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三民主義」的創立者，篤信「天下為公」的孫中山，就這樣，被其所謂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們，推上了祭壇：南京中山陵。
此後70年，在國、共內戰與台海兩岸紅、白色恐怖統治下上億死難民眾的陪葬之下，北京和臺北，分別聳立了毛澤東紀念堂和中正紀念堂。
這三個不是皇陵卻宏偉浩大勝過皇陵的墳頭，是二十世紀苦難中國歷史，永遠不可磨滅的諷刺和恥辱。
從共和到獨裁
1898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之後，驚訝於日本近代化的快速進程，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關注日本的政治改革歷程；源於地緣關係，日本也迅速成為清朝各種流亡政治精英的寄居之地。在這裡，康有為、梁啟超的君主立憲、虛君共和政治理念，遭遇到孫中山革命黨人的有力阻擊。
這場發生在異國的「改良與革命」（或曰「保皇與革命」）治國理念之爭，被1911年辛亥革命的槍聲所打斷，伴隨著三個多月後的「清帝遜位」，君主立憲、虛君共和成為泡影，未來中國喪失了合理政治設計的機遇，歷史的河流以革命和槍聲，愚蠢地駛向了拐點。
急急如過江之鯽的革命家們匆忙趕回國內，以佔領清後中國政治的制高點。孫中山通過各派政治勢力的折中被「偽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並於1912年1月1日就職，被國、共兩黨成功愚民過的後人眼中，代表著正義與進步的所謂「共和」，在槍刺和炮聲中走入歷史。
自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到1912年1月1日的民國成立、臨時大總統就職，短短的81天，在當年極其有限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之下，那些搶功心切而星夜回國的革命黨人，為未來中國建造了一個基礎嚴重缺陷的「豆腐渣」政體工程。他們既忽略了千年帝制所形成的社會保守因素，又輕視了「共和」及其選舉中的程序正義；惟有革命黨人的個人前途和政治野心可以形容。
這個「豆腐渣」式的政治體制，不斷的被沒有了皇帝卻湧現了一大批皇帝夢的野心家所挑戰，為清後的中國社會製造了無盡的災難。
1924年1月，在尋找到了合適的外國金主——蘇聯之後，孫中山迅速的背叛了他所創立的「三民主義」理論的第一大主義——民族主義，延續了帝國主義干預中國政治的「歷史傳統」。同時，在改組國民黨的過程中，孫中山摹仿布爾什維克的建黨原理，背叛共和與民主，提出了「以黨建國」的黨獨裁理論，並利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完成了其個人黨內獨裁的過程。
歷史清楚地記錄了這個愚蠢的拐點，當然它並不像後世「勝者王候」的歷史學家們粉飾的「軍政、訓政、憲政」那樣美妙和正確。「奉安大典」之後的南京中山陵，告訴了歷史這樣一個事實：沒有皇帝的中國，皇帝的替代品叫「獨裁者」。而銘刻著「天下為公」的南京中山陵山門牌坊，如同北京中南海大門內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牌坊一樣，成為了中國歷史長河中最著名的「妓女的貞節」牌坊。
革命和反革命
以孫中山為共同領袖和「黨爸爸」，以蘇聯盧布為共同金援和「黨奶媽」，年輕的國、共黨兄弟，以北伐為肇始，開始了「革中國人命」的歷史競賽。「革命」也在國、共兩黨宣傳部發奮圖強的愚民之下，演變成了20世紀中國官方語境中正義的、積極的、不證自明的人間正道。
1927年，歷史拐點中展現了它愚蠢地一面：軍方強人蔣介石採取軍事行動，無情的鎮壓了他北伐途中所曾經倚重的工農民眾、國民黨左派及其革命黨弟弟——襁褓中的中國共產黨。因應於滅頂之災，共產黨內溫和的左派知識份子領袖迅速受到清洗，劉邦式無賴的新領導層把共產黨改造成為了堅強的、極具戰鬥力的「洪門組織」。革命打斷改良所造成的軍閥混戰（1918年—1927年），被讓位於「革命與反革命」的國、共內戰，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屍橫遍野，1951年 「鎮反運動」的百萬落地人頭，臺北西門町刑場的無數槍斃，都是1927年那場鎮壓的報應，不過，他們（國、共）借用了這個民族的青春、生命、軀體和人頭。
帶著北伐勝利光環還都南京的蔣介石，迅速的實踐了孫中山「以黨建國」的理論：國民黨代替了前清皇族專制了中國，蔣介石本人則既實現了黨內獨裁，也完成了國家獨裁。這個號稱「三民主義」信徒的新領袖，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理論，明白無誤的坦白自己於世界：獨裁者。
互為革命與反革命的國共黨兄弟，都非常善於高舉著正義的羊頭、販賣著獨裁與專制的狗肉：前有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後有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
