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累……”5月30日深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死在出租屋。医生注明：死亡原因是猝死。此前，从5月27日到30日，工厂为了赶活，甘红英每天都是从早上工作到次日凌晨。四天工作时间达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逾22小时。她生前常提到自己“想好好睡上一觉”。甘红英原是四川 一名女教师，因幼儿园停办南下打工。
猝死女工的最后四天
5月27日
早9时到次日凌晨1时20分(除2小时用餐时间)，工作14小时20分钟。
5月28日
早9时到次日凌晨1时45分(除2小时用餐时间)，工作14小时45分钟。
5月29日
早9时到次日凌晨2时(除2小时用餐时间)，工作15小时。
5月30日
早9时到晚9时20分(除2小时用餐时间)，工作10小时20分钟。
晚9时20分，甘红英“坚持不住了”，向老板请假。
晚9时30分，甘红英在路边公用电话亭给家乡的丈夫打电话，说自己很累，身上发冷，嘱咐丈夫好好照顾年幼的儿女。
晚11时，外甥回家看到她斜靠在墙边的床上，一动不动。试探呼吸，发现只有一点气了，马上跑去工厂告诉妈妈冯玉竹。冯玉竹得知后拨打120，救护车赶到。
晚11时59分，甘红英在出租屋停止呼吸。
35岁的甘红英(原名冯红霞，后改名用母姓)在出租屋里停止了呼吸。
5月30日晚11时59分，端午节的前一分钟。
两个半小时前，她跟姐姐冯玉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好累，给我钥匙，(我)去你那里休息一下。”
新海医院医生在病历上写着，病人“死亡原因：猝死”。
坚持不住了，要休息”
5月30日晚9时20分，位于海珠区的新浪潮之星服装厂挡车工甘红英向老板请了假，只身离开已经工作了10个多小时的车位，她后来到了姐姐冯玉竹的家——广州市海珠区鹭江西街20号一间近两平方米的出租屋休息。正对甘红英3号车位的湖北工友王卯奇回忆，当时甘红英的脸色很难看，说自己头晕头疼，“坚持不住了，要休息”。因为赶活脱不开身的冯玉竹安慰她：“明天端午节，你可以休息下。”从前一直当老师的甘红英只是弱弱地摆摆头：“要能休息，我就希望可以好好 睡一觉。”
冯玉竹的儿子彭勤晚上11时才回到家中，“门开着，灯也亮着”，阿姨正斜靠在墙边的床上，一动不动。彭勤喊了几声，觉得异样，连忙上去试探呼吸，“只有一点气了”。彭勤飞跑着下楼朝400米开外的工厂跑去。住在冯玉竹出租屋隔壁的四川老乡林兴文可能是最后一个和甘红英说话的人。林兴文回忆，晚9时40分左右，甘红英到屋里来找彭勤：“我外甥在不在？”晚上彭勤经常在林兴文那看电视，但是这天彭勤没有来。“她看上去很憔悴，我就问她，她说头晕很累，要去睡会”。在此之前，晚9时30分，甘红英从厂里出来后，在路边一个公用电话亭给远在老家的丈夫通了最后一次话。甘红英的丈夫林科君记得，妻子的第一句话是：“我刚下班，活都没有干完。”甘红英说自己很累，“身上发冷”，林科君让妻子赶紧去休息。有点突兀的是，通话快结束时，甘红英突然在电话里嘱咐丈夫要好好照顾一双年幼的儿女。
晚11时10分，距出租屋约400米的新浪潮之星服装厂里依旧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100多名工人正在埋头加班，工厂里侧的黑板上写着要求当天交货的三批产品，“今晚必须交货”。彭勤跑到三楼的车间门口，保安把他拦住：“要干什么？等到下班再进去吧。”彭勤看了看时间：23时15分，离下班还有45分钟。彭勤着急得不行，几下子就和保安吼了起来：“快让我进去，我阿姨要是出了事，你们要负责任的！”几番撕扯，正在厂里巡视的老板冯亚东被惊动了。冯亚东告诉记者：“他在门口和保安争吵，我问清了原因，就让保安赶紧进去叫人。”
正在2号车位埋头做活的冯玉竹被人叫停：“你妹妹不行了，快回去吧！”冯玉竹说自己的脑子“嗡”了一下，就跟着儿子往家里跑。冯玉竹拨打120以后，赶紧和妹夫通话：“红英不行了。”目击者称，甘红英躺在床上已经不能动弹，“气息微弱”。新海医院的救护车很快赶到，一个江西的工友扛起红英就往楼下走。医生眼见甘红英情况紧急，命令在2楼楼梯拐角停留进行抢救，但是狭长的楼梯没有足够的空间，2楼的过道漆黑一片，找了2楼的一间空屋，但没有安灯也毫无办法。几经周折，甘红英重新被抬回三楼的房间时，已经停止了呼吸。新海医院的病历上写着，“死亡原因：猝死。死亡时间：2006 年5月30日23时59分”。
“赚点钱，孩子上学条件能好些”
