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或其他重大科学成就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一种重大成果或真理(相对真理)刚开始时总是离经叛道，不合主流的，而且也总是被一些人或大部分人，尤其是权威视为“异端邪说”，今年因发现了导致胃炎和胃溃疡的幽门螺杆菌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两位澳大利亚科学家马歇尔与沃伦也是如此。由于沃伦的这项发现并不符合当时“正统”的医学理念，最初甚至连其合作伙伴马歇尔也不感兴趣。但同行的质疑没有动摇沃伦的决心，他和马歇尔最终证明了此项发现的正确和重大作用。
类似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数不胜数。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阿基米德辨别黄金皇冠的纯金、爱迪生发明电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等等，在当时都有很多学术权威及有名望和无名望的人出来作出种种评价和反对，要么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发明或发现是“不可能”的，要么说他们的观念是离经叛道，不符合正统，甚至是“妖言惑众”，是“伪科学”等等。因此，今天我们懂得，不仅仅是科学界，任何事业的创新萌芽都应当受到尊重，最起码要得到宽容，应当让时间、更多的事实和实验来验证。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同样给予我们这样一种启示，科学成果是不能计划和设计的。相比于我国的体制，国外科学家的获奖和取得成果更多的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同样也可以说是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的结果。比如今年获得诺奖的两位澳大利亚科学家，没有任何人下指令要让他们发表多少论文，要在三五年内出成果，否则就可能“衣食不保”。从沃伦1979年发现幽门螺杆菌到今年得诺奖，经过了整整26年。而在我国恰恰相反，比如刚刚自杀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博士后、36岁的茅广军，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广军没有通过被解聘，据说是文章数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这也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此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反映出当前科技评价体系和制度的不合理性。
当然，就如同饱受诟病的高考制度一样，在当下的中国，当前的科技评价体系和制度又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但是，如何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以弥补现有制度的不足，是我国科学研究真正能出成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今年的诺贝尔奖同样告诉我们，研究人员从事科学事业，并非是把获奖作为科研和工作的惟一目的。早就有无数的事实证明，为了获奖而研究是非常危险的，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造福于人类的成果的。正因为没有名利的诱惑，科学家的成就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才不会为了验收与获奖而突击完成任务或弄虚作假。不仅如此，科学研究同时还需要研究人员具有献身精神，为了获得幽门螺杆菌致病的证据，马歇尔和另一位医生莫里斯亲身服用幽门螺杆菌进行实验。这也是今年诺奖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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