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由查出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
（二）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的硬指标：“打虎预算”
（三）我经历的三反运动：驾驶兵人人过关
（四）子夜，司药姑娘吞下一瓶溴化钾
（五）交代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一）由查出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
中共建政在隆隆的礼炮声中诞生，同时一场又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也在隆隆的阶级斗争礼炮声中次第展开。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论的好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创造性地运用在中国，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作为过来人，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进入1950年的，然后我们是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进入1951年的——我个人是1月8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参军——参加军事干校离开上海的。
但是从中国的社会情况而言，1951年的主题词是：
镇反，土改——杀人的代名词；
1952年的主题词是：
三反，五反——“打老虎”的代名词。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上致题为《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开幕词。所谓三大运动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
日历翻到1952年，抗美援朝仍然在继续，三反、五反代替了土改、镇反。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1952年《元旦祝词》宣称，三反运动是要“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卷第1页）这种浪漫主义的宣言不能说没有煽惑力，但是且不说中共的阶级斗争历史，就是当今世界各国，哪个国家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这些“污毒洗干净”了？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时，永远是立足于道德的制高点上，造成任何人，首先是他们的政治局同僚们除了双手赞成，别无选择。
在毛泽东宣布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月后，毛泽东收到华北局11月29日的报告，得知天津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的贪污问题，还查明他们“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的严重问题。此外，这时还查出几个贪污浪费的案例。
1952 年1月4日，毛泽东批示：“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引文见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19页，往下只注明页码。）“但在一月份内只应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案件并进行审讯，而不必忙于处决。”（第20页）
因此，拖延到2 月10日，张、刘二人被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死刑，予以处决。当时我听到内部一个传说，当枪声响过，毛泽东的刀下留人的急电送到刑场，但是晚了一步。那时没有手机，否则，或许张、刘二人还不至于送命。传说毛又认为给这么两个老革命处决太重。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权当一个佳话记载于此。不过，多数老干部对于如此严厉的处罚，心里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那些真有问题的人，哪能不惴惴然。
其实，毛泽东的所谓三反是“洗干净污毒”之说，是他的谜面，谜底则是阶级斗争。他总是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总揽全局，不断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早就向全党敲响过预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警钟。现在有了张子善、刘青山的典型开路，正好证明了他的英明和预见，所以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在他的胸中酝酿成一杯醇香而性烈的茅台酒。
