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三民主义”的创立者，笃信“天下为公”的孙中山，就这样，被其所谓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们，推上了祭坛：南京中山陵。
此后70年，在国、共内战与台海两岸红、白色恐怖统治下上亿死难民众的陪葬之下，北京和台北，分别耸立了毛泽东纪念堂和中正纪念堂。
这三个不是皇陵却宏伟浩大胜过皇陵的坟头，是二十世纪苦难中国历史，永远不可磨灭的讽刺和耻辱。
从共和到独裁
1898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之后，惊讶于日本近代化的快速进程，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日本的政治改革历程；源于地缘关系，日本也迅速成为清朝各种流亡政治精英的寄居之地。在这里，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虚君共和政治理念，遭遇到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有力阻击。
这场发生在异国的“改良与革命”（或曰“保皇与革命”）治国理念之争，被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所打断，伴随着三个多月后的“清帝逊位”，君主立宪、虚君共和成为泡影，未来中国丧失了合理政治设计的机遇，历史的河流以革命和枪声，愚蠢地驶向了拐点。
急急如过江之鲫的革命家们匆忙赶回国内，以占领清后中国政治的制高点。孙中山通过各派政治势力的折中被“伪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就职，被国、共两党成功愚民过的后人眼中，代表着正义与进步的所谓“共和”，在枪刺和炮声中走入历史。
自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到1912年1月1日的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就职，短短的81天，在当年极其有限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之下，那些抢功心切而星夜回国的革命党人，为未来中国建造了一个基础严重缺陷的“豆腐渣”政体工程。他们既忽略了千年帝制所形成的社会保守因素，又轻视了“共和”及其选举中的程序正义；惟有革命党人的个人前途和政治野心可以形容。
这个“豆腐渣”式的政治体制，不断的被没有了皇帝却涌现了一大批皇帝梦的野心家所挑战，为清后的中国社会制造了无尽的灾难。
1924年1月，在寻找到了合适的外国金主——苏联之后，孙中山迅速的背叛了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理论的第一大主义——民族主义，延续了帝国主义干预中国政治的“历史传统”。同时，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孙中山摹仿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理，背叛共和与民主，提出了“以党建国”的党独裁理论，并利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其个人党内独裁的过程。
历史清楚地记录了这个愚蠢的拐点，当然它并不像后世“胜者王候”的历史学家们粉饰的“军政、训政、宪政”那样美妙和正确。“奉安大典”之后的南京中山陵，告诉了历史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皇帝的中国，皇帝的替代品叫“独裁者”。而铭刻着“天下为公”的南京中山陵山门牌坊，如同北京中南海大门内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牌坊一样，成为了中国历史长河中最着名的“妓女的贞节”牌坊。
革命和反革命
以孙中山为共同领袖和“党爸爸”，以苏联卢布为共同金援和“党奶妈”，年轻的国、共党兄弟，以北伐为肇始，开始了“革中国人命”的历史竞赛。“革命”也在国、共两党宣传部发奋图强的愚民之下，演变成了20世纪中国官方语境中正义的、积极的、不证自明的人间正道。
1927年，历史拐点中展现了它愚蠢地一面：军方强人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无情的镇压了他北伐途中所曾经倚重的工农民众、国民党左派及其革命党弟弟——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因应于灭顶之灾，共产党内温和的左派知识分子领袖迅速受到清洗，刘邦式无赖的新领导层把共产党改造成为了坚强的、极具战斗力的“洪门组织”。革命打断改良所造成的军阀混战（1918年—1927年），被让位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国、共内战，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尸横遍野，1951年 “镇反运动”的百万落地人头，台北西门町刑场的无数枪毙，都是1927年那场镇压的报应，不过，他们（国、共）借用了这个民族的青春、生命、躯体和人头。
带着北伐胜利光环还都南京的蒋介石，迅速的实践了孙中山“以党建国”的理论：国民党代替了前清皇族专制了中国，蒋介石本人则既实现了党内独裁，也完成了国家独裁。这个号称“三民主义”信徒的新领袖，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理论，明白无误的坦白自己于世界：独裁者。
互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国共党兄弟，都非常善于高举着正义的羊头、贩卖着独裁与专制的狗肉：前有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后有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
