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是中共一贯的说法。一般来说，应该是主人锦衣玉食，仆人布衣蔬食。可事实上是完全颠倒了位置：公仆是西装革履，主人是衣衫蓝缕；公仆是山珍海味，主人是粗茶淡饭（有时连粗茶淡饭都没有），公仆是豪华别墅，主人是三代同室；公仆是出门有车，主人则一旁让道。这是为什么？难道是主人为了顾及公仆的公众形象，自己宁愿省吃俭用做苦行僧？这样是不是太傻了？实际上这个原因地球人都知道：在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当公仆要主人为他们出力、卖命的时候才承认你是主人。主人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当然，我们也选过村干部或居委会干部，虽然大部分时候是会舞弊的，如果你是党外人士又很听话，也有可能会选为党外副x长，虽然你只是陪衬的）；主人是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的，假如你公开发表对政府表示异议的言论，那么政府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逮捕、审判、专政你；主人是没有迁徙权的，城市户口的人世世代代是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人世世代代是农村户口，这正合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的俗语；主人对公仆的所作所为是应该百依百顺、逆来顺受的，不能对政府和官员的言行表示不满，讨个说法，政府公开宣扬：越级上访违法，集体上访犯罪；主人是没有免费受教育的权利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统统的高收费，因为敝国的教育实行的是产业化，可义务教育的普及在国际上却是赫赫有名的。然而公仆就拥有一切权利，竟然标榜权利是主人给的，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他们“喝的是蓝带,开的是现代,怀里抱的是下一代。”
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
近年来，依法治国是叫嚷得越来越厉害，但中共做什么事情都是“风声大 雨点小”，程咬金都还有三板斧，中共的依法治国连半板斧都没有。为什么中共会死死地守住人治不放，而不愿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呢？因为依法治国会动摇中共的一党执政，会影响中共和中共官员的既得利益。
中国古代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中共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两句话和共产主义一样的渺茫。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贪污受贿几十万元有可能枪毙，而党的高级干部贪污受贿几千万上亿元却只判死缓。反腐败中抓小鱼不抓大鱼，抓的几条所谓的大鱼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钱能使鬼推磨”和“权大于法”也司空见惯，我的一个同事的儿子去年十七岁和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死三重伤一，可我同事的官居副处的丈夫轻松地对朋友说没多大事，最多劳教两三年而已，而那位十九岁的孩子则斩立决。即使判了刑的，没钱的牢底坐穿，从事危险的劳动，随时有死的可能；而有钱的死缓变无期，无期变有期，长期变短期。诸如纪委变成了保护伞，检察院变成了通风报信机关，只要贪官交赃就注销案件。法院向来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哪边权大，哪边钱多就胜诉。法律一出台就可能闲置不用，中国的法律条款是很具中国特色的，有些条款竟然是“罚款500-20000元”，“判处有期徒刑2-10年”，好象法律是有意给法官徇私枉法制造方便似的，这在事实上纵容了法官的徇私枉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为大贪官从轻处罚的保护伞，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罚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所以贪官的涉嫌金额只需将大部分划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留下小部分作为贪污收贿的即可。公安机关更是权大于天，警匪一家和刑讯逼供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常常出现“处女卖淫案”和“佘祥林案”，所谓的特种服务场所，只要向公安部门交纳了数目不菲的保护费就可以照常营业，人民警察公开或半公开开办妓院和赌场屡见不鲜。常说的破案难和执行难，倘若你事先向公安机关赞助差旅费，事先向法院交纳额外执行费，我想，难一定会变成不难了。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可这蓬勃发展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呢？表面上看，现在比文革时期，十多年只有八大样板戏，一百人中间找不出一个大学生强多了。一年出产好多部电影，好多部电视剧，好多册书籍，好多种报刊，各种艺术节、文艺晚会接连不断，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文艺明星是越来越多；
