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任畹町先生您好！作为中国历史上追求、推动、促进中国自由民主运动前行的坚强老战士、硬骨头，几十年来孜孜以求为这个事业付出很多艰辛和血汗，人民非常尊敬您。现在中国人民在觉醒，九评带动的退党大潮不可阻挡。您是很早觉醒并与共产主义决裂的民主运动思想奠基者、民运理论家和实践者，您是否简略的谈一下您这种追求和理念的认识、形成过程以及您对共产主义和当前退党大潮出现的看法。
高喊的追求自由民主反独裁反专制却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
任畹町先生：从历史的角度看：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得到中国穷苦人包括农民支持的拥护，在腐败的政府的大背景下他们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我们也要尊重历史吧，当时来看共产党是一个新生的力量、前进的力量。否则它也不会成功的，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吧。但是历史上产生的，必然会在历史上消失。中共取得政权后，他的地位变了，原来他们高喊的追求自由民主反独裁反专制却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共产党成为一个独裁专制政体。如50年代镇压反革命的时候错关、错杀、误杀了很都人。其中包括很多与旧政权有过联系的，或是曾经为旧政权工作过的人。
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见证共产独裁专制
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我写的《中国人权宣言》中，我最早提出它是“十年内乱”。它是一次中共内部的大争斗，你死我活的政权之争，也是一次非常残酷的权利之争。十年文革它给人民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视窗，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君主制度的复辟，专制君主制度这个词，西方政治学家把东方的专制君主制度称为官僚专制政体，对于这个政体，中国人是从历史教科书、文献中了解知道的，但是谁也没有经历、看到过两千多年专制的血腥屠杀的残暴，大多数人也没有生活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满清政府时代。文化革命使人民看到了专制政体在中国最黑暗的一页，对于什么是军政府独裁有了认识，国民党时期就是军政府独裁，在它之前的军阀内战时期各个地区也经历的是大体相同的军政府独裁，哪个军阀胜了哪个军阀就建立军政府独裁统治。文化革命时期的那种军事管制，军队、解放军宣传队，实行军事管制，用政治学术语来说就是军政府独裁。军政府独裁通过文化革命人民又一次看到了，什么叫军人专制。
“社会主义大家庭”何在？
从中国的经济体制来看，中共实行的是一种封建性的垄断，他们口头上说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社会主义是“一体协调、协作、合作”，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却是非常奇特的各地政府自成一体、互不往来、互相对立这样一种诸侯割据政体，政治割据的政府。70年带我坐在火车上，在通往河南与山西两省铁路交界的地区看到用石头码起来的大字：河南省的山坡上的大字是：“冻死不烧山西煤”，而山西省山坡上的大字是： “饿死不吃河南粮”。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非常吃惊。社会主义不是说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全社会所有，更加分工合作的，更加一体化的制度，怎么会这样？“社会主义大家庭”何在？
人民公社：原始村社+现代国家农奴制的结合体
中共搞的人民公社在经济体制上是人民公社化，当时老百姓不知道人民公社是个啥东西，现在全明白了。我给人民公社一个定义，它是中国最原始的村社，古老的原始社会村庄的自然形态加上现代的国家农奴制的结合体。很古老和很近代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上、在经济上是个一非常没有知道的人，他如果懂得什么是原始村社，什么叫俄国的农奴制，他就不会搞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倒退几千年、上万年的东西，让他给拿来用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没有“改革开放”这四个字
1978 -1979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仍然错误的坚持强调巩固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制度。还说什么三级所有作为基础。要强化人民公社。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自己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开始和社会大的转变的开始，实际上我们现在拿到当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来看，没有“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反而肯定了落后的人民公社体制。
西单“民主墙运动” 举起了人权和民主的旗帜
改革开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1978年出现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正是这个民主墙，一些青年改革派，民主派举起了人权和民主的旗帜，提出了改革现今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方案。我们回顾民主墙历史史料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条脉络，就是人民和期间的民主派，是他们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他们帮助中共从错误的极左的专制独裁走向开放开明的政体，这个功劳是人民的，不是中共自己的。尽管中共吹嘘自己的历史功绩，我们要把历史告诉人民。只有人民只有中国的民主派是他们推动了中国的历史。
