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雨兰和我三个人穿着“行走的诗歌”衣衫在威尼斯火车站前合了影，以行为表演的方式组成威尼斯临时的“诗歌艺术团”，背景是一幅巨型现代绘画“蒙娜丽莎”。马克明天也要去佛罗伦斯，同我们一起参加在那儿举行的世界诗歌大会。同马克分手时，竟有点依依不舍，仿佛告别了威尼斯，也就告别了马克，虽然我们次日就要见面。火车很快就进站，只一会，就驶出了水城威尼斯的地域。又见陆地、甚至工厂的烟囱和厂房。火车中途上来一个意大利美女，形貌与蒙娜丽莎酷似。蒙娜丽莎今年五百岁。我指给雨兰看意大利的小蒙娜丽莎和新蒙娜丽莎。
书法表演散场后，记者当夜回去太晚，结果第二天来不及发稿。我们离开威尼斯的次日晚上，马克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份意大利威尼斯IA NUOVA报。马克说，这是布鲁斯买的，他一共买了好几份。沿途都是在翻修的什么。这世界太古老，必须重建：新的秩序和新的居所。告别威尼斯大学，告别意大利的青春、意大利的热情，仿佛生命和生活中失去了什么。出现大片的田地和荒地。田地正在翻耕，什么也不见，不知种的什么？意大利是个农业国家，七十年代还进口大米到中国。脸贴着窗玻璃，望着窗外的田地和林木。大地总是同人与树联系在一起。如果只有人而没有树会怎样？有人无树不可，有树无人无所谓。冒着浓烟的工厂的烟囱、干涸的大河床与水流饱满的河流并列沧桑。又见鸽子，孤零零地飞，想起水城和鸽城威尼斯。威尼斯太多的鸽子，许多人看去都似鸽脸，包括白人和黑人。前面旅程还远，远在佛罗伦斯之外。感觉终于抵达庞贝废墟，我已经走不动了，倒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看来，人活着，痛苦使人沉重，幸福也使人疲累，似另一种痛苦。或许痛苦也是另一种“幸福”，两者本质同一，一起填充并抵达至深的虚无。时见人家的衣服被褥晾在阳台上，这是在美国看不见的，这里人似乎都不用烘干机。路上都是平原，出现山的地方也是大小丘陵。偶尔有极短的隧道。闭上眼睛沉沉入睡，做了一个梦，看见米开朗基罗的画和达•芬奇的雕塑。维娜斯光裸的腹部潜伏着一张脸。人体上人脸无处不在。醒来，睁开迷蒙的双眼，山越来越深。
佛罗伦斯的象征是花，称为花都。世界诗歌大会为我们预定的旅馆是幢大楼，比威尼斯敞亮、透气、洁净，一打开楼上室内的长玻璃门，就是水色灰绿的阿尔诺（ARNO）河。城市远景模糊，脚下河边水草中却看得见鱼，黑色、很大的两三条。出现野鸭，三两只水獭。天气阴沉、润湿，下着雨。美丽都城的荒凉，都城荒凉中有美。对面小山上的房屋看去就是不一样，象古堡。树木阴沉沉地墨绿成整块，失去清晰的线条。放好行李，下楼淮备上街吃饭刚出电梯，大门外进来一个人。黄翔吗？他问我，原来是从英国来的四川诗人胡冬。感觉面熟，似乎早年在中国大陆见过面。他说去过贵州，贵州人也去过四川，但未见过我。八十年代就听说过我，一直希望一见。大家一起逛街，街面上的大石头水淋淋地油滑。细雨迷蒙，穿着防雨衣满街乱窜，有一种特别的兴致和情趣。找到一家中餐馆，在佛罗伦斯吃上中国饭，有几份惊讶。胡冬争着付钱，回来还特意送我一瓶英国带来的开胃酒。他说从大会主席那儿知道邀请有黄翔，肯定是他早想一会的黄翔。胡冬小我二十多岁，一见面就成了忘年交。雨中路边大河夜色很美，水面上有黑影晃动，是大鱼。
一清早，打开楼房面对大河的门，发现对岸许多人撑了大伞钓鱼。人与鱼、水中与陆地，各过各的日子，就你人贪婪而嘴馋。人与人不安静，也同万物不相安。天开始转晴，有微风，但不冷。又见胡冬，出门从来不带表；无时间观念，阴晴也从来不打伞，从小就光着头晒太阳或淋雨。长发、青色中长双层风衣，背影风度翩翩，脸貌却是个莽汉。习惯于放松，所以手表让他焦虑，乃至打开手机也让他紧张。不需要文明装饰，也不需要符号制约，生活在城市的“荒原”上。不认同黄河文明，而强调长江文明。一个龙，一个虎，互不相容。以为人若是灵长类、是猴子，那么猴子最怕的是蛇。北方的龙即蛇；南方的虎即猫。中国即是大米和小米、龙和虎、善和恶文化博斗的混杂。胡冬说，我是湖南人、即楚人；他是四川人、即蜀人。南方人眼中没有皇宫和城墙。与燕、赵人相异，“南蛮”从思想到行为、从灵魂到肉体都天然不受阉割、他们的语言、文字符号中决不发出“阉”声。干涩的心灵和笔头，决定于环境、历史和文化生态。北京旁边没有大河，只有发臭和易于干涸的人工开掘的护城河，产生不了“大河文化”，也孕育不了“大山和瀑布”的山魂和水魂。所以，生活在“京都”或“皇城”的阴影中，生命摆脱不了的“围困”和“失落”。这样的环境，远离大自然的辽阔和空旷，古往今来往往易于存活的是宦官和阉人，承传和延续精神意义上的“宦”文化和“阉”文化。人的精神生命中少有本真、天然的清韵；人群中也注定产生不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相反，人们容易变得有城府、善钻营、老滑世故，精神上对权势处于依附状态，离人的真性情和真气质相去甚远！其中，变数和异数极少、极罕见、极孤立而少呼应，极易受限于环境而缺少精神抵达的深度！
