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班不久（晚上9点）急诊科值班医生就打来电话：“报告总值班，我科来了一个严重摔伤的急诊病人，蹬三轮车掉进了马路边的管沟，连人带车砸得不轻，全身多处外伤，耳朵也撕裂了多半拉。刚刚做完脑部CT，幸好颅腔内没什么事，现在要进行外伤缝合处理了，可是病人钱不够，请示该怎么办？”
我问值班医生：“病人有没有医保卡？有没有家属？有没有可能借到钱？”
值班医生回答：“都没有，是一个甘肃来的民工，孤身一人，现在只有几个一起蹬车的老乡，拍CT片子的钱就是他们凑的，再也拿不出来了。”
我又问：“他们总共还剩下多少钱？最简单的处理要花多少钱？”
医生答：“他们找来找去也就50多。耳朵缝合差不多要100块钱，三处外伤缝合也要60多块，再开点最便宜的抗菌药物防止伤口感染，也要20多，在我们这里打上第一次吊针，总共不到200块钱。”
我说：“能不能再少点？尽着这点钱花完了就算了，要不然顶个见死不救的名声太难听了，捅上了报纸更麻烦，想想办法吧。”
值班医生回答：“这样好了，你打个电话叫耳鼻喉科的值班医生到我们这里来缝合耳朵，针线算我们科支出，我们按外伤缝合收费，不过也要100多才能打住，不够的，你给签个字列入专项吧。”
这里交代一下：我们医院为了解决病人没钱救命的问题，在财务收费上设了一个专门项目，叫做欠费冲销。全院每年有30万元的限额，包括全院每年要不回来的欠帐都从这里抵扣并算作科室收入。1000元以下由医务处签字确认，1000元以上由院长批准，非工作时间就由总值班员代医务处签字。本来这是不合规定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在过去的管理制度下，报纸电台总是骂我们见死不救，医院规定急诊科必须处置病人，所以只好想了这么个没办法的办法。但是要严格控制，能收的钱要尽量收进来。
不是我不想签这个字，上个月我签了300元，医务处主任跑过来唠叨了半天，说去年这个专项基金就超了7万多，挨了批评。今年才过了一半就又快空了，年底是病人逃费的高发期，再不能零零星星批欠费了，否则又要超支。最后开玩笑地说，现在住院病人逃费都是万字头的，我们要“集中财力办大事”。
无奈之下，我只好亲自跑到急诊科，尽量用和蔼的语气跟他商量：“把你的身份证押下来吧，然后填个单子，签字保证一定会在一星期内交齐所欠费用，马上给你手术。”
这个民工一脸的血痂和泥土，半个耳朵呈紫黑色斜躺在左颊，黑黝黝的皮肤上还带着血口和擦伤，胡子拉碴的样子很是可怜。他一边用纱布捂住受伤的耳根，一边愤怒地用方言抗议着，大部分我听不懂，但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他没带身份证，我们见死不救。我只能再次跟他解释，可我知道解释他根本不会听，怎么办？我瞥见了外面的三轮车，于是跟他的同伴说他的三轮车可以抵押，请他们推进来，交给值班警卫保管。
这时候惊人的一幕发生了，这位民工突然站了起来，高声大叫“我没有钱！死掉算了！”，然后恶狠狠地把鲜血浸透的纱布往地下一摔，大踏步地走出了接诊室，他的几个老乡也跟着走了出去，有一个试图去拉他，但是被他摔开了。
我和值班医生追了出去，医生说不处理耳朵会坏死的，再说伤口也需要简单清清创，这个不收钱。我见他执意要走，拦住他请求他签个《自动出院责任自负声明》（这也是我们应付法律纠纷的一种不得已措施）再走。他说他不认字（可能是真的），让一个老乡代签，那个老乡歪歪斜斜地写下了他的名字----王宝句（可能是“聚”字）。
目送着他们一行人渐渐远去，特别是王宝聚自己推着那辆轮圈已经严重变形、走起来扭扭歪歪的三轮车的背影，我忍不住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可我坚持没有让它流出来，因为我在年轻的值班医生面前，是个执行医院规定的管理干部。
这种事情值班医生见得多了，他没有什么激动的情绪，只是叹了口气，告诉我病人颅内确定没问题，外伤随便用点外擦药也早晚能好，只不过可能要发几天烧。就是耳朵不缝很可能保不住了，破相是肯定的，或许他命好，能挺过炎症期………
处理紧急抢救，我从头到尾没说过“抢救”两个字，说得最多的就是“钱”，整个事情也是围绕着钱这个矛盾，如果病人有钱根本不需要我跟着掺和，可是没钱我就算来了也是个处理不了，那么总值班员到底能干什么？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值班室的，一路上我的脑海里闪过了无数曾经出现的画面：
……院长在从市长那里回来后召集的中层会议上发牢骚：“我说最近20年全院累计的欠费亏损有570万，市长说我们是兵团所属医院，地方没有理由给你解决，再说市里也没有这份闲钱，就算有钱也不会给你们，一来你们医院的职均收入超过全市2倍，二来市里财政救济下岗工人和贫困农工都困难，无法顾及你们，自己克服算了”。院长说那能不能提高点医保病人的费用限额，让我们在治疗大病患者时少亏一点，市长一口回绝说没有这个可能，社保局每年的报销窟窿越来越大，市里也在发愁…….
……..一个年轻医生在我面前诉苦：“每天管着十几个病人，忙得要死，忙就忙点吧，可还要负责帮着住院处催讨费用，没完没了地履行治疗收费告之程序，真不知道自己是个医生还是个讨债鬼”。“辛辛苦苦忙活一个月，正常收入还不到2千元，买房子养孩子照顾娘老子都要花钱，不收几个药品开单提成简直难以活下去了，其实也就那么几百块钱，成天提心吊胆的真不值得”…….
………一个老同学在饭桌上喝多了开骂：“你们医院技术好我承认，可是要钱也太黑了，我妈住了12天院，你们就敢收三万多，比老子2年挣得还多，你还好意思哭穷？除了开印钞机的，就属你们医院最有钱了”………
…….我老婆一边半夜三更地忙活拖地，一边跟我说她们手术室里的事情：“今天忙死了，又请外面专家来做手术了，他带来的那种人工心脏瓣膜是进口的，美国产品，包装特别高级，连套盒都是不锈钢的，我想要一个他不给，说公司要回收。其实我听说销售这种器械的公司看套盒给提成，用掉一个给3千，今天做了6个病人，回去一下子就是一万八”………
……..我们主任坐在桌子对面跟我诉苦：“天下还有没有讲道理的地方了？市政府、卫生厅、卫生局、社保局哪一个不是管你的爷爷？抗灾抢险、医疗扶贫、抗击非典、评比检查一个文接一个文把你折腾得团团转，干活咱不怕，可是你真有个事情他们马上就变成了泥菩萨，不管不问，凭什么我们这公立的非盈利医院连个60%的基本工资都不给解决？身为国家干部，向我们摊派推销新药倒是屁颠屁颠的。”………
我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可是我在执行医院的规定。医生事实上确实见死不救了，可是他更加无辜，还有那民工、市长、院长、主任、大夫、同学、专家、官员，似乎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都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我实在不明白：既然大家都是苦不堪言，那么到底是谁在背后偷偷暗笑呢？
既然整件事情过程中仔细想想谁都不是最坏的人，那么到底这种悲剧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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