的报导和广告，搞垮大纪元，会极大的削弱新唐人晚会的影响，此其一。
另外，如果大纪元出了问题，许多帮助新唐人做晚会推广的人手可能不得不去“抢救”，达到了“围魏救赵”的目的，此其二。
还有，如果大纪元出了问题，媒体关注的焦点势必从新唐人晚会转到大纪元，能起到转移视线、转移焦点的作用。此其三。
王涟说，中共在遇到任何危机时，一贯采取转移视线、转移矛盾的手法应对。新唐人晚会自圣诞节起全球上演，影响日增。看过演出的观众发自内心地赞叹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让以“代表先进文化”自居的中共感到非常恐惧。
为收集我的材料 中共花费不下几十万
王涟说，中共花了三至四年的时间收集他的个人资料，以达到最后胁迫他做特务的目的，其间费用应该不下几十万。
王涟还说，自去年九月中共特务绑架并成功的胁迫他以来，每次与他见面的费用也不下几千元，包括他们从深圳驱车到珠海，并在珠海住宿的费用。
王涟说，中共特务曾告诉他，他们掌握了香港全部三百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基本材料，包括每人住在哪里、何时开始修炼、担任什么工作等等。长时间收集这么多情报的开支，一定是个惊人的数字。
国安不同部门各自为战 加大开支
王涟还说，绑架并胁迫他的，是广东国安。胁迫成功后，与他实行的是单线联系。他感觉，不同的国安部门之间是各自为战，互不交换情报的。各地国安与中央级的国安，还有军队系统的情报部门，都想作出自己的“成绩”，以邀功请赏，这其中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当然也有巨大的成本开支。中共为搞垮大纪元所花成本，是难以估计的。
什么情报都有用
王涟说，他曾认为，大纪元许多事情都是公开的，报纸也是公开出版发行的，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可提供呢？
中共特务告诉他，一切信息对他们都是有用的，包括大纪元办公室的每台电脑摆在什么位置、每根电线、网线是怎样连接的、谁在用哪台电脑等等。一切不起眼的细节对中共特务都是有价值的情报。
如果能通过帮助大纪元工作人员维护电脑而搞到电脑密码，那就更有价值了。如果办公室有工作人员电话号码等联络，也可复印上交。平时不妨与学员多接触，打听家庭情况，等等。
受胁迫苦不堪言 越早脱离越好
王涟表示，被迫写下“随叫随到，叫干什么干什么”的保证后，他内心深处苦不堪言，获释当天坐在回香港的船上忍不住哭了起来。他性格内向，不善排遣内心压力，但他心中一直十分清楚，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越难回头。
他相信一定还有别人处于与他同样的处境。他呼吁这些人早日回头，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中共的卑鄙手段，以免在中共倒台后，让自己及家人永远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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