毛泽东早年到过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北京大学做过月薪8元的图书馆馆员，而馆长、教授，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月薪是200——300元。他在上海给人家洗过衣裳，不一定就是靠此谋生，起码也是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掩护。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对于人间的不平等心怀革命冲动的青年毛泽东，走到那种花花世界里，满眼看到的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笙歌艳舞的都市繁华，和自己的地位形成强烈的巨大的反差，心里更加引起天然的敌视与无名的仇恨。我们可以借眼前的一个例子，破解毛泽东的心理态势。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马家爵，一个云南的大学生，因为自己太穷。人穷志短，承受不了同学的歧视，于是把同寝室的同学都杀了。马家爵如果和毛泽东是同龄人，那么就不会出此下策了，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送来了马列主义，而且还派人到中国来帮助中国人组织和建立共产党。有了共产党那就不只是杀几个给自己翻过白眼的人，而是要把天下的不平等一扫光。
所以，站在西柏坡村的土坯房子里，毛泽东就预见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现在出现了张子善、刘青山，正好证明了他的预见之英明之伟大，所以，发动三反运动在党内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一致拥护，而且谁也难以提出反对的理由。
由共产党自己提出反自己的贪官，当然可以获得群众的高调拥护，为革命的合法性提供坚实的论据。在中国历史上，反贪官总是会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的。一部《水浒》就是证明。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从此，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 “三反”运动在全国机关、党派、团体、部队、学校、企业相继展开。说句天地良心的话，当时的机关干部，大体上还保持着打天下时的本色，吃的是大中小灶，穿的是蓝色灰色的干部服，住的都是接收的房屋。1951年我领战士级班级的津贴费只有两元几角钱，当时的炒花生米4角钱一斤，所以干校营门口的小贩编排我们说“穷不了一月，富不了三天”，直到1954年领副排级津贴费才增加到14元。大中小灶的标准是每天4、6、8角钱。总的看艰苦朴素还是蔚然成风，贪污浪费现象不能说没有，但是毕竟不多不重，所以，下头对于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三反”运动开始时是颇为抵触的，并不是闻风响应，雷厉风行。
决定下达后的40天，张、刘枪决，以杀立威，全党全国干部在称颂伟大领袖的英明之余，无不惴惴然惧惧然，一片惊警憬悟之声，好像三伏天吃了一杯冰激凌，头脑顿然清醒，这个“三反”运动也就遍地开了花。
（二）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的硬指标：“打虎预算”
毛泽东以在延安倡导实事求是获得了美誉，但是在实际工作上，在领导政治运动中，他从来是反实事求是的。远从江西苏区搞肃反，整AB团，中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他发动了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都是搞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罪推定，逼供定案。每次运动都他要预先制定出整人指标，并且层层分解下达，不断加码，实行目标责任制。那些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刑讯逼供而完成任务的是好干部，否则就是认识落后，右倾保守，或者本人有问题，或者有意“包庇”，视为“拦路虎”、“绊脚石”马上成为被打击对象。
因此，文革之后，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展开了历史上空前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不但要平反解放后的大量冤假错案，而且涉及了大批从江西苏区时期开始、长征途中、延安整风的旧案积案。毛泽东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亏得胡耀邦出来收拾，给他“擦屁股”。今天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文革后中共在“英明领袖华国锋”领导下继续执行两个“凡是”，拒不平反冤假错案，今天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毛泽东领导镇反运动，规定了“杀人指标”：农村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点五。故此，1951年1月21日，他要求上海“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文稿》第二卷第47页）1月23日电报称：广西省“三个月中，正确地杀了匪首惯匪及其他首要反动分子三千余人，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第62、63页）1月24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书记电报，指示“应当放手杀几批”。（第70页）2月8日电报指示：“应杀者均杀之。”（第112页）2月25日指示北京市“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第139页）3月18日，毛泽东在《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中说：“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来。从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重庆两市动起来了，这是好现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第168、169页）3月24日又指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第192页）
