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多年分析贪污渎职案件，但从国家审计署两次公布的资料来看，袁伟民虽然要负领导责任，但他个人却也是中国现行制度的受害者。因为中国的彩票制度给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们谋取部门利益开启了大门──当然，这部门利益最后以奖金福利等各种形式成为该部门成员均沾的利益。
2005年度审计报告揭开了自诞生以来就缺乏监管的灰色地带──人称“彩票发行者天堂”的中国彩票市场之黑幕。而在此前，尽管各地彩票市场兑奖造假事件层出不穷，但并无人从源头上质疑彩票收入的分配和使用。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彩票市场颇有“中国特色”。这“特色”有二，一是中国的彩票市场缺乏监管机制，监管者与彩票发行者均为同一部门。而彩票发行和销售的相关政策均由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分别制定执行，国家两部委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角色。尽管国务院于2001年10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规定财政部是国家彩票法规和政策的制定部门与彩票发行销售的监管部门，而民政部门、体育部门则是彩票发行与销售的实施部门。这一通知被称之为“彩票新政”。
但根据财政部颁发的《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可将彩票发行与销售委讬给公司运营。但如何委讬、委讬给谁，是否必须引进公开招投标机制，法律至今仍无明文规定。所以国家体育总局将彩票的发行印制全部委讬给自己的全资子公司，仍不属于违法行为。这也是“彩票新政”实施后，两部委仍可通过彩票获取高额发行费用的原因所在。
第二大特色则是彩票发行费远远高于世界各国，成为暴利渊薮。世界各国都将彩票定位于公益事业，努力控制发行成本，将销售所得尽可能地用于社会公益事业。而中国彩票发行市场的发行成本却异常高昂。在2002年以前，彩票发行费占销售收入比例高达20％，2002年后调整为15％。即便如此，这一比例仍远远高于国际上5％的平均比例。
这种彩票发行格局被批评者称之为“双寡头直接竞争模式”，为发行机构的“自肥”提供了巨大空间。仅从国家审计署今年对体育彩票的审计结果看，这些巨额发行费用在彩票发行机构直接投资的公司中几经辗转，不仅用于个人奖励，甚至还能用于购置物业用于出租，最终转化成了系统内部利益均沾的部门私利。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体育彩票虽然成了袁伟民的滑铁卢，但却不意味着袁伟民是最终意义上的罪错者。
合理的答案应该是：袁伟民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牺牲品。中国政府从80年代以来，就一直允许各政府部门用各种方法“创收”敛财，对私设小金库之举更是睁只眼闭只眼。而中国官场日益糜烂腐败，各级政府部门为了应付上级政府官员，也必须备有招待费用与各种用来送礼的开支。部门内部也有提高福利与奖金的压力。身为一个部门的负责官员，如果没有考虑到上述因素，为本部门广开敛财之道，注定升官无缘，保位无望，而且也要被属下讥骂。
民政部与国家体育总局并不掌握资源分配大权，只能依赖中央政府赏赐金饭碗。民政部得到这只金饭碗是仰赖邓朴方的面子，国家体育总局则沾了“体育强国梦”的光。从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袁伟民要负的责任主要是主管责任，但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国家体育总局既然拥有彩票敛钱的途径，袁伟民就不可能挡住本部门内部人员分肥的要求与压力──除了他想成为孤家寡人。
而另一支历史更长、丑闻更多的彩票──中国福利彩票却因有邓朴方的照应，至今还安然无事。什么时候能够揭开福利彩票的黑幕，中国彩票市场这一灰色地带才有可能见到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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