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
徐文立自訴：
1981年4月9号这一天，中共中央在这个之前，他们发布了一个叫9号文件，实际上就是要全面镇压这个民主运动和这些民主墙人士。所以，就在这一天晚上，全国都进行了大的搜捕。当然有的人是当天，有的人稍为晚一点。可能那一天跟我同时被捕的我非常知道的是上海的这个傅申奇。傅申奇他来到北京，这个从我们家刚刚出去，当然我这是后来才知道，刚出那个小门，几个警察就把他按倒了，然后又强行押上车。同时北京也有几位，全国呢前前后后将近五十五位，从事民主运动和从事民主墙活动的。但是在各地都有一些民办刊物存在，有广州的，当时王希哲已经参加了，有刘国凯，现在在美国，上海的话就有傅申奇，他没事，在武汉有秦永敏，总之在，在青岛有孙维邦，当时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十几个到二十个左右这样的大城市都有他，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一下子采取一网打尽。
我在临走的那一天，第二天孩子正好是要去春游。春游的话对一个刚刚上学的孩子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们作为父母的话，年青的父母也非常重视这一天。那个时候我们的钱也非常之紧张，基本上到了4月9号左右的时侯，刚开支就没有钱了。只有等待就是说发一点就是说加斑的补贴这个或者误餐的补贴。因为我做电工嘛，不可能在一个固定那个地方工作，会不断地在一个城市不同的地方，所以有那么几毛钱的误餐补贴。所以正好那天还算是这个把这点补贴发下来了，给孩子买了很多东西，而且她母亲给她准备了裙子，这个熨衣服。一直准备到快到可能也就是差十五分钟左右十二点的时候，我们才给她安排完，准备好书包呀，吃的东西等。临差五分钟的时候，警察敲门来了。这个过程我就不详细再说了，但是这个对我孩子的打击是很大的，她当时，一敲门，我就知道，我就跟我夫人说：他们来了，是嘛，这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不要惊醒我的孩子。可是我的孩子说：爸爸怎么啦？！爸爸什么事儿？！或是爸爸，她就是当时不由自主的问这么一声，我说：没事儿！没事几！可是据后来我知道，孩子是整个过程她都知道了，所以第二天等于是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孩子她一点都没有吃。我说老实话对于进监狱我不会向他们屈服，也不会向他们求饶，说软话，但是作为父亲还是说了一句，希望你们不要影响我女儿明天去春游，当然他们也说，我们不会干涉她，愿意去她就会去。我们不会不让她去。可是孩子那么小，一下子突然父亲就走了，而且是这么多警察，那这个一个小屋堆满了警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我在内心当中最内疚的一念，可是任何一个社会总是要有人付出，所以，为了推动社会进步也不得不这幺做。所以有些时候强制自己不去想家里头的事情，但是难免会想。所以，有一次，我梦居然，梦见我的女儿打着个雨伞站在雨地里头，没人去接她，当时我就想，就突然就醒了，当然我心里相信她妈妈绝对不会不去接她。是嘛。但是这个心想可能就是心里惦记这个事情才有这个梦境里出现。
我的亲属在我的这个看守所期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根本不知道我人的任何消息，不知道人是死了，是活着还是死了，从1981年4月9号那天深夜一直到82年的10月。我的夫人不知道我是死是活。这段时间对我夫人的打击和这个担心是最大的。
之后对我进行了将近一年半的审讯。当时我是被关在北京市看守所，它叫七处，在这个地方的话一般来说，过堂，就是说要让他提审也就是三、五次，十来次就差不多了，我可能搞了将近三百次，所以这段时间说老实话对我人生的这个折磨也是很厉害，因为你当然是要抗拒他对你的这个审讯，他要审讯，你要抗拒他，这个过程来回的反复的斗争，也搞得你非常烦，就是说烦得你简直是，嘿，算了，赶快判刑吧，那怕判个杀头也就事情就有个了结，一年半之后被判下来十五年徒刑，然后就从这个地方转移到第一监狱，进这个第一监狱的时候，可能是在我的这个被关押的时间应该说心里还是有…尽管知道自己是为了这个国家进步做的事情，但心里头还是有一些悲凉，在进这个一处的这个大门的那个瞬间，那时候想，哎呀！还能出来吗？还真长的时间啊！因为可能回过头来看，啊！十几年过去了，但是，刚进去的时候是个，是不是还是个年青人嘛，三十几岁，哎呀，十几年呀，能过得来吗？是吗？！什么时候能出来！当时心里头还是格登一下。