十年磨一剑《中国人权宣言》
1979年1月1日我起草、撰写的后经大家酝酿讨论修改后发表的《中国人权宣言》代表了我思想觉醒后十年磨一剑的标志。这是得到中国民运历史肯定的一个档。当时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现代化。当时西单民主墙时期两个最具特色和主导力量的和主流表现旗帜一个是人权旗帜一个是民主旗帜。这也是我的自豪。走上这条坎坷充满荆棘的追求中国自由民主之路是我无悔的选择。
断然跟文革的思想分道扬镳
文革中我跟无数的青年一样是一个狂热的红卫兵。当时没有人认为自己不是革命造反派。毛思想的追随者。文革中我整了别人，别人也整了我。通过这个整人与挨整的这个历史过程中，逐渐的觉醒。中国社会在文化革命走向了历史大倒退这样一个境地。重复了中国传统社会那些最黑暗、最反动、最落后、最腐朽没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使这些东西都死灰复燃，“忠字舞”“忠字牌”像章，我很容易把这种现象与过去的忠君思想联系到一起，他们搞的不就是忠君吗？中国历史上皇帝搞的那一套东西。都是专制的封建的那些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政治特点是专制，封建性还不是它的主要特点。在中国封建性不具有典型性，在中国早期有，后来演变为秦始皇官僚专制帝国。专制性比封建性更加独裁。通过十年文革，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通过思想碰撞、痛苦，包括肉体上的痛苦，文革整人要“坐飞机”要挨打的呀，武斗暴力、大串联等。通过对这些痛苦的回忆，我断然跟文革的思想分道扬镳。
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国最后一次的文革造反运动”非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
1976 四五天安门事件有人错误的认为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错。为此我已经写过文章专门论证这个问题。我认为四五运动是“中国最后一次的文革造反运动”。不过是同情中共的一个派别去批评攻击中共的另一个派别，同情中国的走资派而攻击中共的四人帮而已。这从一些政治口号、主导宣传思想上看，他都不是民主运动，不是民主自由意义上的运动。是中共一派反另一派的运动。这个立场观点现在朋友也都比较认同了。如果把四五运动当作民主运动的开端、偶像、榜样，对于民主运动而言它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没有搞清楚自由民主理念后，他们容易争夺中国民运运动的历史功绩。涉及很深层次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民主运动究竟应该秉承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理念。这是原则。这是大是大非。
更荒唐的是还有人把文革作为民运的开端。我96年出狱后经过连续8-9年坚持写作从事理论研究，与朋友们探讨、批评、争论这个问题，都已经搞清楚了也得到认同。文革绝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对于一些民运的参与者特别是坐牢时间坐的很长的、隔离社会很久了的人，有些人没有一个科学的牢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和训练及阅读，当然那时候民主经典都是禁书，无从阅读到，接触的也是支离破碎的东西。文革就是毛领导发动的一派对另一派的残酷的权利斗争。以上基本上这是我的觉醒过程中所认识到的。
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从历史上消失
九评共产党我看过了。我们要与中共的共产主义做决裂、扬弃它。苏联、中国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实体存在可以说是历史的误会。他们根本也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在人类社会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超越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一个贫穷落后的苏俄基础上、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土地上空想的乌托邦的提出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在理论上实践中已经遭到失败。共产主义理想完全就是空壳子、空招牌，他们自己也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实质，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了。一些老党员和年轻的党员在这种空想的乌托邦式的理念被彻底否定后，提出退党是值得庆幸的事情是好事。共产党否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后，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从历史上消失。
任畹町简介
任畹町，江苏人，1944年生于经济学者家庭。
1966：年肄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1978～79：参加民主墙运动；起草《中国人权宣言》；组建“中国人权同盟”，任负责人；被劳教4年。
1989：发动“政体改造”民主运动；发起纪念民主墙10周年运动。
1991.2.8：在法庭上作题为《89民主改革与主权在民──驳反革命煽动罪》的辩护演讲，被以继续在法庭上宣传煽动“罪恶重大，拒不悔罪”处刑7年。
1994：获罗伯特．甘迺迪人权奖，被誉为人权民主活动家。
1998.11.7-10：创议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
1999.12.26：参与组创中国民主党联合委员会，任顾委主席。
出版《任畹町文集》、《任畹町文集新编、选编、补编》
现居中国北京市。
(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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