我这里指的是从历史角度看文化现象，在新的二十一世纪这种情况已有变化，即思想和行为独立的“中国精神”北移、从南方潜移北方。从北中国当下新出现的一些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事件中，可以见出这种“灵肉自由”的精神“变化”的迹象。这是一个可喜的讯号或征兆，这个问题触及“精神文化”现象，是一个大的专题，容日后进一步深化探索。
胡冬是学历史的，他曾反复读《离骚》，自视长期生活在千年前的蜀人和楚魂之中。他不认同大一统的专制的“中国”，而尊崇“华夏”的天然自存的血缘。大一统的中国是中国人的“假身份”，中国人应该是华夏子孙而不是专制极权统制的子民。世人长期误读华夏文明和历史，至今无人解开它的真实密码。“中国”和“华夏”对胡冬而言，是同一的地理空间，却是不同的文化概念。他认为“中国”是个死结，他所要做的却是“拆解”中国。而拆解的前提就是对“国家”的质疑。“国”太抽象甚至空泛，它只是权力的象征而不是“家园”。国就是国。家就是家。人在“家”中有归宿；人在“国”中唯有漂泊。必须拥有精神的“放大镜”和“望远镜”才能鉴别出两者内质的判然有别。胡冬也不认同“全球一体化”。在他眼中，这是个假东西，纯属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看美国，他认为这个合众国太年青、也太大了，应该把它解体，变成另一个欧洲。中国也一样，太大了就容易孕育暴政，产生极权制度。佛罗伦斯对他来说，就是“佛罗伦斯共和国”，一个小国，就象罗马梵蒂冈，就是独立的存在、独立的象征。小的东西易于独立，如个体、如个人写作。胡冬离开中国已经十五年，一直没有回去。他说他之所以没有回到那片土地上去，就是为了精神“突围”。八十年代的中国属于“集体突围”；而今天的中国人必须强调“个人突围”。而诗人首先必须从“诗”中突围。“诗”不是文学，而是别的东西。中国大陆太多的文学青年，其中许多人是才子写作，但不是诗人。中国还有许多假才子，他们的存在使诗歌变得可疑，并成为一种耻辱！
人生就是“漂泊”。写作就是“流亡”，如但丁。“流亡”是个圣词，是神圣体验。诗人注定流亡，注定永远的放逐！但丁就是被佛罗伦斯放逐的，永远未回佛罗伦斯。当年只要但丁忏悔、认错，就可以让他回去并免于一死。但是但丁不，他的回答是“拒绝”，他在佛罗伦斯周遭城市漫游，一直未回佛罗伦斯。不仅如此，这个世界给他以迫害，他却给这个世界以“回报”。他的“回报”就是一部伟大的《神曲》。中国罕见真正的诗人，也少有真正的被放逐者。石雕可以触摸，而良知却不可模仿。这是一个人在佛罗伦斯的感觉。你们这些附庸风雅的人，当你们宣称自己是中国的“流亡诗人”、“流亡作家”的时候，你们相信自己的话吗？！胡冬问。
但丁曾任佛罗伦斯行政长官，为维护佛罗伦斯共和国的利益，他反对贵族阶级把持政权，因此被封建势力陷害，被佛罗伦斯法庭判处终身流放。一纸判决使他度过了生命中二十年的流亡生活。他的放逐是法律判决，是带强制性质的，并非自我放逐。在曾为“体制内”的“异己”这个意义上来说，前《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刘宾雁与但丁的背景有类似的一面，至使晚年流落异国它乡。为此，我对刘宾雁先生表示应有的尊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衡量，刘宾雁及其与他类似的共产党内分化出来的人，他们不乏良知和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关注，但他们对社会的体制性的关切和剖视不带根本性、只具改良性，至今仍仅仅停留在社会层面的具体问题的层次上，远未上升到人类总体生存的精神的高度。如果说，但丁为人类奉献出了一部永恒的《神曲》，中国的“异议作家”、“异议诗人”所能“奉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精神创造的“自由抵达”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视为具有“普世价值”并能为人类普遍接受呢？这是需要我们有自知之明和自审能力的，特别是那些面目含混不清、精神来历不明的人。
从史学的视角，胡冬对徐冰的《天书》提出质疑，认为它源于西夏文，说得严重点，是抄袭，决非徐冰的独创。徐冰的作品是个重要的作品，但胡冬却是从反面来看待它，指它只是西夏文明的发掘和复制。他曾当面问过徐冰，徐冰承认“天书”是对西夏文和契丹文的参照。而胡冬认为，早晚西方会发现这是一个国际玩笑。最后明白过来，会倒吸一口冷气、倒退三尺，明白自己原来䧟入一场巨大的骗局，面对的只是自欺欺人的精神幻象。胡冬言说的率性由此可见一斑。他见我欣赏他的“尼克森”式的双层中长风衣，就表示马上送给我，说着就往下脱。他同我们在佛罗伦斯结伴漫游。一处地方鸽子站满了一座雕象，身上、手臂、头顶甚至他正准备瞄准射击的手枪枪杆上，全是鸽子。胡冬说，伦敦有一处中国人称为“鸽子广场”的地方，有成千上万只鸽子，而市长不喜欢鸽子。他是鸽子的敌人和暴君，下令把鸽子全部赶跑了。胡冬怀疑这位市长，头顶上是否曾落下过鸽粪？所以对鸽子充满了莫名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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