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江西临川自古就有“才子之乡”之美称，出过不少名人，包括王安石和汤显祖。我的母亲就出生在那里。我至今仍不知道父亲和母亲是怎样恋爱结婚的，只知道年青时的母亲心好，人美，又能歌善舞，走到哪都受欢迎。母亲和父亲结婚后，我们姐妹几个就接二连三地生了出来。母亲既要教书，又要照顾我们，整日忙得不亦乐乎。
然而母亲却非一般的贤妻良母，她的睿智和勇敢很多男人都不能比。
最记得那一次，我跟着邻居戴大妈上山砍柴。刀还没下去，伏在树从里的一条毒蛇突然就昂起头来在我左手背上咬了一口。“蛇！！！”我魂飞魄散地喊。戴大妈立刻赶了过来，捡起一快锋利的石块拼了命往我手背上刮。我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醒来时却见一位老婆婆拿着一个蓝手帕包着的小酒杯在我额前晃来晃去，口中念念有词。母亲见我睁开眼睛，紧紧把我抱在了怀里。“醒过来就好了，醒过来就好了。”眼里早已泪光莹莹。
原来母亲在我床旁不眠不休的守了三天三夜。那几天来我们家的人特别多。好心的村民拿着各种各样的偏方来治我的蛇毒，我却不理不睬，整日昏睡。最后戴大妈说有一位老婆婆会“喊魂”。母亲不信鬼神，却没敢放弃这最后的希望。而我真就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谢天谢地，你的小命总算拣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
母亲却仍让我上山砍柴。“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不用怕。”母亲鼓励我说，一边摸着我手背上被蛇咬后留下的疤。
“你看那小鸟，它要是老呆在窝里，怕这怕那，就学不会飞了。”母亲指着屋檐下的小燕子，又对我说。
那一年我刚好六岁，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父母虽只是普普通通的教师，却未能逃过这场浩劫。先是父亲被莫名其妙地关了牛棚，后是母亲被发配到离城六里路远的一个小山村去劳动改造。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姐妹四个，每天都要下田劳作，赚来的钱却只够买米吃。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不要急，人活着就会有办法。”母亲却镇定地说。
办法不久果真就想了出来。母亲小时候常跟外婆去采草药，认识不少药草。她一一教我们认了，居然山里面不少。这样我们不上学的时候便常到山中去，采来草药后晒干，然后扛到城里去卖。平时我们自然是很节省的，一分钱都不敢乱花，酱油炒饭曾是我的最爱。我们自己还开荒种菜，种出来的南瓜也总比别人的大。这样，我们居然还有些节余。山下有一座果园，种了许多桃树。母亲这天下工回来，带回八个大桃子，给我们姐妹一人一个，剩下的四个，母亲用手帕包了，叫我送到城里给父亲吃。
母亲送我到山顶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母亲的影子竖在绯红的晚霞里，异样的柔和，异样的美丽。后来的许多日子，尤其是在困苦不堪里，我都会想起这一刻的母亲，心里充满了温馨和力量。
下山穿过果园的时候，却被一精瘦男子拦住。大概看我衣服破旧，硬说我的桃子是偷的。他一再威胁说要把我抓到派出所去，如果不老实交代的话。我气得恨不能变成一个力大无比的怪物把他一口吞下去。“我没有撒谎，我没有撒谎，桃子是我妈妈买的！”我却只能扯着嗓子喊。拉扯了半天，那人确实找不到证据，才放了我走。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对一个六岁的女孩如此残忍，而最痛恨的也是那种把别人想得很坏的人。真是祸不单行，后来在路上又遭到一群顽童的突袭。这些吃饱饭没事干的小孩看我一个人，纷纷朝我扔石头玩。我拼着命往前跑，跑不动了才停下来。那时天已经很黑了，月亮冷清地照着我的影子，四周静得怕人。我终于坐在路旁大哭了起来。
将经过告诉母亲，她沉默了许久，才对我说：“孩子，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不少坏人，但还是好人多。我要你记住这一点，好人总是比坏人多。你要相信我说的话。”我固执不响，但还是记住了她的话。
朋友们常诧异于我依然天真勇敢的心，没人相信我也受过不少苦。这个时候我就会在心中默默对母亲说：“谢谢你，妈妈。”
婆婆
虽说跟她的儿子离了婚，每次打电话，我还是喜欢叫她妈。这个让我敬爱的女人就是我曾经的婆婆。第一次见到她，我就被她一桌香喷喷的饭菜给俘虏了。婆婆却没有半点“英雄识英雄”的感觉。她的第一印象是：这女孩根本不是一付能干的样子，怎么可能照顾好她儿子？后来她两次来加拿大，在一起住久了，发现我没有很多优点，可也没有很多缺点，就佩服起儿子的眼光来，而且越看越觉得我可爱，最后竟到了她儿子也要吃醋的地步，因为他若跟我拌嘴的话，婆婆十有八九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于是只要她在，每天早上下楼的时候，饭菜早就在桌子上摆好了，小孩也吃得差不多了，大家的午餐袋也都放到了各自的包里。我们三下两除二吃完，什么都不用管就可以拔脚就走。晚上回来，远远就有香味传来，不用猜就至少有三菜一汤。吃完聊完，还有时间带儿子们出去骑车溜冰吹风看夕烟西下。回来，想聊天聊天，想看电视看电视，想看书看书，日子不能更惬意了。