贺信彤徐文立1972年结婚前
信筒
贺信彤自訴：
我的名字取的不太好，当时生我的时候，我爸爸已经有六个孩子了，我是第七个孩子。那时候我叫信彤的时候我的哥哥说，你以后上学可能叫信筒，就是那个邮局的信筒，果然这一辈子我净写信了，写给孩子，写给丈夫，因为我们家是个分离的，而且我从来没见过我的爸爸，在我两岁的时候爸爸去台湾了，其实去台湾只是工作上的事，还有那个去看朋友，因为由于那个当时那个49年解放了，所以我爸爸就回不来了，在我妈妈收到那个爸爸寄来的飞机票准备登机去台湾跟我爸爸汇合的时候呢那个飞机已经不通了，所以我的一生充满了好多恨人生的那种，悲欢离合太多，从小没有爸爸，然后到了我三十三岁的时候吧，我才见到我的亲哥哥，在我三十四岁的时候，我丈夫就离开我了，我想王若水可能说过一个话，就说一个男人他又要爱自己的祖国，又要爱自己的妻子，我想我是拥有这么一个丈夫，因为爱自己的祖国出现了一个不被人理解的事，然后呢，我觉得我丈夫对那个孩子对亲友是爱的，但是好象忠孝不能两全吧！所以我的丈夫离开我们是十六年，回想起来这么多年好象一直在等，在写信，在一种精神上的这种一种家庭存在，实际上呢，我在给孩子一个完美的这种家庭的这种感觉，让她感觉爸爸爱她，妈妈爱她，有一个完整的家。但实际上这个家不存在，我从小我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还有爸爸、妈妈，可是我跟他们都是分离的，所以我一生中好象总是在悲欢离合中更多的是这种离开，而没有欢聚。
老鼠
当我丈夫离开我的时候，我首先感到是要保护孩子，我丈夫因为政治问题被抓走了，在中国大陆，这是人最不堪，最不好的事。就是因为你在政治上是跟共产党是分开的，是最不可靠的，是敌人。所以我对孩子灌输一个思想就是爸爸是好人，她爸爸被抓以后，我立即就说，你爸爸是爱那个国家，为了国家好，我说，不要告诉老师呀，这样对你不好。爸爸过几天就快回来，就是学校就在全校大会上，这个校长突然问她你爸爸每天回家不回，小孩那时候刚刚八、九岁嘛，所以就说：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所以校长就当面说，你在撒谎，你爸爸根本回不了家！这时我小孩就放学回来就放声大哭，就说学校知道了怎么办？然后我说她，我去找老师，然后我就去找学校找到老师我说这个谎言，要说撒谎的话是我撒的，我说我不愿意让孩子受那种伤害，因为我们都经过文革，经过这么多年政治运动，我想那个老师你应该了解这个孩子不应该承担那种责任，就是她爸爸有天大的罪恶，她没责任，我说经过文革你们还这样！然后这个老师当时就说，唉！那是学校老师刑法没水平啊…什么，什么的，我以为老师很了解她，这，这孩子挺天真活泼的那么一个孩子，就是，总是，她们全班总是说就是全班第一个笑的时侯，准保准是她，然后，有一天，在班上发生一件什么事，她就笑起来了，然后全班同学大笑，老师突然就说，停，说你们，徐瑾，你站起来！你还能笑，你家都出这种事，你还有心事笑呢！这个孩子受到那种伤害，就从此以后就再不笑了，从此就变了一个人，我们孩子就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就受到了特别大的伤害，就是她总是那个，有时候我就说，把家里改个样吧！那个，比如说让她换成一个单人床让房间大一点，她说不，不大，不把那个床拆开，那个还把爸爸的鞋放在床底下，把衣服放到门背后，然后她说同学要来的话，感觉家里还有爸爸。然后还抱着我哭说，不愿意做一个撒谎孩子，但是我不是一个坏孩子，我没撒谎。所以我就想，这件事儿对别人来说可能徐文利从事政治活该，受你的罪，但是，孩子从此改变了性格，直至今天，她也变了，跟从前不一样了，所以有时候为了带她去玩玩，出去，她从来不快乐，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到家里附近的公园，她就不去，因为那个地儿就能想起，在那那那她跟她爸爸爬过山，在那那那照过一张相，她不愿意有这种回忆，所以，整个一个童年就变了，变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了。但是也没有什幺，也有特别的收获，就是孩子特别懂事。她知道给我分担儿啊，知道这个惦记爸爸呀，比方说，天冷了，就会想爸爸这套衣服够不够，或者是，有时候就说，我特别想变成小鸟，我特别想变成真正的老鼠，然后去跑到监狱里去找我爸爸，看看。