1945年日本投降，被后人极度非议“游而不击”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因战时体制，已膨胀至百万之众；而蒋介石，则从1928年北伐胜利统一全国的弱势元首，一举成为威望隆重、民族英雄式的强势领袖，国民党军队则由战前的二百多万增长到四百多万。盛誉和强势军队，加上一定的国际认可，既遮掩了蒋介石国内统治独裁专制的一面（与中国相反，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被取代，从而留一世英名），又加重了独裁者的自我膨胀心理。
在胜利制造的眩晕而至愚蠢中，历史拐到了1946年，两个孙中山的门徒，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同事，现任的独裁者和后任的独裁者，蒋介石和毛泽东，走到了一起，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走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良机，却因两个独裁者的自私而告流产：中国历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内战（国共内战）和中国历史上统治最为残酷的暴政（毛泽东统治），印证了辛亥之后20世纪中国史一次又一次拐点的愚蠢。
从“党天下”到“家天下”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道理，没有任何某一度的提升可以致命，但是每一度都有其对最终产生致命结果的贡献。辛亥之前，革命家对改良理论的批判和打击，他们是否都不必对后世产生新的“革命独裁者”或“革命暴君”负责？孙中山为达成个人政治理想，而开展党内独裁，并着手建设党军，难道他就不该为后世中国的内战和极权专制负责？蒋介石以党治国，以“纳粹”理论为师，背弃共和和“三民主义”，难道他就不该为后来毛氏“家天下”极权荼毒下的民族和民众负责？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台阶，都是下一个历史台阶的前提和预备。
独裁的接力棒终于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上，他的政治对手，前一棒的主人蒋介石，愚蠢的把抗战中结识的金主——美国，当成了内战中可以蒙骗的凯子；可见，独裁者显然不能够理解民主政体：不理解美国国会为什么不能原谅蒋介石政府多年来的贪污腐败，包括对美国经济援助的贪腐行径；不理解抗战中对自己大力支持的美国政府，内战时却相当谨慎。
当独裁者数年骄奢，耗空了自己的所有信用（军队、民心），又突然丧失了意念中后台老板支持的时候，蒋介石唯有交出接力棒了。一代独裁者，从抗战胜利后的巅峰时刻，仅仅四年，就抛下4万万不幸的民众，供新兴的独裁者荼毒蹂躏。
中国，也就从“党天下”堕落到了“家天下”。
从抗战而始，高举着“民主”大旗，欲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并讨得抗战盟友美国一杯羹的毛泽东，1950年后，分别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继承了 “恩师”孙中山 “党内独裁” 的遗志和“师兄”蒋介石“党天下”的手段，并将其发扬光大到“家天下”的极权专制阶段，把20世纪中国民众这只“青蛙”生生的煮熟：数千万的非正常死亡、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文明大倒退。
隔海对峙的两个独裁者分别以“终身总统”和“终身主席”去世：“党天下”的蒋介石于1975年4月去世于第五任总统任上，实际执政47年（1928- 1975），隔代传位于儿子蒋经国，世纪末台湾回归到共和民主政体：“家天下”的毛泽东1976年9月去世于中国共产党主席任上，实际掌党41年（1935-1976），实际执政27年（1949-1976），政权经一个月后的“宫廷军事政变”被邓小平获得，1980年代后大陆回归到“党天下”。
百年轮回
将近百年之后，历史拐入了21世纪，由蒋经国先生主导的中华民国新生的民主政体正在经历考验，而由邓小平先生推动“改革开放”的“党天下”，也回到了辛亥革命之前满清“皇天下”的局面。百年来，仁人志士或鼠狼政客的理想抱负或野心，在制造了惨痛至极的民族灾难之后，正在重新走回历史的原点：宪政、民主和共和。
历经苦难百年轮回的民族，是否还会经历轮回百年的苦难？血痕史书中一次次拐点的愚蠢，是否足够警醒今日为政者避免下一次愚蠢的拐点？
在新世纪“辛亥革命”纪念之日，辛亥之后苦难民众的在天之灵和他们的后人们正在静静地观望着。
摘录《独裁者》（见注1）扉页引言：
人类结成群体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每一个人与众不同的个性，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感受和生活的权利。人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赢得或保卫这一权利。但是，可怕和致命的错误也在这里产生：相信这些以种族、上帝、党派或国家的名义存在的群体是生活的终极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不！人生奋斗的唯一真实持久的目的在于个人，在他谦恭的独特性和追求独特性的权利之中。（见注2）
写作并修改于2006年“国庆节”和“双十节”期间。
注1：《独裁者》指《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and Stalin's Russia》by Richard Overy
注2：本段文字英文源于《Life and Fate》P.230，作者： Vasily Grossman ，中文译者：贝苏尼（特别致谢)
来源:新世纪--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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