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三日，我走进《中国青年报》大楼在一个角落里的《冰点》编辑部的时候，只有李大同、卢跃刚和另一个编辑正在讨论《中青报》党组给他们退回来的申诉信。这一封信是他们循党内正常管道，请党组转交中纪委的申诉函。信中观点是：中青报将《冰点》停刊，违反党内办报与新闻自由原则，应迅速予以复刊。但《中青报》党组以无转交之责任，而予以退回。
卢跃刚认为，《中青报》党组只有转交给共青团中央的职责，根本没有退回的权力。判断起来，这应该不是党组的决定，而可能是和上级讨论的结果。用“退回”的方式，比较温和，可以避免事情闹大。
而在此之前，二月八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就来过《中青报》的编辑部，和主要的报纸负责人、重要干部面谈了七个多小时。他的态度低调，“非常软”的安抚劝说，并传达团中央希望《冰点》复刊，尽快拟定复刊计画的指示。
国际媒体关注 中央希望复刊
这是一连串变化的结果。《冰点》停刊的消息，是在春节前的一月二十四日所发布。当时为了避免引起冲击，还召集重要媒体、主要网路公司先宣布此一消息，并要他们不许发布出去，在网路上删去此一消息。但随后由于国际媒体的关注，还是引起轩然大波。
本来，卢跃刚有一条原则：绝不接受国际、境外媒体采访，李大同也有这个原则，以免违反党内规定。两年前，卢跃刚写给团中央书记赵勇的长信，就曾大量在网路上流传，引起国际媒体注意而想采访他，但都遭到拒绝。然而《冰点》既已停刊，他们决定打破原则。再加上龙应台的文章直接点名写信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更引起国际媒体关切。是否因此而让团中央改变决定，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要求《冰点》尽快复刊，在八日传达到《中青报》，则是非常明确的。
十三日中午，李大同在编辑部里，仍有接不完的电话，有些是读者来电，询问会不会复刊的，有些是国际媒体询问有什么后续的发展。但他们认为既然总编辑都未正式发布复刊的消息，他们也不方便自己先说出去。
我询问他们何时复刊。他们有些生气的说：“有这么随便吗？他们要停就停，要复刊就复刊，这不是欺负人？我们先去海南岛晒太阳回来再说！”
但我还是担心的问：“那你们的职务会不会调动？”
“不会。不可能的事。这一次‘博弈’，他们输了。输得很难看啊！”
“博弈”，这就是冰点编辑部对这一场风波的定位。这是一场“博弈”。
“博弈论”，是电影《美丽境界》里的男主角纳许（大陆翻译为纳什）的著名理论，即将各种世间的冲突、谈判、妥协、角力，化为可计算的程式，详尽的计算好各种可能变化，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赢得胜利。
博弈胜负暂分 中青报赢了？
这是一场和《中青报》上层的“阅评组”的“博弈”。
《冰点》的被停刊，他们认为和“阅评组”这个非正式的职能机构有关。事实上，大陆媒体的管理本来无“阅评组”的设置，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由当时主宣传的丁关根所新设置的非正式职能部门，专门邀请一些已经退休的媒体、意识形态主管，组一个小组，来审阅媒体内容，作出阅读评论。由于他们观念又比较保守，且为了证明其功能，就对媒体挑三捡四，作出几乎“与时代脱节的评论”。其结果即是本来无事的内容，都可以揪出毛病。
有些媒体不胜其扰，但也不能不加理会，只能逐渐修正内容。但有些媒体长期被批评，就会遭到批判，甚至有些版面因而停刊。
这一次的“博弈”李大同与卢跃刚不认为对象是党中央，而是团中央有人拿着“阅评组”的鸡毛当令箭，才会有这种结果。
直到二月十三日，他们仍认为以共青团所办的报纸《中国青年报》一直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人民性”。这是前总编辑王石所留下的报人传统。卢跃刚所推崇的记者，是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他对报告文学的“底色”，提出三个原则：人道主义、人民性、批判的现实主义。而这三个特质，都体现在刘宾雁的身上。他自认为继承着这个传统，这也是《中青报》的优良传统。因此才有今天《冰点》的停刊与宣布复刊。“这是只有《中青报》才可能发生的事。”
然而，有些文化界的人并不如此乐观，总以为夜长梦多，与其耗着，不如先复刊了再说。否则万一上级后悔，就麻烦了。随后，媒体、文化界的“十三老”发表了公开信。这一封信，写得激烈而批判深入，让北京的文化界想起一九八九年诸多文化人连名要求特赦魏京生的信，以及它随后发生的民运。文化界比较资深的朋友都有些担心了。
我决定劝劝跃刚要谨慎，先复刊再说。我们约在十六日下午见面。但一见面，就听到他和李大同双双被调职到研究所的事。原本充满乐观期待的《冰点》编辑部，一下子跌落谷底，充满激愤。
主角双双调职 冰点长期奋战
他们决定继续反抗。“这是一场博弈”，卢跃刚说。有一阵子，他曾想转到研究所去，让自己没有实际编辑业务，这样有利于他出远门做更长时间的采访，写较大篇幅的报告文学。但他万万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继十三老声明之后，反对调职的学者声明出来了，《冰点》记者无法接受的声明也出来了，李大同与卢跃刚的声明也出现了。但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难以改变的结果，问题只是如何保存实力，让复刊后的《冰点》可以延续这个精神，作更长期的奋斗而已。
“这是一场长期的博弈”。他们如此说。最后的结果是李大同与卢跃刚的职务调动，但薪水与待遇不变，只是工作内容调整。“更有时间来写书了”卢跃刚说。
相较于以往的悲观，或者以“猫鼠之间”来形容媒体记者与政府管制之间的关系，现在，这种趋势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那就是互相“博弈”的时代来临了。而且输的人，不一定是媒体。如果官方的管制者个人，要为此付出沈重的政治代价，以后就会慢慢放松管制。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进步”，也是《冰点》停刊所得到的另一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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