1945年日本投降，被後人極度非議「游而不擊」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因戰時體制，已膨脹至百萬之眾；而蔣介石，則從1928年北伐勝利統一全國的弱勢元首，一舉成為威望隆重、民族英雄式的強勢領袖，國民黨軍隊則由戰前的二百多萬增長到四百多萬。盛譽和強勢軍隊，加上一定的國際認可，既遮掩了蔣介石國內統治獨裁專制的一面（與中國相反，英國首相丘吉爾在二戰即將結束之際被取代，從而留一世英名），又加重了獨裁者的自我膨脹心理。
在勝利製造的眩暈而至愚蠢中，歷史拐到了1946年，兩個孫中山的門徒，1924年國民黨一大的同事，現任的獨裁者和後任的獨裁者，蔣介石和毛澤東，走到了一起，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走向現代民主政治體制的良機，卻因兩個獨裁者的自私而告流產：中國歷史上傷亡最為慘重的內戰（國共內戰）和中國歷史上統治最為殘酷的暴政（毛澤東統治），印證了辛亥之後20世紀中國史一次又一次拐點的愚蠢。
從「黨天下」到「家天下」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道理，沒有任何某一度的提升可以致命，但是每一度都有其對最終產生致命結果的貢獻。辛亥之前，革命家對改良理論的批判和打擊，他們是否都不必對後世產生新的「革命獨裁者」或「革命暴君」負責？孫中山為達成個人政治理想，而開展黨內獨裁，並著手建設黨軍，難道他就不該為後世中國的內戰和極權專制負責？蔣介石以黨治國，以「納粹」理論為師，背棄共和和「三民主義」，難道他就不該為後來毛氏「家天下」極權荼毒下的民族和民眾負責？歷史進程中的每一個台階，都是下一個歷史台階的前提和預備。
獨裁的接力棒終於交到了毛澤東的手上，他的政治對手，前一棒的主人蔣介石，愚蠢的把抗戰中結識的金主——美國，當成了內戰中可以矇騙的凱子；可見，獨裁者顯然不能夠理解民主政體：不理解美國國會為什麼不能原諒蔣介石政府多年來的貪污腐敗，包括對美國經濟援助的貪腐行徑；不理解抗戰中對自己大力支持的美國政府，內戰時卻相當謹慎。
當獨裁者數年驕奢，耗空了自己的所有信用（軍隊、民心），又突然喪失了意念中後臺老闆支持的時候，蔣介石唯有交出接力棒了。一代獨裁者，從抗戰勝利後的巔峰時刻，僅僅四年，就拋下4萬萬不幸的民眾，供新興的獨裁者荼毒蹂躪。
中國，也就從「黨天下」墮落到了「家天下」。
從抗戰而始，高舉著「民主」大旗，欲與蔣介石分庭抗禮，並討得抗戰盟友美國一杯羹的毛澤東，1950年後，分別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繼承了 「恩師」孫中山 「黨內獨裁」 的遺志和「師兄」蔣介石「黨天下」的手段，並將其發揚光大到「家天下」的極權專制階段，把20世紀中國民眾這隻「青蛙」生生的煮熟：數千萬的非正常死亡、數十年甚至百年的文明大倒退。
隔海對峙的兩個獨裁者分別以「終身總統」和「終身主席」去世：「黨天下」的蔣介石於1975年4月去世於第五任總統任上，實際執政47年（1928- 1975），隔代傳位於兒子蔣經國，世紀末臺灣回歸到共和民主政體：「家天下」的毛澤東1976年9月去世於中國共產黨主席任上，實際掌黨41年（1935-1976），實際執政27年（1949-1976），政權經一個月後的「宮廷軍事政變」被鄧小平獲得，1980年代後大陸回歸到「黨天下」。
百年輪迴
將近百年之後，歷史拐入了21世紀，由蔣經國先生主導的中華民國新生的民主政體正在經歷考驗，而由鄧小平先生推動「改革開放」的「黨天下」，也回到了辛亥革命之前滿清「皇天下」的局面。百年來，仁人志士或鼠狼政客的理想抱負或野心，在製造了慘痛至極的民族災難之後，正在重新走回歷史的原點：憲政、民主和共和。
歷經苦難百年輪迴的民族，是否還會經歷輪迴百年的苦難？血痕史書中一次次拐點的愚蠢，是否足夠警醒今日為政者避免下一次愚蠢的拐點？
在新世紀「辛亥革命」紀念之日，辛亥之後苦難民眾的在天之靈和他們的後人們正在靜靜地觀望著。
摘錄《獨裁者》（見注1）扉頁引言：
人類結成群體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每一個人與眾不同的個性，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感受和生活的權利。人們聚集在一起是為了贏得或保衛這一權利。但是，可怕和致命的錯誤也在這裡產生：相信這些以種族、上帝、黨派或國家的名義存在的群體是生活的終極目的，而不是實現目的的手段。不！人生奮鬥的唯一真實持久的目的在於個人，在他謙恭的獨特性和追求獨特性的權利之中。（見注2）
寫作並修改於2006年「國慶節」和「雙十節」期間。
注1：《獨裁者》指《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and Stalin's Russia》by Richard Overy
注2：本段文字英文源於《Life and Fate》P.230，作者： Vasily Grossman ，中文譯者：貝蘇尼（特別緻謝)
来源:新世紀--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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