但婆婆的好处远不止她的爱心和能干。她首先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最喜欢的就是听她讲故事。她浑身都是故事。这话很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一点也不夸张。有一天她对我说她背后有个痣，这几天感觉不大对劲，让我看一下。我赶紧瞧了瞧，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因为是医生出身，就说：“这个小东西很容易切除，干脆到医院去把它割了吧。”“不行，不行。”她连连摆手。我奇怪了：“为什么？”
她拉着我在床沿坐了下来。我一看这架式，知道又有好故事听了。
“我八岁的时候，跟我妈一起去一个亲戚家喝喜酒，看到一个光头和尚。这个和尚很奇怪，亲戚给了他几块钱，他坚决不要：‘我只要两勺饭，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亲戚有点不高兴，但因为是大喜日子，还是到厨房去了。和尚自己找了一张凳子坐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妈，说：‘施主，你的这朵花很不错啊，将来儿子靠不住，送终还靠她。你自己的命很苦，七个盖八个瓶，盖来盖去都盖不住，而且福还没享就要去了。’我妈说：‘真的呀？您再给我女儿多说两句吧。’和尚转过眼睛，说：‘你背上应该有颗痣，应在夫家。以后帮夫帮子，日子先苦后甜，会越过越好的。’”
我一叠声问：“算得准不准，准不准？”
“当然准了。” 婆婆斜了我一眼：“我爸爸是个船员，旧社会经常失业，所以家里根本没什么钱。我五岁起天不亮就起来到前面的街上去占摊位，一个摊位换五个铜板。我妈更是起早贪黑，忙里忙外，结果三十六岁就得癌死了。死的那天我爸还在船上，我弟弟吓得要命，第二天就躲到亲戚家去了。买棺材，通知亲戚族人，出殡，全是我一个人做的。我那时还不满十五岁呢。后来爸爸回到家，说他那天梦到我妈，说她要上路了，然后就不见了。”
我听得呆了。谁能想到一颗小痣有这么多的渊源？
洋妈妈
加拿大洋妈妈的名字叫玛洁蕊。她是个浑身是劲的退休小学老师，长得比她丈夫还高半头。她那时是“主人家庭”协会的会长，前夫和我正巧给分到了她名下。她自己有三子二女，三个大的已经结婚，两个小的还在念书。见面时她紧紧地拥抱了我，半天才放开：“我真高兴见到你。现在我就是你在加拿大的妈妈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什么时候都可以来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好吗？”我开头还很不习惯多出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做妈妈，加上上课做实验学习也很忙，所以很少跟玛洁蕊主动联系。可是到了周末她常常就有电话来，问问长问问短，亲切温暖得真有点象妈妈。有什么活动了，或是要去哪里，她也喜欢叫上我，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每逢节假日，他们家更是我们的必去之处。记得第一个圣诞节，她一早就叫了她丈夫来接。她家的房子不大，里面却干净悦目，尤其是厨房，墙上有很多漂亮的小工艺品，错落有致地挂着。玛洁蕊颇骄傲地告诉我那些工艺品大部分都是她小女儿做的。女儿也是个老师，业余时间喜欢捏捏弄弄，做些东西，现在已经很有些名气了。我跟在玛洁蕊的屁股后面东帮一把，西扶一把，她也不客气，一边让我干活一边跟我拉家常，好象我真就是她远嫁才回的女儿。一会儿桌子准备好了，火鸡也端了上来，她的一个儿子，儿媳，一个女儿，女婿，还有一个小孙子也全部围着坐了下来。“过来，坐这里！”玛洁蕊拍着身旁的座位叫我。望着一桌的人和热气腾腾的饭菜，我的眼泪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还是玛洁蕊眼尖，赶紧伸出手来，搂了搂我：“想家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后来我们有了小孩，她更是张罗前张罗后的，ＢＡＢＹＳＨＯＷＥＲ啦，小孩吃的啦，穿的啦，忙得比我还利害。转眼四年过去，学位终于拼到了手，玛洁蕊和她丈夫坐在父母亲的席位上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当我穿着博士服迎向他们的时候，玛洁蕊的眼角闪着晶莹的泪花：“我真为你骄傲！我真为你骄傲！”我的眼睛也湿了：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妈妈。”
离开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已经十多年了。除了父母之外，每年圣诞一定给我寄卡，并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祝福和问候的就只有玛洁蕊了。
回国的时候每每有人问：“这么多年在国外，变了不少吧？”我就会说：“是的，变得更好更有爱心了。”
一路走来，虽然风风雨雨都受过，却一直觉得自己异常幸运。确实，世上几人有过三个好妈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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