但事实上，各级媒体完全沦落为党豢养的狗，党要它咬谁它就咬谁，党要它挺谁它就挺谁，假话连篇，只报喜不报忧，完全成为一党专制和新闻封锁的工具。有人说，党报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余的都是假的。中央电视台挺谁谁死，谁死中央电视台挺谁。有的政界或企业界明星，前几天还在中央电视台频繁露面甚至被专访，今天就可能沦为阶下囚；谁死了，本来挺普通的一个人，但经中央电视台的大力宣传（当然是中宣部指示或许可的），此人立即成为英雄人物和学习楷模，全国上下顿时掀起向他（她）学习的高潮。据说孔繁森生前频繁光顾拉萨的“红灯区”，并且利用职务之便做点冰冻海鲜生意；中央电视台宣传“人民的好公仆”郑培民同志的感人的先进事迹的专题片中有这样一个“感人”的画面：一位住在省委大院的老太太激动地对记者说：“郑书记是好人哪，有一次他买东西向我借了几毛钱，第二天他就还给我了”。老太太是这样理解的：省委书记能屈尊向我这不知名的老太太借钱，可见是多么的平易近人啊！并且第二天就还给我了，多么的不容易！其实，买东西钱不够，向旁人借钱，是很平常的事，借钱还钱，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难道其他省委领导一贯是借钱不还的？我国的艺术家分专职和兼职两种，但无论专职还是兼职，以前一般都是领国家工资的（巴金老人除外），现在好象自由艺术家渐渐多了起来。俗话说：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你拿人家的工资，不得不给人家说话：维护一党专制，歌唱改革主旋律，制造太平盛世的假象，掩盖民怨沸腾的真相。如果你的此类作品得到了某领导的赏识，还有可能到人大或政协会上去坐坐，甚至捞个相当于某级别的一官半职呢！何乐而不为？至于艺术家的良心，那是一钱不值的东西。艺术明星是越来越多，可素质总不见提高。君不见明星的恶劣行径：见钱眼开、偷税漏税、绯闻不断、临时罢演、气摔话筒、驾车撞人、鸡奸娈童、为演献身……
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二十世纪末，时任中国总理的李科长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一个几千年解决不了的难题在中共手里几年的工夫就得到了解决，真是太了不起了！充分体现了我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如今，基础教育有口皆碑，高等教育空前发展，成人教育喜结硕果，特殊教育蒸蒸日上。
中国是不是变成了世界教育强国？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普九之初，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教育局要求教师登门劝学，有些确实缴不起学费的由老师垫付，所以造成了个别老师垫付了数千元而收不回的现象。现在普九结束了，上面不是强调得那么严了，失学率又反弹了，在一般的农村家长眼里：孩子读书不行是好事，不必要为学费犯愁，虽然现在学校是不敢乱收一分钱的，但各级物价局和教育局狼狈为奸制造了最大的教育乱收费。敝县是少数民族贫困县，按国家政策义务教育阶段收费实行“一费制”，即小学收96元，初中146元。但敝县教育局和新华书店站在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高度，不惜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要求每位学生自愿订购下学期配套教辅小学三、四十元，初中五、六十元，市教育局为了推动新课程改革的步伐，要求每位学生自愿订购科学型计算器，小学三十元，初中四十元。虽然在外面买要便宜一半，但校方称那是不科学的，是不准使用的。买归买，但课堂上和考试都不准使用的，这也是教育局规定的，纯粹是要你数钱而已。当然，上面是要求完全要学生自愿订购，但又要学校按学生人数完成任务。学校就想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法子：每班要几个班干部轮流签上全班家长的姓名即可。省教育厅为了提高全省学生的素质，要求每位学生订购《小学生月刊》（《初中生》）每年19.2元，《第二课堂》每年19.2元。另外，如《香港百年沧桑》、《禁毒知识读本》、《三湘英烈》、《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等临时性政治读物每学期至少有三本大概要20余元。省教育厅是不必要打着自愿订购的幌子的，直接和省宣传部或物价局联合下文即可；而市县教育局也必须征得物价部门的许可。听说各级物价部门是要分红的。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各级各类中学停办重点班，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事实上重点学校和重点班还是存在的。因为凡是重点学校和重点班都可以多收费，家长只要自己的孩子能进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倾家荡产也是舍得的，因为孩子进了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就意味着考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增大。进孩子能进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的依据是考分和特长，农村和小城市只看考分，而大城市还要看特长。为了考分和特长，家长不知花费了多少的钱，为了考分要请家教，语数外是热门，名牌语数外老师忙得不可开交，当然荷包也鼓了起来；为了特长要学艺术，热门的艺术门类有器乐、声乐、舞蹈、绘画、书法等。请家教和学艺术都是要钱的，而且价格不低，据说在大城市了一个课时要一两百元。
