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经济盛衰周期的波动一直困扰中共政府。七十年代末至 八十年代中，是中国经济第一次爆炸性的发展阶段，结果到了八五年便进行紧缩。 可是不到一年，调整冷却过了头。到了八八年，人民币出现信心危机，人人争相抢购货物。 当时中央政府妄想透过行政手段控制物价， 结果出现了黑市和人为操控， 最后这些经济问题引起民怨，八九民运就是这种背景下写成的悲剧。
朱容镕基九三年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时，面对20%的高通胀，他首次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去冷却经济， 可到了九八年经济再次过热， 他要再度推出新一轮宏调。 到了○四年朱容镕基卸任之后，胡温又要再推宏调，距离今天最新一轮的宏调不过是两年时间。
每次出现“经济过热”，其实都是由于政策倾斜而引发的所谓“盲目投资”
“盲资”多是和各级行政官僚有千丝万缕政治关连的资金，赚到的是私利， 输掉的是公帑， 那当然不介意盲目地高风险一点吧！ 事实上，制度不改革，没有确立法治和民主监察制度，就算领导人如何尽心尽力，这种因政策而衍生的过份活跃波动的经济盛衰周期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所以，中共应以史为鉴，不要妄想“稳定压倒一切”可以取代制度上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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