总之，可以说1951年是杀人年，而且是有计划地有比例的大规模地杀人。“大杀几批”成了毛泽东翻来覆去下达指示的主题词。毛泽东以杀人为“痛快”，觉得“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活脱脱地暴露出一个杀人狂的变态心理！但是现在，中共极力回避镇反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反人权的杀人运动。至于镇反运动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错杀了多少无辜就成了永久的机密。
所谓三反运动，实际上是反贪污，至于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不过是陪衬。这三件事怎么也难放在一起来反，何况是开展政治运动来反。反贪污采用的是凡管钱管物的人，都视为“犯罪嫌疑人”，要七斗八斗一番，用了一个比喻说法，叫做打老虎。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提出了“打虎预算”。这和“杀人指标”一样，是异曲同工的说法，即要完成打虎的数量。“预算”本来是一个经济学的名词，因为毛泽东要避用军事术语，所以借了经济学名词来表达“打虎”的目标数字，也算一个创造。
所谓“反浪费”，并没有客观标准，很难界定是非。“反官僚主义”更是一个虚拟世界，更难界定是非。6年后的1957年整风的时候，又把“反官僚主义”拉出来陪过法场，就可见三反运动，其实只是一反，反贪污而已。
贪污是一个典型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解决。这就是毛泽东习惯的手段，可见他毫无治国之术。
在他的总导演策划下，全国六大行政区为此你追我赶，不断增加“打虎预算”，从几百只，逐步提高到几千只。
1 月24日，毛泽东批示：“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会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
他的“打虎预算”与日俱增。2月11日《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说，华东局指示全区须打大老虎五千只，中小老虎二万只。“这是全国各大行政区打虎预算最高数字”。 “华东军区打一千只大老虎的计划，也是全国各军区中预算最高的。”（《文稿》第193页）然后他就要求各区必须大致和华东看齐。这是2月11日，过了两天，13日，他又批转华东军区的报告，因为华东军区的打虎预算翻了一番，增为大老虎二千余，中小虎六千余。于是他要求“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经费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文稿》第206页）到了17日，中南局又把预算提高为“大虎八千小虎四万二千余的新计划”（第221页）18 日，他又指示说，中南军区打虎预算之大虎八百，只及华东军区的一半，而且华东军区将来大虎可能打至二千五百至三千。因此批评中南军区“勇气不旺”。（第 228页）
1月23日，毛泽东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指示：“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例如中央一级，在一月十八日以前查出的一万名贪污分子（其中有很多人款数甚少，情节甚轻，迹近贪污，实际不能叫作贪污）中，只有十八名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至—月十八日，认为可以再查出五十名。最近两天又有增加。估计将来还有增加。”（《文稿》第三册第87页）“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必定藏有贪污分子，这样的有罪推定，算是哪家的逻辑？
毛泽东规定，“大虎”要判处死刑。“政府现在规定：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这话登上了2月2日的《人民日报》。请注意其中一句“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都可以处以死刑。这是多么可怕的指示。有了这个指示，要造成多少无辜的人头落地。（《文稿》第三册第127页）所谓一亿元，相当于改版后的人民币一万元。依我的记忆，以工资收入、物价水平比较，那时的一万元，绝对不会超过现在的50万元，因为50年来物价指数还没有涨50倍。但是我不知道这条“大虎要杀”的政策指示是否执行以及如何执行的。如果执行了的话，全国杀掉的人数恐怕要达到6位数。
三反运动席卷全国，无一遗漏，从志愿军也要开展就可以证明。39军因为转入战斗，这才批准“主力停止打虎”。（第223页）
现在，我们要计算一下，按照毛泽东的估算，华东军区要打大虎2500——3000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合而为一，下辖8个野战军，还有若干独立师、独立团，以及苏鲁皖浙闽沪五省一市地方军区与部队，总计绝对不到100万人，因为当时还没有实行大规模的整编复员，人数比较多。假若以100万被2500——3000除，那么平均每三四百个干部战士中，就要打出一个罪至死刑的“大虎”。这样的比例数，你相信吗？我是1956年离开部队的。我记得54、55、56几年，我们华东全军的后勤教育经费，每年不过三四万元。大灶的供给标准大约是每月12元，以此计算，一个连队每月的经费不到 2000元。1953年部队进驻营房，每平米的造价是20元。因此要贪污一万元哪里那么容易！假若干部战士平均三四百人中就能打到一只“大虎”，那该有一片多么丰茂的森林饲养藏匿啊！
