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上去了，财政收入“创纪录”了，城市愈发宏伟亮丽了，居民金融资产也达到了“新高”的14万亿。可是，争论的声音也大起来了，3月2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消息，似乎为这些争论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背景，据报道“调查称85.3%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但是，“改革理论家”皇甫平分明告诉大家，说“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怎么85.3%的公众会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呢。
据说是因为“新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也“水涨船高”了，并且“水涨船高”的幅度大大超过普通人群收入“水涨船高”的幅度，记者举例道，20年前，大学每学年的学费只有200元，现在已经冲上5000元大关，增长了25倍。一名农民辛辛苦苦13年的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全国一年的总体医疗费用为143.2亿元，到2003年上升到6623.3亿元，20多年增长了40多倍。在总体医疗费用中，需要个人支付的比例，也由21.2%上升到55.5%。我国城市家庭购房平均要花掉其13.4年的收入，温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居民购房，甚至需要花费超过20年的家庭收入。
老百姓一算账，发觉一旦牵涉到医疗、教育、住房消费立马就入不敷出，有道是“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学生拖垮全家”、“小病一头猪，中病一头牛，大病一间屋”、“一辈子为房产商和银行打工”等等，如果几样东西一起来，那就只好成为负债累累的“负翁”或者干脆破产了，怪不得大家没有安全感，小家如此，“大家”或者说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恐怕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3月4日新华网发表了报道“数千亿县乡财政赤字成中国新农村建设绊脚石”，其中列举的数据可谓触目惊心，“全国政协常委甘宇平4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根据政府高层部门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定点检测数据推算，目前仅乡、村两级各类公共债务，每个县平均就有2．55亿元。按全国约2100个县级行政单位计算，乡村债务总规模达5355亿元。”、“这项权威部门的调查还指出，‘县级债务的规模则有可能比这个数字还高。’如按中国现有两千多个县计算，即意味着，县级债务总额将至少与乡村债务总额持平。”。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就是说县级债务与乡村债务的总和，基本上在1万亿元左右，其实早在1998年，农业部的统计就表明，全国乡村两级债务共计325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298万元，每个村20万元，就是说将近10年过去了，乡村债务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恶化了，结论是几乎大部分县乡内的乡村负债总额都超过年收入，有的甚至数倍，如果再加上县级债务，恐怕那个全国3万亿的财政收入的“可喜”、“新高”就要打个不小的折扣了，当然，草民不懂这账应该怎么算，是不是3万亿算3万亿的，1万亿算1万亿的，井水不犯河水，但居家过日子，这一进一出之间，总应该有个平衡吧。
有专家说，这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错，那么是不是变为“一元结构”就解决问题了呢，从另外一些数据好像又不尽然，据统计数字，1998年开始，国家财政赤字从上年的不到 600亿元，激增至922亿元。财政债务发行 也从2477亿元上升至3311亿元。随后几年,，赤字、债务发行持续扩大, 到2002年达到顶峰, 当年赤字3150亿元，发债5679亿元。
这样一来，网络上有声音说，有些地方的财政是不是在“空转”呢，这应该是一种恶性循环。但是，如此高的债务，并没有挡住消费、特别是公务消费的“繁荣”，有数据表明，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几天有一个很热烈的话题，就是我国的公务消费。如公车、官员出国费用的总和几乎达到1万亿，已经超过军费、教育、医疗投入的总和。
过去，老百姓过日子讲究“量体裁衣”、“看着碗吃饭”，新中国有个传统叫做“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间，我国自豪地宣布过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度，但此观点已经被后来的经济学大师们“批倒批臭”，说是典型的“落后消费观念”、“闭关自守行为”，再后来又有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理念，所以才有了“水涨船高”。
老百姓在举债“消费”着，社会在举债“繁荣”着，个人负债累累，社会也负债累累，是不是“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但怎么着都觉得有点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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