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埠派出所一名警察介绍了一个家族盗窃案。
横埠镇最偏远贫穷的是湛西村，总共130多人。村民孙前进找到同村的章小平商议如何挣钱，两人嫌打工太苦又不赚钱，不约而同想到了偷。
孙前进、章小平和村里几个年轻人出门去了，过年时一个个衣锦还乡，村里人好不羡慕，这几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也没有任何技术特长，他们靠什么挣钱？终于有一天这个秘密被戳穿：他们在外面“摸分”。
2004年9月初，孙前进、章小平带着左林凤、章美琴等14人离开了枞阳，他们有妯娌姑嫂，有夫妻携手，为了掩人耳目，有人甚至还将3岁的孩子带在身边。
他们到了一个城市后往往先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下，然后踩点，在宾馆、诊所、医院等公共场所伺机下手，得手后再转战另一城市。
当年9月，繁昌县公安局抓获了正在医院作案的章美琴，又在一家个体旅馆发现了7个房间里全部住着横埠客，从13个人身上查到了27部手机。
横埠镇派出所这名警察感慨地说，这些人中最大的不过40岁，被抓获后竟然没有一个流露悔意。
1月17日，记者决定深入传说中的“贼窝”－－横山村与育才村一探究竟。横埠派出所警察再三叮嘱我们注意安全，“此地民风彪悍，切记小心为妙。”我们在横埠镇上雇了一辆面包车。
横山村距离横埠镇不远，此地多丘陵，车行不久开始下起小雨，乡间道路异常泥泞，面包车不断打滑。
我们很容易找到了村支书章安维的家，两层气派的洋楼、硕大的院子、高高的院墙，就在村委会大楼旁边。
章安维不在家，他的妻子正在洗衣服，我们问起村中是否有人摸分，她马上否认：“没有！绝对没有！章安维也没有说起过！都是外面瞎说的。别信！”章安维的妻子说她记不清老公的手机号码，很客气地送我们出了院子。
毗邻章安维家，是另几套同样气派的小洋房，这在贫困的皖北地区颇为扎眼。可惜的是，这些洋房大多铁将军把门。我们只得拜访一些居住在瓦房中的百姓，一名正在家里生炉子取暖的女青年说：“我没看见他们摸分，不能瞎说。但是大家暗地里都在传。”
女青年26岁，一年前刚刚结婚。她说：“我和老公在无锡打工，一个月只能赚1000多元，他们出去一次就能有几万元收入。心里当然不平衡。人家房子建得那么好，我们都没法抬头，农村人在意什么？还不就是看谁的房子好？！”
她不肯告诉我们究竟谁有摸分嫌疑，“你看看房子不就知道了嘛！反正摸分那事我们不能搞，迟早要有报应的。”
在另一户农家，一个小媳妇嗑着瓜子笑着回答：“他们忙着呢，眼下还没回来。我一个老百姓管得了那么多吗？他们也是打工嘛，各凭本领吃饭。”
记者此后数次致电章安维，都是她妻子接的电话，回答总是“还没回家”。
管理黑洞
到育才村时已是傍晚，鉴于在横山村没有多大收获，司机提醒我们应该“用香烟开路”，他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实在。
育才村的两个老者接过香烟，果然打开了话匣子：“摸分的情况的确存在，是店上队的。一开始我们也蒙在鼓里，经常看到他们三五成群到上海、杭州去，几天之后又回来，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的。后来他们开始家家建小洋房了，我们才知道了他们发财的门道。”
老农介绍，虽然村民没有证据，但彼此心照不宣。“摸分的人回来可神气了，新版的一百元刚出来时，我们还没见过，他们从大城市回来就一叠叠地显摆了。”
在村民的眼里，摸分的人也算不得什么道德败坏，“能搞到钱，说明他有能耐！”老农说，那些人经常抽红中华、玩高档手机、掏出百元大钞在小卖部买鱼买肉，很气派。
“也没什么好嫉妒的。我们还干不来呢，干这一行也需要气魄的。”老农举例说，“比如到机关拎包，被门卫拦下来了，他能面不改色冲着门卫嚷嚷，我在里面办公，天天来的，你不认识？怎么干活的！门卫一看他穿着光鲜就不敢多问了。”
“在写字楼、机关办公室溜门拎包，也要进行言行举止的包装的，否则走出去一身泥土气，不被抓才怪！要穿西装、打领带，夹着公文包的姿势也要有腔调，还要学会说普通话。手机要握在手里，不要别在裤腰带上……或者，混进高档宾馆，装成服务员进入客房……”老农告诉我们，每年春节回来，摸分的人都会交流经验。
