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山村代课教师令人流泪的辛酸故事

发表:2005-10-03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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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的主题为“西部农村教师的现状与未来”的西部农村教育论坛上,一位31岁却已经当代课教师13年的老师的发言,令在场的许多教师和专家学者泪流满面……

他就是陕西蓝田县九间房乡柿园子小学的李小峰老师。在他的学校里,他要身兼数职,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他一名教师,是西部山区典型的“一人一校”。

记者多次和他进行交流,每次都感动而归。这样的数字记录着他从教的历程:“13”、“31”、“103”、“134”、“4”。他解释说:从1992年至今他已整整工作13年,今年刚好31岁,现在工资每月为103元(实际上已经在2004年底停发了),他教出的学生有134名,其中4名考上了大学,他还身兼四职:校长、主任、教师、后勤。

放弃高考成为代课教师

李小峰说,他的人生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改变。

1992年5月的一天,他正在高三的教室里紧张地复习功课。对于两个月后的高考,他很有信心,因为当时他的预考成绩高出分数线50多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患晚期胃癌的父亲突然去世了。为了给父亲治病及办理丧事,使本不富裕的家欠下了上万元的债务,亲戚朋友和邻里乡亲都借遍了。面对年幼的妹妹和在沉重打击下病倒的母亲,李小峰想:“即便是考上了,家里也无钱再供了。”于是,他决定放弃高考,外出打工挣钱,等还清上万元债务,再去追求大学梦想。

就在这时,村干部找上门来。他们说:“以前任教的代课老师嫌工资少,不干了,咱村的孩子没学上,山外的教师嫌咱这里条件差,不愿意来。你是咱村唯一的高中生,村民都希望你教他们的孩子,如果你不教,那他们就只能失学了。”

每月多少钱?村长说是53元。李小峰心想:那要等到哪一年才能还清家里的债呀?可当听说如果教的时间长还可能转正,他犹豫了:母亲现在患病,需要人照顾;村里很穷,如果这些孩子失学,那该怎么办?他也想起昔日恩师的话:“治愚先治穷,治穷办教育。穷不办学,穷根难除;富不办学,富不长久。”

李小峰最后答应先试教一年。这样,他当上了代课教师,他运用复式教学同时教小学一至五年级及学前班。

他成了学生们的“全职保姆”

复式教学就是教师在同一间教室里给两个以上的班级授课。李小峰说这样的教学方式做起来真是比较难的,学生之间的动静声音以及知识的相互干扰是避免不了的。所以,他每次上课前在备课和组织教学方面,都要比其他正常班级授课的教师多费很多心去准备,更要命的是,各班级的教材和课程又都是不一样的。

当其他年级学生在做老师布置好的作业时,他才可以给另一个年级上课。他一般给每个班每堂课只主讲15分钟,这样一个班一个班地轮流讲下去。“声音嘶哑也是常有的事。”李小峰对记者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里也掺杂着嘶哑。

李小峰是一位在教学上勤于思考的有心人。“比如我教学生分数时,我就让他们每人带来一个土豆,让他们自己切开。告诉他们,从中横切就是1/2,再竖切就是1/4。”针对复式教学的特点,有些学科,他会有重点地让不同班级的学生参与。每逢上作文、体育、音乐、美术、自然课,他都会把学生带到田野、山林里,让他们在那里去学习和体验。“这是美丽的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材。”李小峰对记者感慨地说。

在他们山沟里,孩子上学的山路比较远,最远的学生要走5公里。所以遇到雨雪雾的天气,中午时,李小峰就将年龄小的学生留在学校,跟他们一起吃。放学后,还要送他们回家。有时还要给他们上门辅导。

因为只有他一位教师,各年级的孩子就都成了他的孩子。一年级学生刚入学,李小峰还要为他们擦鼻涕、系扣子、提裤子,“这是经常的事。”家长们感到把孩子交给他很放心,所以,他们从不因贫困而让孩子辍学。

李小峰告诉记者,在学校,夜晚是他最难熬的时候。“我独自守着空荡荡的校园。山中鸟兽叫声传来,令我毛骨悚然,只好蜷缩在床上等待白天的到来。”

有时他也帮母亲干活,帮她熬药、劈柴。有一次劈柴时一不小心砍到脚上,缝了五针,动弹不得,母亲心疼得直流泪。可李小峰犯难的是,第二天怎么给孩子上课?

无奈,他坚持让家人用架子车将他送到学校,虽然不能直接给孩子上课,但他坚持着在床上给学生批改作业、辅导功课。

为了能适应教学的需要,李小峰从1998年就开始进修。2000年拿到了中专文凭,当年又报了自考,今年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这令他的教育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但这也增加了他不少经济负担。

摇摇欲坠的教室里有了读书声

令李小峰感动的是,乡亲和孩子们都默默地关心他。

当李小峰决定当老师后,村民们看孩子有学上了都很高兴,谁家有什么喜事,就会让孩子给他带来好吃的。孩子们上山采野果也舍不得吃,第二天给他带来。

在父亲一周年纪念日时,当李小峰跪在父亲坟前一边烧纸,一边哭着向父亲诉说自己的辛酸时,乡亲们自发地从很远的路赶来齐刷刷地跪在他的身后,一位乡亲说:“小峰他爸,小峰留下来是我们的意思,你要骂就骂我们吧!”