甘红英，是四川人，父母都是农民。她在三姐妹中排行老幺，17岁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进入一家小学担任老师，之后还自办幼儿园。去年10月，因为缺乏资金，招生困难，幼儿园停办。不久甘红英就出来打工，“赚点钱，孩子上学条件能好些；有点资金，把幼儿园再整起来”。甘红英让在县城开饲料店的丈夫好好照顾11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自己一个人南下。她先在广州一家餐厅当了两个月服务员，回家过完年又跑到了广州。姐姐冯玉竹说，甘红英联系了海珠区多家较偏远的小学，有小学应允等到新学期开学就可以上班，有几个月空闲的红英于是在姐姐的介绍下进了新浪潮之星做挡车工过渡。家人们向记者展示甘红英随身带来的小学二级教师资格证、毕业证、健康证等求职证件时，失声痛哭。
林科君回忆，进服装厂一个月以后，妻子开始在电话里抱怨工厂天天加班，太累了。林科君几次让女儿劝说妈妈回家，甘红英都拒绝了，只在电话里嘱咐女儿好好学习，“外面赚钱不容易，要把书读好”。甘红英3月、4月份的工资除去伙食费到手一共1700元，其中的1100元分两次寄回了老家，还分几次给孩子寄了吃的、布娃娃等。记者在甘红英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张存折，但折子上没有存款。与甘同屋的工友介绍，“她特别节约”。工友印象中甘红英只有一次买了一块钱的李子，还请大家吃，可“味道很酸”。工友们印象深刻的还有，有一次工厂喇叭里放流行歌曲，甘红英情不自禁地一首首跟着哼唱，工友们都很惊喜，“唱得真的非常好”。
我只想好好睡一觉”
5月31日凌晨，记者前往位于鹭江西街40号的工厂宿舍采访，鹭江一带十余家服装厂的工人都被安排在此住宿。满地污水，臭气熏人，顺着狭长黑暗的楼梯上楼，几经曲折才找到甘红英住的房间。房间外侧临近臭水沟，异味很大，屋里肮脏杂乱，而且连一盏灯都没有。同屋工友回忆，经常加班，回来大家都很累，可能是以前做老师，没做过计件工这么辛苦的活，甘红英的累显得特别明显。和甘红英隔床的年仅15岁的打工妹小夏介绍，甘红英住这以后经常感冒，“她说自己就想好好休 息，好好睡一觉”。
5月31日凌晨4时30分，新浪潮之星的工厂空空荡荡。看门的妇女开门时说了句，“我们刚刚下班”，就被同行的厂方人员用眼神制止。车间尽头，甘红英的车位前，还有一大筐原材料没有加工。几名工友私下透露，该厂工人一般早上9时打卡上班，中午11时30分下班，12时30分上班到下午5时30分，下午6时30分接着加班，一般要到晚上12时。
工人说，上班迟到一般扣罚20元，如果货期紧，“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下班”。几名工人介绍，工厂有时候锁住车间大门，只有所有工人都干完了才能走，如果当天没有做完货，剩余的半成品一般要由工人全额买下，“为了挣钱，不扣钱，我们只有使劲干活”。
根据工厂打卡记录和工友证实，甘红英去世前几天的劳动情况得到还原。5月29日：早9时到次日凌晨2时，工作时间15小时(除2小时用餐时间)；28日：早9时到次日凌晨1时45分，工作时间14小时45分钟；27日：早9时到次日凌晨1时20分，工作时间14小时20分钟。3个工作日以8小时工作时间计算，累计加班20小时。工人介绍，作为新手，为了赶进度，甘红英吃饭时间也不怎么休息，“每天早上8时就要起来洗衣服收拾”。据了解，鹭江一带的服装厂工人的境遇与甘红英没有太大差别。
5月31日下午，林科君从四川搭飞机匆匆赶来。一本借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刚看到一半，还有本从老家带来的《儿童疾病与意外防治》，外加几件衣服就是甘红英全部的家当。面对妻子留下的衣物，这个一天一夜没吃东西的男人埋头狠抽着烟。
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称，在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通过大量劳力低薪高强度劳动获取利润，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为了获取薪酬和稳定的工作机会，往往被迫接受长时间加班。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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