“我听说公安局更好拎包，因为公安局的人不会想到有人敢在最危险的地方下手。机关的人被偷了有时候还不好意思说出口。”
老汉躲在面包车内带我们去找村党支部书记章礼正的家，途中路过了店上队，果然一排气派的小洋房与其他简陋的瓦房形成了强烈对比。
这些洋房大门紧锁，老汉说，“可能都出去了，过几天都要回来过年了。其实干他们这一行也很危险，听说有人在外面送了命。”不过老汉说，他们在外地作案，又很少被抓，所以乡邻才觉得摸分并没有多少风险，更多的人蠢蠢欲动，“被抓后拘留几天，数额又不大，出来后继续干。”
临近章礼正家时，司机不肯继续往前开，李老汉也躲在车内不肯下车，“要是被摸分的人看到非打死我们不可！”记者只好下车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摸到章礼正家。看到记者，章礼正似乎有些尴尬。
记者：章书记，请你以一个党员干部的身份接受采访。有举报说，店子队至少有16人在外盗窃，其中有兄弟联手的，有亲戚套亲戚的。对此你是否了解？
章礼正：我们育才村有两千多人口，其中店上队有70多户，300多人，40%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坦率地说，一开始我们也听村民反映有人在外面摸分，起初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做小偷。不过，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能说瞎话，我没有收到公安局的公函，也没有直接证据，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就是摸分的人。
记者：打断一下，你的言下之意，至少有人有这样的嫌疑？
章礼正：是的，不过我估计最多只有五六个人，他们都是45岁以下，经常出去，一两个星期之后又回来。我作为村支部书记也进行过教育，叫他们不要做坏事，但人家回答说根本没有盗窃，我又没有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记者：有人反映有一些村干部的亲友也在“摸分”，你们村有没有这个情况？
章礼正：绝对没有！今天下午的村支部会议，我还重点强调了这一点。那些有嫌疑的人这阵子也没有出去，都在家里。
记者：我们刚才采访了部分村民，有人反映摸分的人吃用都比一般村民阔绰，在村中很有威风。
章礼正：吃用阔绰是存在，但他们不敢在我面前显摆，毕竟我是村支部书记，会问他们哪来这么多钱的。
记者：村里初中毕业后的年轻人一般都干什么活？
章礼正：年轻人都不愿意种田，基本上就是出去打工了，也有人在社会上混。
记者：一些人摸分致富，对这些年轻人是否有影响？
章礼正：肯定是有影响的，会有年轻人羡慕，想跟随。
记者：农村基层干部教育村民、整顿民风有什么压力？
章礼正：你说到我心坎上去了。我一年拿4000元工资，其他村委委员比我还要少三四百元，就是芝麻大的官，能有多大能量？！没有证据，管了还得罪人，都是乡里乡亲的，搞僵了可能一个家族在下一届选举中就不支持你！
从章礼正家出来时雨已经越下越大，老汉在车内有些兴奋。他说，“你看，我今天陪了你两个多小时，是不是可以给点好处费？”
一名知情者告诉记者，店上队尚未有“摸分”的人买车，与育才村隔着白荡湖相望的少风村才是真正的“贼窝”。“少风村有一个组就有18辆小轿车，经常一排车子开过，威风极了。”
老汉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在农村建一幢简单的两层楼房只需3万元，如果是框架结构的需要10万元，但是少风村不少房子十分豪华，每栋起码花费18万元，还不算家里的电器装饰。
“一辆车子加一套房子，起码30多万元，如果是正常的打工，一个人一年挣2万元已经捅破天了，需要15年不吃不喝才能积攒这样的家业，你说正常吗？”李老汉有些愤懑。
走在泥泞的小道上，一个年轻人发起牢骚，“一脚一个坑，满身都是泥，瞧人家过得多好，有时候一气之下真想去摸分。”
记者此后又去少风村暗访，村民对此话题同样讳莫如深。