按照当地的风俗,祭奠是不用送钱的,但乡亲们走后,都留下一元、两元的钞票。他们用山里人最原始、最纯朴的方式表示了对他的挽留。“这让我终身难忘,也感动不已,这使我更专心去教育孩子了。”李小峰哽咽了。

在柿园子村,有9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这里没有田地,村民们只能放羊或上山采药,或外出打工艰难地维持生活。村里也很穷,根本拿不出一分钱。

学校只有3间摇摇欲坠、千疮百孔而又四壁透风的土墙教室,房梁的椽子已经腐烂,外边下大雨,里边也跟着下小雨。桌凳破烂不堪,也没有操场,就连像样的厕所都没有。

面对这些,李小峰只好想办法慢慢改善:把自己家的树砍下来制成桌凳,自己登上房顶维修教室;没有教具,就用树枝、黄泥制成;教材不全,连借带买好不容易配齐了。

为了给学生购买学习用品,有时,他还和学生们到路边捡废铁、塑料,或上山采药,还不够,就把自己的工资也用上了。

有一次,为了制作水泥黑板,李小峰只好向母亲借她放羊攒的钱。母亲只好把共30元的一把零钱给了她。

就这样,简陋的教室里重新有了读书声。

逃离之后,他又回来了

“在这13年里,日子总是紧巴巴的,钱总是让我很伤痛。”李小峰说。但未婚妻的退婚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次。

到了1997年,李小峰已经24岁,已订婚多年的未婚妻在两家商量结婚时,突然提出退婚,理由很简单:“一个月73元,能养得活我和孩子吗?”

在当地农村,女方提出退婚,被认为是最丢脸的事。李小峰的母亲因此再次病倒,这也令李小峰觉得没有颜面在农村再待下去了。

到了暑假,他怀着要改变人生做出样子给人看的想法,到西安打工去了。

通过同学联系,他很快找到一份每月400元的工作。当第一个月领到工资时,李小峰心里很高兴,因为这相当于当老师半年的收入。如果这样下去,上万元的债也能还清了。

9月份的一天,李小峰正在上班,村支书和村长赶来找到了他:“开学好几天了,还没有老师愿意来,娃们经常到校等你回来,你看能不能再回去?我们也是厚着脸皮来的呀!”

一提到孩子们上不了学,李小峰心里就又隐痛起来。而和乡亲们及孩子们相处五年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五年里,他家的农活就成了乡亲们的农活,忙时,他们会自发地赶来帮忙。清明节前后种土豆,有的乡亲看到他用锄头种得太慢,就把自家怀着牛崽的牛给他拉来。要知道,山村里牛是很值钱的,人家自己都舍不得用的,因为一不小心会流产的。他父亲治病、治丧和自己进修借的钱,乡亲们从来不催要。李小峰患重感冒,学生就从自己家拿药给他。

还有很多很多,这都是令他感动的,令他难忘的。

李小峰很想回去,可回去了,家里债务和婚事又该怎么办?李小峰陷入了两难境地。

“那夜,我失眠了。”李小峰说,“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回去,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睛我无法拒绝。”

李小峰对记者说,我能打工就是因为有文化,如果不回去,这些孩子没学上,学不到知识,就只能一辈子在山沟里放羊。

愧疚,和他那并不苛求的心愿

当李小峰背着行李回到学校时,操场上早已站满了乡亲们。乡亲们握着他的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如果嫌钱少,我们可以给你增加些。”

当李小峰走进教室时,孩子们早已将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正在预习课文,等着老师来给上课呢。

村民们凑齐了钱给他,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对村民们的微薄收入非常清楚。

从那以后,李小峰的婚事成了村里的大事,也成为村民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不断有人为他介绍,但许多姑娘了解到他的家境和收入后,都不愿意。

2000年,李小峰终于找到了现在的妻子。她家没有儿子,想让李小峰做上门女婿。而他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只要不让我放弃教师工作,我什么都愿意。”

婚后,妻子对他说:“我想你对学生那么好,肯定也能对我好。”

可这让李小峰很愧疚。结婚时,他没有给妻子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陪她进过城。而李小峰自己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妻子打工时给他买的。

2004年,李小峰夫妇添了个儿子,他们很高兴,人们也都为他们高兴.但经济负担又加重了。令李小峰愧疚的是,儿子也很瘦,医生检查说是营养不良。每当儿子叫他爸爸,他就感觉辛酸:“我也想给他买很多的营养品,但我做不到……”

李小峰家的全部收入就是5棵柿子树、4棵核桃树和一些土豆,面对幼小的孩子和60多岁患病的老母亲,再想起那上万元的债务,他显得也很无奈,但这个老师他是当定了。

虽然,农村费税改革后,穷困的乡里和村里自2004年末已不能再给他开那103元的工资,但李小峰觉得已经离不开那些乡亲和孩子们了。

李小峰告诉记者,他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的学校也能有宽敞明亮、设施完备的教室,使山村教师不再有在危房上课时的心情,使山村教师不再为生活煎熬。

他说,他最苛刻的要求就是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公办教师,每月能有四五百元的收入,那他甘心一辈子做一名山村教师。

采访后记

见了李小峰老师后,他首先解释他自己脸上的一块令人有些畏惧的疤痕,他说那是他两岁时不慎触到火堆上留下来。他在讲他自己辛酸的故事时,记者和周围的人都不禁流下了泪水,而他平静地一如讲述别人的故事。一位教育学者在听了他的故事后说:“面对他的境遇,我们谈更多的理由都显得那么苍白。”

现代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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