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英九喊出二二八事件是政府政治能力缺乏的结果，不是民族之间的冲突时，他将整个事件导引为政治事件，从而也让他摆脱外省民族或外省籍人士的困境，有利于竞选2008年的总统大选。
我反对这样的论述，我的理由很简单。两个相隔五十年，又受过极端不一样的文化薰陶后，可以认定这两组人是在文化、思想上会相同吗？如果不相同，能不能视为是同一个民族呢？
以东西德国的关系来说，西德面对德国的分裂，他们认为德国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但东德认为东西德是“两个民族，两个国家”。这样的争议其实很难解决，因为国家差别的认定是清楚的，但民族差别却不一样。不过，在东西德统一之后，到底东西德是不是一个民族就很清楚。
观察德国统一后的现象，许多东德所呈现的风格与西德就是不一样，这种差异不仅出现在工作态度上，也出现在对社会公平的要求上，而这些差异从地区划分也很清楚。我要问，如果东西德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怎么在统一之后的德国，会出现同一个民族不一样的态度呢？这种差异明显而深刻。
这样的争议也出现在台湾海峡这一边，有关台湾与中国的关系：
1. 中国共产党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但他是分裂的。
2. 中国国民党认为：
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但他是分裂的。
乙、两个国家，一个民族，但未来会统一。
3. 浅绿军：两个国家，一个民族。
4. 深绿军：两个国家，两个民族。
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目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因素加进来，就是将两岸的问题从台湾问题变成中国与台湾的问题，这是泛蓝军的看法，但若将之排除，就是台湾绿军看法，我认为应该将他排除。因为将之纳入，则台湾的选择就必须中国同意，然而，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不只是中国问题。
台湾与中国目前有两组问题，首先是一般人注意的主题，台湾与中国到底是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其次就是更深层的问题，台湾与中国到底是一个民族或两个民族？前者是法制问题，后者是民族认定的问题。我认为是两个民族的问题。
假如台湾与中国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这等于意谓两个分割数十年，在文化、教育、想法上已有相当差别的地区，或者说一个近代化地区与前近代化地区的人民，这两个地区的人民在完全不同的教育内容、体制与文化训练下，仍然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那么，世界的民族数量应该只有减少，不会增加。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其次，从近代对民族的定义，不管从主观认定或是法律认定，很多国家都认为血统、种族并不是决定近代民族的最重要因素，而是“认同”，而认同与“教育、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就以1970年代的保钓运动来说，保钓运动让很多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包括在台湾居住数十代的人都投向中国，而这种认同难道与文化没有关系吗？
比较日治时代后期，许多台湾人不也是认为为日本天皇效忠是应该要做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认同的力量所造成，他们都和血缘无关，而与教育、文化有关。在近代台湾政权更替的过程中，许多人也许一开始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在做深度接触之后，反而自觉自己不是中国人。
这种感觉无论在1900年、1949年、1970年及1980年代以后都曾经出现这样的检讨主题。1900年是拥有那种祖国情怀而投奔者的反应，张深切的反省可以为代表。1949年是国共内战之后，许多人对国民党失望，投向祖国的反应，谢雪红、江文也的发展过程可以明证。1970年代是保钓运动青年的反省，1980年代是一些老兵回到中国所做的反省。
不管哪一个阶段，面对哪一个政权，他们都先后感觉到中国与台湾的差异，这样的不同，不仅仅是生活，还包括许多深刻方面的反省问题，尤其很多老兵在回到中国之后，最后决定在台湾另立牌位，那样的想法等于是他否定他数十年来的思乡与认同，经由亲身返回故乡所做的反省之后，决定让自己的后代“流落异乡”。这样的感觉也许他说不出冠冕堂皇、深刻而具专业意义的民族觉醒这样的话语，然而，他的行动的确指向他的民族认同已经和他数十年来思乡的想法不一样了。这样的行动比台湾本地人去中国之后的反省更加深刻而有意义。
如果我们将这样的比较做分段深入比较，那么，1945年及1980年代的比较值得注意。1945年的“台、中接触”，基本上是两个被告知相同民族（种族）的再一次合并、统一的问题，尤其是统一或收复这样的概念对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特别有意义。
而他的正式决裂就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那是一场全岛性的反抗运动，是一个岛上的居民，全面反抗一个政权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政权对人民统治上出问题所造成的结果，但掌握那样的政权的人与被统治的一群人又恰恰分属不同的政权，所以，也可以说是两个民族（nation）之间的争议。特别在统治阶级面对人民的反抗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大规模对这一个社会的菁英进行屠杀，事变之后，固然巧称悲剧，却将肇事的当事者升官，这样的处置绝对不像一个政权在处置同一个民族之内冲突的方法，而是处置不同民族之间的手法。
精确的说，在二二八事件之时，台湾人民或许无法体会那样的冲突是民族冲突，但统治者却以民族冲突的手法在处理。更进一步说，即令人民没有足够的政治意识觉醒，理解那样冲突在民族之间的意义，但那样的事件演变与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在全世界的民族冲突分析的标准上，也应该有其客观的比较基础，这样的基础应该替代人民的觉醒问题，做为研判是否是民族冲突的客观标准。
1980年代的老兵觉醒，他所意味的意义也在相同的标准下进行分析，很清楚的说，一些认定自己是中国人，也强调他有多强烈思乡情怀的人，在他有能力也有客观条件可以回乡时，却以拒绝回乡的方式处理回应他的“思乡”情怀，这样的处置就他个人主观的意识来说，也许他还认为他目前仍在“中国之内”，所以，他并没有弃祖背宗，但拒绝以自己认同的祖国生活方式进行生活，却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这样的事实间接的证明“祖国”对他来说是一种想像的认同，却不是实际存在的生活。这种意涵的确应该要深入探讨，尤有进者，以“另立”的方式确定他的选择，这种行为在民族学上或许意义不强烈，但在汉民族文化中，却具有“独立”的意涵，这也是需要深入检讨的。
针对前述问题再深入的说，日治时代的教育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nation）”的教育，1950年代之后的海峡两岸是“两个国家，一个民族（nation）”的教育，但精通理解民族理论的人应该理解，排除“中国”这种“想像的共同体”，百年来，台湾与中国是越走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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