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宣传“和平崛起”，最大本钱是邓小平号召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二十多年来只有人先富，没有人后富，造成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悬殊。在令外人眩目的繁华景象后面，是惊人的掠夺和牺牲大多数。本文仅说说一个“傍大款”现象：人们把贪图钱财、牺牲色相、甘心做有权有势阔佬的二奶、三奶、情妇乃至一夜情或“白天叫干爹，晚上叫爹干”的现象叫作“傍大款”。其实在人欲横流、男盗女娼的今日中国社会，“傍大款”的含义已经扩大，遍及各行各业和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业、文化、教育、房地产、公检法、政府机构行行傍大款，其中最典型的是医院和银行。
专服务权贵富豪的广慈医院
中国有五亿城市人口，八亿农村人口。在城市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人可以享受医疗费用；在八亿农村人口中，仅仅百分之一点八的农民有能力治病求医。由于病人“短缺”，百分之九十八的乡村医生或卫生所关门大吉。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医院分等级，大医院套小医院，分设高干病房、普通病房和特殊病房。高干病房和特殊病房戒备森严，闲人莫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即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原为法国天主教会的广慈医院，拥用三千多名医务人员，是上海最大的医院。除普通病房外，另设有高干病房服务于厅局级以上的高干和教授级高级知识份子。在医院里僻静的花园深处另有一座鲜为人知沿用旧名的“广慈医院”。那里设备先进，病房不亚于五星级宾馆，集中了高级专家，收费用美元。其服务对象是有钱的外宾、暴发户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曾庆红、吴邦国、黄菊、陈良宇等都是常客。他们当然是公费报销，来的时候医院戒严，军警密布，如临大敌，这座广慈医院是中外合资的，外资为中共国家安全部自海外倒流回来的资金。
中国的银行欺贫爱富傍大款，穷凶极恶地掠夺穷人和中小企业的财富，巴结和讨好高官和大款，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乱伦行为，中国监证会主席刘明康近日批评中国的银行界“傍大款、垒大户、过独木桥”。他指出近年来银行的经营发展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式的经营模式，越来越脱离了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
国家银行只为大客户服务
二OO五年六月底，中国十七家银行上亿元以上的大客户一万六千四百一十六户，占全部贷款户数不足百分之O点五，而这些大客户贷款却占全部银行贷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平均每个大客户贷款四点四六亿元，比上年末增加O点O七亿元。许多银行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大款，哀求他们多多地借银行的钱，为他们送钱上门。而对于真正急需用钱周转资金的中小企业和微小企业，则报以白眼，扫地出门。如周正毅这样的房地产大鳄便是同银行蛀虫勾结，“空手套白狼”起家的。银行的贷款集中在少数大款身上风险突出，一旦大款们东窗事发或者套汇出境，银行只有恳求司法部门高抬贵手，对犯案的大款从轻发落，重罪轻判。否则银行的钱谁来替他们归还呢？
银行界这种欺贫爱富的“傍大款”现象完全是中共体制弊病一手造成的，其结果是使中国“社会主义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日益严重，五年内将达到危险的水平。中国劳动和社会发展部发出严重警告，中国贫富差距已达第二严重“黄色”警戒的国际标准。以现行趋势持续发展下去的话，二O一O年将会亮起“红色”警号，威胁社会稳定。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找到结束两极分化的有效途径，贫富差距必将激发社会动荡。
一年之内七万多起抗议活动
中国公安部宣布，仅在去年一年之内，全国曾发生过七万多起抗议活动，甚至暴乱，日益强烈的暴力抗议和示威活动，其主要原因包括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官吏贪污腐化、强行占地搬迁、矿难不已、天灾人祸等。而银行的傍大款现象起了火上加油、推波助澜的作用。
统计数字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每年以百分之八到九的增长的同时，农村收入增长仅为百分之四到五。城市居民收入增加的速度，几乎高出农村的两倍。这还是一个大大缩小的数字。即使在农村，农民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政府划定的贫困农民家庭收入的三点三九倍。而一九九二年时，这一收字仅为二点四五倍。说明穷者愈穷，农民更加贫困化。
中国国家统计局六月份公布统计数字，中国百分之十的富裕人口享有国家总资产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而最贫困的百分之十人口却仅拥有总资产的百分之一点四。
中国的金融体制完全是为中共的政治服务的，而这种政治又是如此腐败、如此专横，不进行根本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根本消除银行医院和各行各业的“傍大款”现象。因此，从此一角可见，建立在这样虚假的繁荣基础上的“崛起”，只能是畸形的骗人的崛起，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无益的崛起。
二OO年八月三十日
(开放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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