横埠镇派出所指导员左正好说，“村干部最多告诉你有摸分的人，但不会说是谁，怕得罪人。”对于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作用不大的问题，许道金所长曾对媒体抱怨：“现在做什么事都要钱，你不出钱，村里的治保组织就不巡逻。他们不干事，你就少了耳目，信息就不灵，基层公安派出所就唱起了独角戏。”
一名干警透露，他也觉得“小偷村”的出现匪夷所思，“农村的道德体系怎么了？听说其他地方还有集体出外卖淫的情况。一个女孩子出去卖淫，过年时‘荣归故里’，临走又带走一批女孩子，好像没人觉得耻辱，赚到钱就是最要紧的评价标准。”
“小偷村”整治之惑
如果是非颠倒，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摸”，一个地区的整体风气就会畸变，就会有人跟着走。
结束横埠镇“小偷村”的采访后，记者来到枞阳县公安局，采访了局长曹金海。
记者：曹局长，我手头有20多页下载资料，都是我行前从网上看到的有关枞阳人在外盗窃、诈骗的案件。我数了一下，仅今年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就至少有20起，而这只是数百个网页中的一部分。这些枞阳人一般以推销茶叶、找人、收废品等幌子溜进企事业单位办公室、宾馆、医院等地伺机盗窃，在溧阳抓获的5人盗窃团伙主要成员竟是一家人……
曹金海：可能绝大部分都是横埠一带的人，枞阳人的脸都给他们丢尽了。(“小偷村”)是一个令枞阳十分尴尬的问题。在你们媒体来调查之前，我们也在关注，并且通过多方渠道了解。这种现象极不正常。但我不认同“小偷村”的说法。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县公安局掌控的有关情况。
曹金海：通过调查全县近几年的犯罪记录，我们发现问题比较集中在横埠，主要体现出两大特点：诈骗与溜门入室，后者也就是所谓的“摸分”。前几天，我们去了横埠，正在统计横山与育才这两个村究竟有多少人参与(“摸分”)，研究相应的对策。
记者：我们听说安徽省公安厅派员深入基层调研，能否告知结果？
曹金海：调研统计，横埠镇2005年因盗窃和诈骗在各地被处理的差不多有100人，其中被刑事处罚的有40人左右，判刑的30多人，治安处理的30多人。这几年每年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字，基本作案地都在杭州、无锡等城市。
前几年，枞阳假和尚、假尼姑跑遍全国，枞阳简直成了众矢之的，压力很大。我们采取强有力的整顿措施后，从根本上取得了好转，当然不否认现在还有零星的现象。对于盗窃的问题，我说了，大概占出外务工人数的1%，他们溜门入室尝到甜头后转为专业盗窃，并且相互影响，夫妻结合、亲戚结合、朋友联手作案，这个情况是存在的。
记者：解决之道在哪里？
曹金海：就公安系统而言，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板子应该打在何处？枞阳是比较尴尬的，横埠的人是在外地作案，我们主要还是协助外地打击犯罪。你去过横埠，警员不足的问题应该了解，全县100多万人，20万在外打工，所有警力包括交警在内只有200人。横埠好歹还有7个警察，我们有个别乡镇只有2个警察。
尽管如此，我们的态度依然是坚决的，一旦外地来了协查报告，我们将全力以赴。
记者：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基层派出所还是村委、村民，都提到没有证据的尴尬。
曹金海：确实如此。我们常遇到这样的难题，比如，有到机关办公室假装找人或者卖茶叶，看到没人就拎包，我们抓获一些横埠的嫌疑人后审讯，他也承认在外地盗窃的事实，但自己也记不清在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宾馆作的案，我们又没有接到发案地的报案，苦于没有证据，无法送交检察院。
记者：小偷毕竟是从枞阳出去的，枞阳的形象也的确因此受损了。那么，对本地的民风整顿，你们是不是也该主动担起责任？