1985年贺信彤与女儿
女儿送给狱中徐文立的画
冷暖人间
那同情我的人也挺多的，但是呢，那种大的环境下，就是徐文立刚一出事，我们党委书记就传达9号文件，那一天，我平常开会的时候我都会坐到最后因为前面都要求进步的人，就是躲在后面跟同事聊天或者看小说吧，那天我就感到气氛特别紧张，我在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就跟到我们办公室去了，说开会呀，去呀，特别的看我，我就知道，因为徐文立已经被抓了嘛，那是第二天，然后我就坐在最前面了。那天来参加会的人就是有那个公安局的呀，有一些我们局里来领导呀，反正挺奇怪的这个会，然后我们党委书记就在大会上说，有的人家里被抓了，他不告诉我们，你不告诉我们公安局告诉我们，然后就说，对于这些个别的人，我们不是不给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划情界线，脱离关系，我当时，当时因为我回到学校工作嘛，学校反正知识分子还是多一点，然后我的同事都说那不成了57年“反右”啦吗？！还让人家离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事怎么啦！，完了我就坐在最前面了，那天传达文件，文件里有徐文立的
等到开完会了我们党委书记就把我叫去了，叫我去他办公室一下，我去了以后这屋里面坐了满满一屋的人了。然后他们就问我你丈夫被抓了，他说那个你没跟我们汇报，我说没有人问我我也没有这个责任跟你们汇报，因为你是党委书记，我又不是党员，我干嘛要跟你们汇报呀？我说我觉得文革过去了，我丈夫的事是我丈夫的事，跟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然后他们就说什么没有关系呀，我们是要你谈几个问题，就说说你丈夫他们都做过什么事在你们家开过什幺会，和谁到你们家来，我当时都不说话一个人坐着，他们准备拿出笔来什幺的，就作认录，这时我就突然问一句话，我说那个徐文立被抓了他是不是已经死了，他说没有，他挺好的，没死，我说那个名单你们都掌握，他们从事政治活动，那名单里面有我吗？他说没有你，后来我就大声说，你问得着我吗？我说我丈夫从事这个活动我是反对的，因为我出于是一种自私，我说我知道一个人从事政治会给他的家庭带来什么，我说我知道那个从事政治的结果是什幺，不会有好结果。尽管是他为国家好，但他一定是受到惩罚。我说今天你们这幺找我，我改变看法了，我觉得我丈夫做得好，我说因为“四人邦”垮台了文革结束了我以为这种株连会结束了，我说我虽然反对我丈夫搞政治活动，但是他是出于要找出产生“四人邦”的土壤我说这没什么错，我说因为这个文革民族就受到那幺多的灾难，今天你们居然还搞株连还找到我，我坚决支持我丈夫，我说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今天告诉你们吧，我不会跟你们合作。然后我就一句话一句话都不说了，而我说那话的时候声音挺大的，他们没想到，因为我 在单位里是属于不爱讲话的那种人，他们就觉得，怎么一下这人变成这样，所以从此之后他们再一次也没有找过我。但是从此以后我就编入另册了。
徐文立1978年11月与女儿
我那时候大概有一年半吧，徐文立没有消息，你找不着他，我不知道这个人好象蒸发掉了，你到任何地儿都问不着，到公安局去问，他要羞辱你，所以我就急得那时候特别瘦，后来我的同事都说哎呀你要注意什么的，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只要我到单位，我们同事就已经煎好两个鸡蛋等着我了。所以，这，这好多人就悄悄的从我身边擦边而过的时候就说别以为过不去，别想不开。那个过程中单位里是有些人是借着这个机会，拿我当成往上蹬的阶梯往上爬。但有更多的人就特别同情我，我直到今天我跟他们特别感谢他们，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对我这幺好，从两个鸡蛋到只言片语。因为我们是学校嘛，所以我孩子各科他们都要给补。把孩子带来呀，给她补补数学，绐她补补语文，把她作文拿来看看，他们的这种关心真叫你感觉特别的，特别温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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