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群落
景洪农场庆祝建场50周年，邀请了曾经在农场支边的100多名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知青，“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而留在当地的200多名知青，“被整体遗忘”。“回去的是个宝，在这儿的是棵草。人家会说你是没本事回城。”3月的西双版纳提前进入盛夏，作为被冷落群体的一员，54岁的张仕良显得忿忿然，火气随着气温一起上蹿。
上海知青张仕良，景洪农场二分场制胶厂工会主席，说起回城就噎住了。同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云南的知青一样，爱情，拉长了他们的回城之路。
1978年10月，张仕良娶了一个支边老工人的女儿，回上海结婚。从上海返来时，知青们正在闹回城。这关头上，生下儿子张玉铭。
为了回城，知青们也绞尽脑汁：托关系搞假证明；体检时脊背贴上锡箔，X光透视为肺穿孔；喝碘酒，能查出胃溃疡……最后都能走了时，爱情经受考验———或背弃承诺，一走了之，或者离婚，把孩子转送当地人。张仕良说自己不愿让“人生会多一笔孽债”。
1980年代，那时的政策，北京、上海的知青子女，可以有一个在城市落户的指标。张仕良的儿子，便转回上海念中学，苏州铁路学校毕业以后，进了上海铁路局，成为一名火车司机，执线上海到蚌埠。提起儿子，工会主席一扫颓气，满脸神采。
如果不提知青身份，张仕良他们看起来和当地农民没有任何区别。头上没有光环，待遇上也没有任何倾斜，不夸张地说，他们是边疆地区最失落的群体。
难以忘却的岁月
西双版纳是美丽的，但1971年5月，张仕良们作为知识青年进驻时却只感受到了她的狰狞：望不尽的原始森林。劈开空地自己盖草房，竹篾当墙，油毛毡作顶。雨季，雨紧风骤，茅草房才盖好一个星期，油毛毡就被风掀掉了，墙也垮了，被子尽湿。雨一下就是一周，“连门都出不了”。
那时的任务：一人一天挖两分地，女知青一分五，然后种水稻、油茶。后来水稻油茶都种不出来，改种花生、黄豆。劳动辛苦，40斤定粮，食量大的不够吃。
生活单调。晚上就到女知青宿舍聊天。50多名女知青都编在四排，住一个大屋子里，一张张床铺整齐划一，邻床用箱子隔开。有时竟有100多男女在女宿舍聊天，人声鼎沸，女知青想家，常哭，相熟的男知青就去安慰，经常是，一头哭，一头笑，活似一锅粥。闹腾程度像上海的南京路。
闲极无聊，打架也是常有的事。1973年，张仕良和另几名知青自上海探亲返回，经关坪走回连队。走夜路过勐养农场时被一伙重庆知青劫了行李食品，连队指导员告到团部，张仕良等到勐养农场认人。被抢时黑灯瞎火，辨不清长相，张仕良于是乱指一气，抓了十来人，审问、禁闭、受罚，其中不乏冤屈者。此后两边结下梁子。重庆知青放话：大荒坝的上海知青来一个，打一个。张仕良说，以后进出关坪都怕。
1974年，加强连推荐知青龚汉中(音)到上海念大学。张仕良说，这是他们那一批知青中惟一的工农兵学员。
而大荒坝，正如其名，几乎无书可看，300多上海知青精神世界一片贫脊。“此后就吃尽没有文化的苦”，张仕良悻悻然。
两个月前，在上海生活了14年的儿子张玉铭来电话，说还是愿意回云南，以照顾父母生活。张仕良在电话里把儿子臭骂一顿，“休想！”他绝不愿儿子重履他的生命轨迹。
── 原载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