曹金海：此事已经严重影响了枞阳的形象，县委领导对此非常重视。目前，县里决定进行一次专项整治，具体方案还在制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所谓的“小偷村”进行重点摸底排查，对所有横埠镇外出务工人员进行调查，排查出有外出盗窃嫌疑的，作为高危人群纳入县、乡镇、派出所的管理范畴；第二：在农村弘扬正气教育，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来教育群众；第三：针对当地有干部亲属涉嫌“摸分”的情况，我们决定从严管理农村基层干部，一旦有干部家属参与作案，立即对干部采取组织措施，甚至是撤职；第四：建立高危人群信息档案，对流动性大、目的不明确的人，形成一个全国共享的信息机制，我们将发布嫌疑人的特征、动向，以协助外地打击犯罪；第五：将高危人群纳入派出所的重点管辖范围，一旦发现有重要线索就采取措施；第六：进一步加大对外协助。
基本上我们是本着打击、教育、防范的思路展开工作的，以促进这个问题的好转。
记者：你刚才提到基层党员干部的问题，派出所的民警也反映，因为村委会干部发挥不了作用，导致派出所唱独角戏。
曹金海：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这正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农村基层组织管理意识淡薄，一定要发挥起基层党员干部的作用，如果是非颠倒，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摸”，一个地区的整体风气就会畸变，就会有人跟着走。-
群体化道德越轨
农民能调动的资源有多少？改变命运的畸形途径一旦被正常化，形成传统就可怕了。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子宫上，你能指望道德附着健康成长？
被削弱的道德判断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枞阳的小偷村，也是被盗者对盗者的分析，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区，很多人都有被盗的经历，因此，我们会对小偷有一种强烈的义愤，但我们发现，在小偷村是不存在义愤的，无论是盗者还是非盗的村民都没有强烈的羞耻感，这是为什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于海作了如此的开场白。
“道德分为道德认知、道德感与道德实践三个层次，盗窃是犯法的、不道德的行为，这一点在‘小偷村’，即便是盗者也是认同的，但在‘小偷村’，人们的道德感已经发生改变。”于海分析，“盗者认为，我不过是小偷小摸而已，社会上还有更多比偷还要严重的犯罪，比如，那些贪官是大偷大盗。而非盗的村民则认为，偷的是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的财物，跟我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潜意识里，盗者与非盗者都认为那是另一个世界的财富。”
“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城乡对立”，于海说，“‘小偷村’有人以这样一种理由为盗窃辩解：反正偷的是有钱人、城里人。”
“所有做坏事的人都会试图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去罪化，把犯罪合理为自己的道德感所能忍受的程度。我们对小偷的义愤皆是因为小偷损害的是我们的利益，但小偷多不会把第三只手伸向乡邻，因此村民不会有强烈的义愤和受损感。相反，小偷要获得邻里的接纳，还会适当给予乡邻好处，比如递根好烟。”于海分析。
如果一个人所处的环境都是小偷，那他的心态也会发生改变，在‘小偷村’，道德判断与道德实践已经分离，当小偷变为一种群体现象时，村民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大家都这么去做了，我不去，只有我吃亏。因此一旦有机会，村民就会加入盗窃的队伍，“这与腐败是一个道理，很多情况下，你还会羡慕别人(小偷)比你做得好”。
“贪官不会恨贪官，老百姓却恨之入骨，因为他们都是腐败的受害者，盗窃也是这个道理。”于海说，“人的道德判断只有对自己不认识的人才会变得严厉。‘小偷村’接受采访的那个老者，多次强调偷盗是不道德的，但他也觉得自己整天青菜萝卜，人家却是大鱼大肉，看到人家抽好烟、盖豪宅，他的心里会羡慕，这会削弱他的道德判断。”