今天回想“三反”运动，毛泽东唯一的遗憾是他没有长命百岁。如果他真是活到百岁，就有机会听到今天的民间牢骚：把处长们全部枪毙，就会有冤假错案，隔一个枪毙一个就会有漏网之鱼。假若他听到这样的民间流行语，那他老人家的“打虎预算”就不知怎么制定了！
在过去五十几年间，中国的老百姓遇到社会难题的时候，总是说，毛主席的经是一本好经，但就是被小和尚念坏了。说话的人，有的是真心实意，有的是不敢冒犯毛泽东，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老根源，原来一切坏事都是出于毛泽东。因为他那本经是一本坏经，古往今来难以找到更坏的坏经，所以才造成神州空前的大灾难。小和尚敢于胡作非为，或者被迫胡作非为，还不是因为念了毛泽东的那本坏经？
（三）我经历的三反运动：驾驶兵人人过关
在亲身经历了三反运动五十几年之后，再来阅读毛泽东当时的“打虎预算”指示，特别是对华东军区、对华东军区后勤部门打虎的指示，我才认识到当时，我所在的华东军区后勤部机关，为什么对驾驶员、保管员、司药要整得死去活来的原因。
毛泽东指示，“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文集》第191页）开展三反运动。
笔者当时虽然是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却是司令部机关，而不是财务、军需、军械、运输等职能部门或下属工厂、仓库、兵站，不经手钱粮物资，但是运动仍然是热火朝天，昼夜兼程地进行。
当时，在我们机关，一方面是一大批不管钱财物资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分派到下属工厂、仓库、兵站去打“老虎”。当时称贪污犯叫“老虎”。凡贪污一亿元（货币改革后换算为10000元）者为“大老虎”。另一方面，机关中，只要和钱物有关的人，都成了“打老虎”的对象，一个一个地过关。
我们机关的驾驶班司机都是淮海战役解放过来的，每人开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吉姆西或六轮大道奇，经常是独立活动。这些被称做“解放战士”的驾驶兵自然是恶习难改，他们能不贪污吗？于是对每个驾驶员都要实行车轮斗，逼他们交代盗卖了多少零件、汽油。批斗的人分为两批，昼夜换班，而被批斗的对象，则不允许睡眠。许多假老虎实在承受不了这种车轮斗，为了过关，只好顺着竿子往上爬，要怎么交代就怎么交代，最后变成了“真老虎”。例如，我参加过一个打虎小组知道，一个驾驶员交代，他每次出车，把5加仑的手提油箱灌满，开到某一联系好的地点，和守候在那里的一个商人交换空油箱，卖得10元钱。拿10元钱到夫子庙嫖妓一次，下一次馆子。于是，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交代出的数额能够吓死你。领导也不想一想，整个机关用了多少汽油？有那么多汽油让他们倒卖吗？
当时这种斗老虎的场面，是昼夜兼程，夜以继日，其手段就是逼供。今天我们可以查到当时毛泽东的指示。他的确是告诫过，不要搞逼供信，可是他又不断追加打虎“预算”，这叫下头不搞逼供信怎么可能呢？中共凡是搞政治运动就离不开这个法宝。它在中共历史上由来已久。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有一次我听到（抗大绥德分校）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
我们机关的保管员手头管了许多破烂。因为我们接收的是国民党联勤总部的机关房屋，破七烂八的东西多得很。有人揭发，保管员的妻子探亲回山东的时候，带回了几包袱衣物。于是在七斗八斗之后，还派了两个人，佩带武器，其中一个是我的室友，专程到他的山东家中翻倒，好像是莱阳一带农村，结果空手而归。
（四）子夜，司药姑娘吞下一瓶溴化钾
我们机关有好几百口人，部长政委是兵团级或军级干部，因此设有门诊部。门诊部有司药一人，是渡江南下的胶东女孩，二十出头，大方开朗，对人随和，没有处方笺，找她要几片阿斯匹林之类的常用药也不难。反正看病吃药又不花钱，大家天天在一起，吃一个锅里的饭，开口小张，闭口老王，因此这种平常药给几片不会出乱子。
她高高的个头，白白的脸庞，长得满清秀漂亮，特别爱干净，把一身黄军装洗成白军装，穿在身上总是熨熨帖帖的。和江南姑娘比，别有一番姿色韵味，可惜我忘记了她的芳名。那时我还不满18岁，所以和这位大姐姐说话随随便便，心里没有藏疙瘩。
这位司药是否有男朋友不知道，反正在我们那个胶东人占一半的男人王国里，是不愁追求者的。再说，当时结婚的限制级别从团级刚刚降低到营级，我们机关里的营级干部大把大把的有。所以这位司药更是身价百倍，无形当中成了一位高傲的女神，许多男人只能仰望她的尊荣，渴望她的美貌。就是这么一个女孩，把她斗得服下了过量的溴化钾，在一个夜晚，一命呜呼。
为什么要斗她呢？因为当时的药品大多是各单位直接到商店购买的，于是怀疑她在购买的过程中，是否拿了回扣。在逼迫她自己交代的同时，清查从解放南京以来，两年半间的处方笺，一张一张地累计：阿斯匹林6片，璜胺嘧啶4片……，结果，处方笺还没有统计完，她就永别了。进入整这位司药姑娘的阶段，我和另外几个年青人被分配在门诊部“打虎队”，每天不是开会逼司药交代问题，就是统计处方笺。
若干天之后，这天吃过早饭，全机关紧急集合，在小礼堂开会，有一二百人，气氛突然十分紧张，临时领导运动的某处长声色俱厉地宣布，司药姑娘已于昨夜畏罪自杀。她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在她的遗物中，还发现了一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更证明她是一个幻想变天的反动分子，因此开除党籍，开除军籍。
我真不敢想象她的父母收到部队的“自绝”、“开除”通知书的时候，会怎么想？他们能够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吗?
