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是当年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所著。他在1942年8日2日当天的日记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驻地去，要教尤任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很显然，邓发所说已经非常明白。那么是谁在延安担负着种植罂粟，加工鸦片，以至与国统区交易的任务呢？回答恰恰是以红色之旅著称的359旅。
《延安日记》在4月28日这天有如下记载——
……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
……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事……
看到这里，我眼前不禁浮现出的是“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浮现出的是王昆表演小戏剧《兄妹开荒》时的情景。还记得父亲于我小学时就交会我们男孩子用织针编织袜子，用破布自己缝补膝盖上的破洞时的情景。我们也因此得知凡延安出来的男人多有如此女红技艺。我和哥哥并被教导而得知那就是“延安作风”……
在舆论封闭，思想禁锢的执政作风下，这些关于革命的种植罂粟行动被消息封锁达半世纪之久，直到今天尚未正式解秘。当我在网上搜索发现相关这事情的议论时，想到的是那个关于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即使有出于革命的道义的正面认识，但它毕竟还有一个道德良知的反面教材意义。我们宁愿理解在十分特殊的时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也不愿湮灭历史的真相。至少于认知上要有个自我心灵永保完善的态度。何况是国家，何况是历史。
这样的事例尚有无数，随着一代人的离世，许多问题将成疑案，那也许不是你现在的官方“定性之论”可以推脱之，及早解秘历史文献，及早重新评定历史问题，这些至少是该给予史学界的宽松。
(不寐论坛/ 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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