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群落
景洪农场庆祝建场50周年,邀请了曾经在农场支边的100多名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知青,“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而留在当地的200多名知青,“被整体遗忘”。“回去的是个宝,在这儿的是棵草。人家会说你是没本事回城。”3月的西双版纳提前进入盛夏,作为被冷落群体的一员,54岁的张仕良显得忿忿然,火气随着气温一起上蹿。
上海知青张仕良,景洪农场二分场制胶厂工会主席,说起回城就噎住了。同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云南的知青一样,爱情,拉长了他们的回城之路。
1978年10月,张仕良娶了一个支边老工人的女儿,回上海结婚。从上海返来时,知青们正在闹回城。这关头上,生下儿子张玉铭。
为了回城,知青们也绞尽脑汁:托关系搞假证明;体检时脊背贴上锡箔,X光透视为肺穿孔;喝碘酒,能查出胃溃疡……最后都能走了时,爱情经受考验———或背弃承诺,一走了之,或者离婚,把孩子转送当地人。张仕良说自己不愿让“人生会多一笔孽债”。
1980年代,那时的政策,北京、上海的知青子女,可以有一个在城市落户的指标。张仕良的儿子,便转回上海念中学,苏州铁路学校毕业以后,进了上海铁路局,成为一名火车司机,执线上海到蚌埠。提起儿子,工会主席一扫颓气,满脸神采。
如果不提知青身份,张仕良他们看起来和当地农民没有任何区别。头上没有光环,待遇上也没有任何倾斜,不夸张地说,他们是边疆地区最失落的群体。
难以忘却的岁月
西双版纳是美丽的,但1971年5月,张仕良们作为知识青年进驻时却只感受到了她的狰狞:望不尽的原始森林。劈开空地自己盖草房,竹篾当墙,油毛毡作顶。雨季,雨紧风骤,茅草房才盖好一个星期,油毛毡就被风掀掉了,墙也垮了,被子尽湿。雨一下就是一周,“连门都出不了”。
那时的任务:一人一天挖两分地,女知青一分五,然后种水稻、油茶。后来水稻油茶都种不出来,改种花生、黄豆。劳动辛苦,40斤定粮,食量大的不够吃。
生活单调。晚上就到女知青宿舍聊天。50多名女知青都编在四排,住一个大屋子里,一张张床铺整齐划一,邻床用箱子隔开。有时竟有100多男女在女宿舍聊天,人声鼎沸,女知青想家,常哭,相熟的男知青就去安慰,经常是,一头哭,一头笑,活似一锅粥。闹腾程度像上海的南京路。
闲极无聊,打架也是常有的事。1973年,张仕良和另几名知青自上海探亲返回,经关坪走回连队。走夜路过勐养农场时被一伙重庆知青劫了行李食品,连队指导员告到团部,张仕良等到勐养农场认人。被抢时黑灯瞎火,辨不清长相,张仕良于是乱指一气,抓了十来人,审问、禁闭、受罚,其中不乏冤屈者。此后两边结下梁子。重庆知青放话:大荒坝的上海知青来一个,打一个。张仕良说,以后进出关坪都怕。
1974年,加强连推荐知青龚汉中(音)到上海念大学。张仕良说,这是他们那一批知青中惟一的工农兵学员。
而大荒坝,正如其名,几乎无书可看,300多上海知青精神世界一片贫脊。“此后就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张仕良悻悻然。
两个月前,在上海生活了14年的儿子张玉铭来电话,说还是愿意回云南,以照顾父母生活。张仕良在电话里把儿子臭骂一顿,“休想!”他绝不愿儿子重履他的生命轨迹。
── 原载 《南方人物周刊》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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