这样的处理给每一个参加了革命的人，无疑是一个警告：这就是自杀者的下场！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他着重教育党员，参加了共产党就要准备接受党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不要怕委屈、打击。这是党性锻炼的必要内容，是共产党员革命坚定性的表现。“少奇同志”——这是毛泽东及党内同志对他亲昵的称呼——当然是针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后遗症而言的。我是真心实意读过《修养》的，也目睹了“自杀者”的下场，所以以后我遇到最最艰难的处境的时候，没有步这位司药姑娘的后尘！
自己一走了之，当然是一了百了，但是，家人父母却要为自己承受无穷无尽的灾难！遗憾的是以党性修养谆谆教育党员的“少奇同志”本人，文革中自己连争取“修养”的权利也被剥夺殆尽。这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个自杀事件，那一瞬间真是惊心动魄，永志难忘。
司药姑娘自杀在子夜，尸体马上派汽车拉走了。
前已述及，我们的机关是原国民党的联勤总部，“反动书籍”多得很，随处可以拾到，平时好像并不忌讳，我是在接收两年多之后才调去的，我身处的环境中反动书籍并不少，谁知道在司药姑娘的衣物中怎么会混进这么一本劳什子。人都死了，怎么也辨白不清了，真是倒霉！
我们要问：这位司药姑娘为什么要自杀呢？他能贪污吗？这是不必追问的问题。那么，既然清清白白，为什么要走绝路呢？
在开始清查这位司药姑娘之后，马上就停止了她的工作，不许她进入药房了，可是不知何时，她用盘尼西林即青霉素药瓶装了一瓶溴化钾粉剂在身上，在清查、批斗她若干天，她也绝食了许多天之后，在空空的胃肠中，她用一杯开水送下了这瓶溴化钠，发现她吞服的时候，间隔不过三五分钟，门诊所最好的医生在场，但是已经来不及，连抢救的余地也没有。她考虑得很周到：不死则已，若死则死定，否则，贻害更大。
这种准备周到、决心坚定的自杀，说明思想反动，更加可恶，更加不可饶恕，必须批臭，使其他的人决不同情，决不怜悯。
那么，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一个还没有恋爱或正在恋爱的姑娘，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一个追随人民军队打仗渡江解放了南京的女兵，在她决心自杀的时候，大概唯一无法解脱的困惑就是人格的清白受到玷污。为了证明她的清白，为了表达她的愤怒，最后选择了这么一条绝路。
她对忠心耿耿追求的革命、对生命的期待、对人生未来的向往，对男人的追求恋人的热吻，完全绝望了。
（五）交代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不过，三反并不仅仅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还要整风，肃反。1951年搞镇反运动，是就社会而言，在内部还有一个“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人人都要交代家庭、历史、社会关系，以查出反革命分子为最终目的。1952年的三反运动也是以清查思想，交代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结束的。
1952年4 月17日，毛泽东写了《中央转发轻工业部关于党内外干部普遍交代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报告的批语》。批语肯定了轻工业部“在普查方式上普遍填表，逐个由本人报告，小组讨论通过”的方式，等等。（《文稿》第三册第416页）回想当时，大体上是按照这个步骤进行的。我可以分别举两个我见证的有趣的例子。前一个是交代经济关系，后一个是交代社会关系。
先说交代经济关系的故事：我们处的处长叫黄志远，原来是24军的后勤部长，抗美援朝回国后上调到军区后勤部训练处任处长，不过职级都没有升。同时从24军调出的还有军政委彭柏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长，他后来成了胡风集团中的骨干分子。黄志远在早曾经做过华东野战军的后勤部长，因此和地方上的商人免不了要打交道。1961年拍过一部电影，叫《51号兵站》，就是描写中共通过地下党到上海偷购、偷运军用物资的故事。解放后，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向中共出卖过军用物资的红顶商人，当然觉得是有功之人，登门叙旧，也是人之常情。黄志远从朝鲜回国，军部驻上海郊区松江，距离上海近在咫尺，所以就不断有老关系前去拜访。