对歧视的一种反抗
贫穷的确是滋生“小偷村”、“卖淫村”、“假僧尼村”的重要因素，贫穷可能导致多种形态的“并发症”，“小偷村”只是其中之一。但于海教授认为，贫穷并非万恶之源，贫穷只有与另一些因素结合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畸形现象。比贫穷更可怕的是不公！于海分析，在一定的环境状态下，即便很富裕的群体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畸形现象，“社会发展不公平对人们道德感的摧毁是相当厉害的，成群结队的农民成为小偷较之成群结队的市民成为小偷要容易理解得多，因为他们是被城市遗弃、歧视的群体。”
“问题就出在城乡分化、边缘化问题上。”于海分析，改革开放前，农村与城市这两个世界是隔绝的，彼此的道德感不会被颠覆，但现在农民进城，即便拿了工资，还是被边缘化，很多情况下都被歧视，“他们在城市产生心理落差，但当他们卖淫、盗窃回到农村，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倒有一种荣归故里的优越感。”
“这对他们而言，也是对长期压迫感的一个补偿。”于海说，城市里的小区保安多是下岗工人，他们对业主很客气，但对农民工却很霸道，农民工成了让这些保安也“爽”一下的机会。
但农民去找谁来给自己“爽”、给自己歧视呢，他们已经处于社会最底层，那么他们只能找发泄的对象，而这个对象首当其冲就是给他们形成压迫感的人。
“人的情感力量是需要平衡的，他们的道德在农村能维持，但到了城市，在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下，就会崩溃。”
无根的1980年代
“小偷村”、“卖淫村”的主体都是18岁至30岁之间的男女青年，于海教授提到了“路径依赖”，“小偷村”是亲友带亲友，卖淫村也是如此，“只要有一个大姐大、一个先驱者，她逢年过节回农村，衣着光鲜，她当然不会说卖淫的艰辛，只会拣风光的说，因此，会有一批女孩子羡慕，然后踏上卖淫的道路。”
于海说，对于农村青年，赚钱改变他们命运的机遇是什么？“我们发现，发廊里大多是农村的女孩子，当她们离开乡土，试图打工改变命运时，她们发现，那里留给她们的最便捷的路似乎只有这一条。”
很多出来打工的农村小伙子都是高中生，他们都是有理想、有文化的，但就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他们到了城市会发现似乎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卖力气。
“这是一个对他们而言很辛酸、很无奈的现实，他们的道德感会因为社会发展机会的不公平而削弱。”于海说，“在一些不道德的社会分工下，弱势群体选择不道德的行为所遇到的自身的阻力是相当小的。”
于海认为，1980年代的农村青年比他们的父辈问题还要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进城，这些青年即便不是在城市出生，也是在城市文化的影响下长大的，但他们身上却是洗不去的农村胎记，城市很文明，但这些似乎都与他们无关，城市文明似乎很难接纳这些孩子。
“1980年代的孩子与城市是若即若离的，城市不是他们的根，或者说根若游丝，城市文明对他们的冷漠，也不断培养他们的失落感甚至是对城市的怨恨。”于海说。
“春节期间，一批农村孩子回乡下时是怎样的心情？他们的根更不在农村，甚至他们会因为农村给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由此导致他们被城市遗弃的遭遇，而对农村产生怨恨和羞耻感。”
于海说：“这是一批无根的孩子，他们渴望回到城市，但城市的发展机遇留给他们的似乎只有那么几条狭窄的道路，在道德感失去平衡时，很容易走上男盗女娼的道路。”
解决之道
“小偷如果很容易被抓，比如出去20个人被抓十几个，我看还有谁敢继续盗窃，问题就在极少有人受到惩罚，法制风险太低，因此就形成了一个盗窃的风气，道德的集体崩溃，很多村民羡慕、蠢蠢欲动。”于海认为，在横埠镇，许多人已经把不正当的牟利视作正常，无非是从假和尚、假尼姑到盗窃花样翻新而已，“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概括，叫做基因遗传。”