大学教育就更有特色了：外国的大学是宽进严出，而中国的大学是严进宽出。大学生在大学里只学会两件事：恋爱和玩乐，毕业时的学识水平与进校时相差无几。自从江爷爷主政以来，在陈至立的把持下，把中国的大学教育从原来的事业型变成了产业化，大学变成了生意兴隆的集贸市场，校方变成了惟利是图的奸商，学生变成了被任人宰割的对象，真是：大学校门朝南开，有智无钱莫进来。整个校园充斥着铜臭味和势利眼，由此产生的学术腐败、道德沦丧和拜金主义是非常严重的。诸如抄袭成风、科研牟利、教授嫖娼、男生经商、女生卖淫、盲目合并、大肆扩招、招生黑幕等司空见惯。现在我国很多大学规模宏大，都是由几所风牛马不相及的本科、专科或中专凑合而成的，这样就成了中国一流大学了，中国现在时兴大学量化排名，中国是一个充分民主的国家，所有大学的利益都会考虑，象校园面积、建筑面积、学生人数、教授人数、副教授人数、图书册数、仪器件数、绿化面积、植树棵数、食堂个数、澡堂间数、厕所蹲位……等等都是要记分的，合并之后分数肯定会直线上升，排名自然靠前了，还美其名曰“创建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照这样说，我们的每个大城市的所有大学都合并成一所超级大学，世界上的大大学肯定会全部是中国的了。扩招则意图更加明显，学生越多生意越好赚钱越多，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有些大学由于扩招缺少教室缺少教师，就采取晚上上课、双休日上课，教师有的一天上六七节课，当然工资也就翻了几倍，现在很多扩招的大学都有分校区，有的甚至在数省之外。我浏览了很多重点大学的网站，概况中的结尾一句几乎都是“为把我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奋斗”，看来敝国的大学还真的是“立志当高远”，不屑成为中国一流大学，敢于同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名牌大学挑战，真是可喜可贺！可最新得到的消息是在我国执牛耳的清华、北大连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名都排不上。中共可不管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如何的坏、如何的差，但有一点是不能含糊的，那就是你必须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党走，象清华学生刘海洋向黑熊身上泼硫酸，北大爱国女学生马楠打入敌营、下嫁敌人、那是无所谓的，但你胆敢向党要自由、要民主、要法治，那就要孤立你、批判你、关押你、镇压你、消灭你。“六•四”就是很好的见证。
历史将会证明，江泽民和陈至立是中国教育的罪人！
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卫生事业
还记得四年前2001年7月13日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中，北京获得了2008年第28届奥运会的主办权，那夜国人沸腾了，举国无眠，善于做秀的江戏子率政治局的全体常委向北京市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满怀激情地讲了三句话，更是激起了国人的满腔爱国热情；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名列第二，体育健儿真是了不起！为党争了光。虽说我们在其它各个方面都不如人，但这些金牌可是名正言顺得来的，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沉浸在自豪的喜悦之中，中国一下子成为了世界体育强国，从此彻底告别了“东亚病夫”的蔑称。在这里，我想起了同样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作为泱泱大国的加拿大仅获3金6银3铜共12块奖牌，但是加拿大人好象并没有太多的失望，奥运会嘛，重在参与！他们继续他们的工作、继续他们的休闲、继续他们的健身、继续他们的享乐。据说加拿大是世界上全民健身运动搞得最好的国家，加拿大人观看奥运会比赛就好象咱们中国人观看拳击比赛一样没有特别的兴趣，可有可无。而咱们国家在奥运会期间媒体可是大肆宣传，几乎每个电视台都在转播比赛，除了比赛没有其它好看的节目，中国目前内忧外患，这可是转移国人注意力的好办法。
目前，中国人的体育运动是专业运动员和一些退休后的老太太在运动，其余的国人则忙于生计，活得好苦好累，哪有条件和闲心去健身？电视里倒常常看见大款和白领也玩玩保龄球高尔夫什么的，可见全民健身是和国人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关系的。中国人的体育运动是典型的金字塔形，运动员由县队选进市队，再由市队选进省队，再由省队选进国家队，再由国家队选人参加洲际或世界大赛。能参加洲际或世界大赛的是经过层层选拔的顶尖高手，他们一般是从四、五岁开始就接受专业训练，天天超负荷的训练使他们的体能严重透支，没有哪个不是一身病痛的，所以中国运动员的运动生涯一般较外国运动员短就是这个道理。凡是在奥运会上得到金牌的运动员国家和社会各界是会重奖的，有的甚至进入影视界从而名利双收。而得银牌和铜牌的运动员是不会得到多少奖励的，中国人只认第一，这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严重践踏！