黄志远交代说，凡有登门拜访的商人，都是在办公室接待。如果到了开饭时间，就派通讯员带他到食堂吃一顿“小灶”饭。如果客人进门带了什么东西，那时也不过是两斤点心之类，就叫通讯员提着，连人带物，一起送出营门。至于想通过他，拉关系，做生意，绝对没门。因此，登门拜访的这类客人，都心知肚明：黄志远是无情无义的人，过了河就拆桥。
黄志远的交代绝对没有虚假。他十分注意“关系”，不用说和商人的关系，就是和“同志”的关系，也是绝不徇一点私情。他离开24军后，从来不和24军的旧属来往。来信属于私事，看完就撕掉，绝不回信，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情形。因此，他到了南京，从来没有一个旧部属拜访他。我和他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可以证明，从来没有拜访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认为，离开了组织关系工作关系，就不存在什么同志战友朋友关系。任何超组织关系的关系都是有害无益的。这位1937年参军、出生“破落地主家庭”的老干部深深知道政治运动的厉害，时时警惕在心。当初彭柏山要是有黄志远的这番心算，明哲保身，就不会栽进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漩涡当中了。
这位黄志远是福建莆田人，出身破落地主，上过高中，当过小学教师，抗战开始，他参加了红军，后来和一位来自上海美专的朱姓上海姑娘结婚。他的妻子是团级处长。在农民成堆的革命军队里，两个知识分子结婚，免不了猩猩相惜，臭味相投，当然就更加和工农出身的干部格格不入，即使成了高级干部也是油是油，水是水，难以融合。黄志远改不了孤傲清高的毛病，厌恶阿谀奉承，对上头敬而远之，动辄褒贬工农干部，所以他的下属，当然是文化很低的一些干部，背后常常菲薄他。但是，像他那样的业务干部，能够在一个晚上他口述，我记录，写出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发表在总后出版的《后勤建设》上，在当时是极为稀少的。肃反运动的时候，他已经调到后勤学院做高级研究员去了，我被打成小集团首领。处里的同志们都说我是受了他的熏陶，被他影响坏了。几年当中，在生活会上，我受到不断的批评，毛病就是好逞能，好充能干，好自作主张，好炫耀知识，好卖弄小聪明……，其实，我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
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黄志远在做处长的两三年间，在工作之余，能够和他随便往来说话，或者没有事也去他家的，大概只有我这个年纪最轻、级别最低的小干部，但我心里绝没有讨好卖乖、阿谀逢迎、巴结谄媚的想法。
再介绍一个交代社会关系的故事。那时，华东军区的后勤部部长叫邝任农，是兵团级干部。他随后调任民航总局局长，空军副司令员，授中将军衔。文革时期，因为民航局局长工作特殊，所以他的名字经常排在一大串领导人当中，出现在报头刊尾。
他是1928年在江西寻坞参加暴动参军的。邝任农在领导人中，以严肃、不苟言笑、原则性特强著名，因此处长们流传的说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就是说没有必须要请示邝部长的事不找邝部长，因为其他几位副部长都比较平易近人。处长们如此，所以等而下之的科长、科员们就很少和邝部长说话了。至于我这样的小青年，只能看到他每天钻进钻出小车而已。
可是，三反时，有一天，开大会，是听取邝部长交代问题。据说，有人揭发，因为他老家房子塌了，他给来队探亲的地主老爸画图，设计房子图样。这可是阶级立场的大问题。地主出身，你革命资格再老，级别再高，不能划清界限，实行彻底决裂，就成了立场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后来在文革中，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还要为自己的官僚地主出身反复反省，就可见其严重性。遇罗克就是因为写了一篇《出身论》触及到共产党的这根敏感的神经而被枪决。既然邝部长有这样严重的原则问题，那是不能含糊掩盖包庇的，所以就有必要让邝部长本人亲自向机关全体干部交代说明。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邝部长讲话。
这当然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言。邝部长耐心地作了说明，予以否定。今天来絮叨五十几年前的这个中将级领导的故事，不论是事件本身，还是处理方式，如此郑重其事，叫人觉得是在说海外奇谈，天方夜谭，匪夷所思。