农村保留传统性是很强的，于海担心横埠镇会成为别的村的先驱，事实上，横埠镇周边乡村已经受到了这种“带动”。“农民能调动的资源有多少？教育的成本太高，没有几个农民能承受，改变命运的畸形途径一旦被正常化，形成传统就可怕了。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子宫上，你能指望道德附着健康成长？”于海反问。
“他们一旦到了外部繁华的世界，不平情绪就会出现。一定要让盗窃行为受到应有的惩罚，整顿不过是一阵风，是做给外界、做给领导看的，小偷无非就是在此时收敛点，我倒要看看，搞整顿能有几个人被真正处理？”于海说。
警力不足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一些乡镇的派出所只有两个干警，盗窃行为得不到应有惩罚，小偷回到农村后不受任何阻力，甚至一些村干部也涉身其中。于海认为，最根本的还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与城市平等的社会待遇，这并非指平等的经济待遇，而是让农民在城市找到合理的生存机会。
“我也被偷过很多次，但我没有怨恨，更多的是理解与担忧。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卖淫村、小偷村、诈骗村就这样复制下去。”于海呼吁。-
山西许村复归“药方”
某一类违法犯罪活动集中于一个地方的现象背后，即使没有当地少数官员的参与，起码也与他们熟视无睹、放任无为有关。
“假烟村”、“假钞村”、“走私村”、“偷渡村”、“小偷村”、“卖淫村”、“二奶村”……近几年各地频频涌现此类所谓的“另类经济特色村”。对于这类称谓，所在地官员面对上级追究、媒体质询时，或归咎于违法犯罪活动猖獗、手段隐蔽，或抱怨法制不健全、查处乏力等等，言下之意，不是他们不管，而是管不了。
枞阳的例子说明，靠违法犯罪活动牟利，获利者只是一小部分不法之徒，当地却要付出名声受损、投资人文环境受破坏的沉重代价，而这些损失短期内是难以挽回的。而某一类违法犯罪活动集中于一个地方的现象背后，即使没有当地少数官员的参与，起码也与他们熟视无睹、放任无为有关。
并非没有所谓的“经济特色村”成功“进化”的范例。山西省浑源县永安镇许村，一个偏远的晋北小山村，青少年犯罪曾相当严重，短短两年就由乱到治，跨进了“小康村”行列。
许村曾让美丽的恒山蒙羞，犯罪现象相当严重，盗窃、抢劫、伤害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盗抢摩托车、自行车名声在外，作案范围逐渐从广灵、灵丘、大同等周边县市向河北、内蒙古、北京等省市蔓延。先后有60多名青少年被司法机关惩处，是公安部挂号的“小偷村”。
2002年4月，大同将许村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县长亲自包村，并派出公安、教育、民政、团委、司法等部门领导组成的工作组进驻该村。他们加大流动人员管理力度，对外出务工青年登记造册，定期联系，在务工人员较多的大同、张家口市建立协调机构，此外加大普法力度，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青少年，为青少年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成立家长学校，规范家长行为，帮助失学儿童，防止新犯罪源产生。
发展经济，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才能为预防犯罪提供物质基础。在上级部门扶持下，许村先后投资40万元解决了村民吃水难问题，结束了祖祖辈辈“吃水三里半”的历史。经过两年多的综合治理，许村彻底洗心革面，先后被市、县授予“小康村”和“安全文明村”。
中国有60多万个村委会。一个个村庄能否拥有健康的“微循环”，在城乡一体化的当代中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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