“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接受博讯记者独家专访时说。由他担任课题组负责人的最新医改研究报告已经发布，报告指出，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问题，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报告还说，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医改之前，吃皇粮的人实行的公费医疗制度，农民和无业居民自然是只能自生自灭了。公费医疗虽然能解决干部职工的求医治疗问题，但由于经常会出现“一人公费、全家享有”的现象，致使财政的负担越来越重，于是所报销的医疗费的比例越来越少，以至于后来索性只报销住院的医疗费用，当然财政的压力减少了很多，政府在这次甩包袱中尝到了甜头，于是干脆一甩到底，实行了彻头彻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其实，医疗卫生和教育一样都属于公益事业，政府是不应该完全甩包袱而实行所谓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就是在欧美发达国家也一直在走两条腿并行的路，一般的公民可以享受国家免费的治疗，而富裕的公民则可以自己花钱享受高档的私有医院治疗。这样既保障了普通公民的最低医疗卫生权利，也减轻了财政过重的负担。而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只是保障了行政事业单位的人的医疗卫生权利，而对农民和无业居民继续置之不理，可是咱们的医院借着改革的春风变本加厉地为所欲为。药品随着私人药店的铺天盖地地开张价格大幅度地下降，既然药品上没有了多大的赚头了，那就在医疗费上做文章吧，给物价部门送点礼医疗费就直线上扬了。药品虽然降价了，但薄利多销还是有钱赚的，普通感冒给你开七八百元钱的药，普通青霉素不用，改开昂贵的先锋霉素，总之，开药时，医生要牢牢记住五个字：贵、多、没心肝。另外，检查费是目前医院发财的主要手段之一。不管什么病，先检查大便、小便、血常规、伤寒、B超、CT扫描……，有些地方竟然出现了第一天检查、第二天开药的怪事，一检查下来，几百块钱就到了手，反正仪器设备是一次性购买的，只不过是耗费点电费而已。医生对他们自己的做法还是很有理由的：我们这是采用排除法，是建立在对病人高度负责的基础上的。这么说，还要你们这些鸟医生干什么？只要有足够的仪器设备和一台电脑就可以解决病人的一切问题了，难道咱们老祖宗提出的“望、闻、问、切”难道已经过时了？当然，医院也有他们的难处，财政对医院实行的是差额拨款，而且这差额是越来越大，医院为了创收，也只好拿病人开刀，政府对医院的违规行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这也是医疗费用高居不下和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农政策
《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作者李昌平说，中国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概括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共感到头疼的问题，中国有八九亿农民，农民的利益就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中共是不会真的去解决三农问题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现阶段的被统治者、被剥削者，如果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么占人口极少数的统治者、剥削者还怎么吃香的喝辣的，他们的优越性还怎么体现得出来？谁还愿意做官？中共起初是靠农民造反起家的，最终却抛弃了农民，这是何等的忘恩负义！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农民永远是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
自中共执政以来，农民有过两个短暂的黄金时期，第一个黄金期是建国之初的头几年，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第一次尝到了翻身做主人的味道，但作为一流权术家二流诗人三流政治家的毛屠夫头脑发热，想在短时间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马上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发动幼稚可笑的大跃进，致使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饿死了几千万人，当然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第二个黄金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公决定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一次把土地分到农民手里，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提高了，生活也慢慢有了起色，但由于党内腐败的严重泛滥，致使很多双手伸向农民要钱，国家要农业税，乡里要统筹，村里要提留，另外还有各种临时性的摊派，因此有“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费多”之说，农民被负担压得抬不起头。农药化肥上涨，种田亏本，外出打工受歧视，拖欠民工工资，农村孩子读书难，医疗卫生没保障，强征土地，这些仍然是三农中的老大难问题。
当城里的专家学者们打着“波音的”飞来飞去，脚不沾地地从宾馆到宾馆，从城市到城市，从会场到会场，分析、研讨、讲解三农问题，大声展示他们的良知正义时，他们跟泥水里的农民真的是一类人吗？他们真的有痛彻肺腑的同情和解决问题的爱心吗？
综上所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实质是假、大、空、流氓、专制、无耻。当特色越浓时，中国的老百姓将会更加痛苦和悲惨；当特色越淡时，老百姓的日子也许会轻松和稳定些。其实，变色才是中国目前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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