不过今天事后想起来，这个邝部长画图的故事，十分违情悖理。那时，假若有这种事，除了他的秘书，有谁能够知道呢？邝部长办公室的门口，加设了一个岗哨。我们机关的干部进门不用盘查，但在心理上就隔开了距离，所以处长门有了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说法。他的家是于右任的旧宅，足有十亩，有一个警卫排驻守，愿意随便进去聊天的人，恐怕一个也没有。结果造出了这种匪夷所思的故事。实在奇怪！
我们机关的三反运动，是由一位计划处处长伊文领导的，因为机关的政治协理员赵某是营级干部，级别低，不便直接领导。这位1938年入伍，有过延安整风经验的伊文处长，把延安抢救运动的那一套整人的法宝运用得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他横刀立马，威风凛凛，在领导运动中大显身手，令其他的处长们窃窃私议。由于打虎有功，三反结束，他被提升到总后的油料部做副部长。这位善于跟风的“左”将，在文革中又做了石油部的军代表，名字经常排在余秋里、谷木之后为第三位，和他们并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至于在他领导下，发生了自杀事件，这是从来不会追究责任的。“左”从来是革命的表现。
这就是我经历的“三反”运动。如今，中共谈起政治运动来，仿佛还有一个“三反”运动值得肯定，因为毕竟它是反腐倡廉，也的确威慑了一段时间，但是这种办法也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吓死几个胆小鬼的而已。不解决绝对权力的问题，就不能解决绝对的腐败。几十年之后来看，像这样逼着全国不断加码地“打虎”，只要是管财管物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过来斗了再说，荒唐不荒唐？要制造多少冤假错案？这样能够杜绝贪污吗？
应当看到，第二、第三、第四代领导人，在反腐败方面，没有做毛泽东这样的蠢事，搞人人过关，但如果也像毛泽东这样做，那共产党就自乱天下了。现在洪洞县里，谁能反谁的腐败呀？！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孳生腐败的制度丛林在先，所以即使年年整风，年年三反，直到白天“三讲”，晚上三陪，人人学党章，天天讲“保鲜”，腐败总是如影随形，纠结如冤鬼，咬着共产党的尾巴不放。
由此可见，三反运动，何功之有？！
中共经受了那么多曲折，但是至今仍然走着一条危险的旧路——就是不断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由他独断乾纲。如果说在中国还不能实行民主政治，是因为人民素质太低，那么，在中共党内不能实行民主，是因为具有“先进性“的党员、中央委员的素质还太低吗？在一个腐败已经蔚然成风的国家，没有民主监督、没有新闻自由，是否能真正遏制腐败，我们只好拭目以待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见证过那些打天下的人，当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尤其是来自农村，猛然走进花花世界南京上海的“土包子”们，大多还是比较清廉自律的。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位领导叫余为群，是扬州附近农村的小教，1942年参加革命，做区委书记。他经常念叨，抗战期间和他同时的24个区委书记，有23个牺牲了，自己活着，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舍弃呢？他后来转到部队，做58师的作战科长，在朝鲜负伤，回国治好炮伤之后，分到我们处里。他在勤俭自律、清廉自守方面，几乎是无可指责。这种情况，在当时应当是中共的主流。如果毛泽东在当时和后来不是发动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斗过来，斗过去，斗得洪洞县里无好人，而是一心搞经济建设，一心搞民主政治，不和美帝苏修争短长，不图红太阳照世界，或许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就别有一番风景了。
这真是得也毛泽东，失也毛泽东！
（2006-6-2于山东大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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