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日，我写了一篇《不肯为自由信仰牺牲与献身的胡适》文章。接着，张耀杰先生写了一篇《存天理灭人欲的刘宗正》（《议报》第209期）的回应文章。其中张先生提到，“作为生存在中国大陆的普通人，一个想做现代公民而不得的弱势贱民，笔者从来都明白自
己的可耻。”我很想为他沏一壶茶，好好坐下来与他聊一下。因为张先生代表了一群中国人的普遍观点，我觉得有必要深入讨论。
首先我必须对张先生，对我所有的批评与指责，表达感谢之意。我认为任何严厉的批评或指责，都可以帮助人进行深入地思考与反省；尤其是当所有的人，在面对罪恶的中共专制政权与社会不公不义之时，更应该彼此严厉督促与勉励，如此才能够帮助中国走向更进步的文明未来。
张先生如此深刻地描述中国大陆人的普遍心情，并且能够以“弱势贱民”与“可耻”，来形容自己与大多数人的处境，实在令人动容与悲痛。我想告诉张先生，生活在大陆的人民，绝对不是贱民，而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也是这块土地上的真正统治者。
那么，是什么样的客观的事实与环境，使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无法充分认知自己的主权地位与统治者立场呢？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中国2千多年来的专制政体与奴隶意识。这个专制政体，就象是一个黑暗的幽灵，永远徘徊在这块土地之上；这个幽灵，现在已经化身
成为中共，一个坚持以党专制与继承2千多年专制政体的统治者。这个统治者，擅长于使用暴力与谎言，来统治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使他们习惯于做奴隶的角色，就象上述的大象一样，永远被禁锢，也永远没有自由。
张先生，请你永远不要再用“弱势贱民”与“可耻”，来形容自己与大多数人的中国人，因为，这两个形容词就是长久拴在上述大象身上的细绳。只要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都能够充分觉醒、勇敢站起来，并且能够从道德上彻底反对中共的一党专制政权，那么，中共随时会垮台，人民随时可以获得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
我曾经努力思考，为什么20世纪，中国大陆上有那么多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最后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人民习惯于默认专制政权的存在，而导致专制政权永恒存在的结果”。在20世纪全球民主化的大潮流里，人民向往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任何一个专制的政权，为了抵抗人民这种普遍的权利意识，必须用最可笑的谎言与残忍的暴力，才可以勉强维护这种专制政治的表面稳定形态。过去的国民党与现在的中共，都无法摆脱这种违反人性的做法。这就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人民普遍贫穷与苦难的根源。
我批评胡适，其目的并不是一种人身攻击，而是批评胡适时代所有类似胡适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对于任何个体的人，都不会涉及人身的批判，因为我个人的道德与立场，绝对没有这个资格做这件事；我只会对某一种特定人群的罪，尤其是这种罪涉及到公共危险或危害他人时，提出批判，其目的在于帮助那些特定的人群认识自己的罪恶与悔改，或者阻止有更多的人犯同样的罪，如此才可以避免那种见死不救的过错。我感到十分抱歉与罪疚，我必须指名道姓批判一些人，因为这些个体的人，并不仅代表自己，而且也代表那个时代所有同类型的人。
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拥有无上的“言论公权力”。他们应该为保护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尽力。在这个神圣的使命之下，他们必须站在人民的前面，勇敢地对抗一切邪恶的政权与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如此，人民才会有获得自由与幸福的可能。如果公共知识分子，太过于软弱与缺乏道德勇气，不能够站出来代表人民监督与指责政府公仆的错误，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可言？那么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让我引用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酒会上，针对海内、外院士参加酒会的致辞。这是胡适临死的最后一段演讲。胡适说，“海外回来的各位，希望你们去立法院看看，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的表现了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来先生、老小
姐在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200多种的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的自由……。”（《胡适之晚年谈话录》第229页）
在国民党长期实行专制与独裁、蒋介石连任三次总统、台湾保安司令部栽赃与迫害《自由中国》杂志、国民党制造无数的政治冤狱、国民党软禁殷海光、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与压制言论自由时，胡适竟然敢昧着良心说上述的话，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无耻了？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接受了蒋介石丰厚的酬佣之后，对蒋介石政权一种变相善意的回应？这种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积极的恶的行为，怎么值得张先生您为他辩护？
我的浅见，对于罪人的人与罪，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范畴，人必须以不同的态度与立场，来对待它。在个体人存有的立场，人应该以博爱与人人平等的理念，来宽容个体人的过错，但是并不是宽容这个个体人存有的罪；所谓宽容应该是针对人的存在，而不是人的罪。此外，真正宽容的定义，是站在爱与正义的立场，积极帮助人认知罪，使人不要或避免犯错，而不是消极地对人的过犯，保持高度的容忍或沉默。
我认为，人对他人道德性说谎的无限宽容，经常是社会道德沉沦的原因；人对他人罪的无条件宽容，经常是人心腐败与社会不公不义的根源。由于中国文化对宽容概念的局限性，造成了中国人习惯于长期容忍社会各种不公不义与专制政权存在的事实，甚至不敢对强权或专制政权，提出道德合法性的质疑；这种态度，造成了中国人出现各种乡愿、姑息养奸、和稀泥、八面玲珑性格、不合理地隐恶扬善、见死不救、两面人、双重标准、道德相对主义、功利思想等性格的普遍现象。
以达赖喇嘛所主张的宽容为例，在宗教的立场，绝对是一种超脱人性客观局限与非常高贵的理念；但是就一个合理政治的立场或汉人存在形态的客观事实，来理解这个宽容，那么宽容绝对不等同于容许罪的存在与合法性。两个世纪以来，汉人对藏民、蒙古人、维吾尔人、台湾人的屠杀行为，并不比日本对中国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还轻，汉人有什么资格要求其他民族对自我的宽容，我觉得汉人应该学习如何忏悔、改过与救赎，如此汉人才能够摆脱邪恶民族与大屠杀者的臭名。
张先生指出，“难道你刘宗正有本领重新扮演毛泽东式的大救星，于一年之内甚至一天之内把中国人民解放出来吗？”。我想提醒张先生，毛泽东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不是解放中国人民的人；他是继承中国专制传统的罪人，他使中国人再次变成奴隶，中国人并没有站起来，反而全部都跪与趴下去了。
我想告诉张先生，我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信仰神的人，我的志愿，仅止于做神最卑微的仆人而已，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能力帮助中国人民解放。我认为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够拯救自己，只要中国人民充分知道自己是统治者的角色与立场，就可以立即解放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民不需要任何伟大的救星或领袖，那是专制时代的思维，已经不合于现代民主大潮流的意识了。
我知道张先生对鲁迅有严厉的批判，我也知道张先生很看重胡适的思想，但是我想提醒张先生，从人文理性的观点，来认识鲁迅与胡适，有一定的限制；如果能够用超越人文理性层次的宗教信仰，来审视这些人，你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些。例如，鲁迅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对人类真正的爱，他不是站在人类至高点的爱，来批判他人；胡适最大的问题，在于反对宗教，他缺乏一个至高神的监督与引导，最后陷入了人文理性自相矛盾与人性私欲的纠结之中。
我觉得张先生具有鲁迅的遗风，请你尽量摆脱鲁迅、胡适、马克思与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对你的毒害；如果你能够多阅读《圣经》（尤其是四福音书）、美国独立宣言、杰斐逊、林肯、里根、奥古斯丁、巴特（Karl Barth）、拉纳（Karl Rahner）、约翰逊（Paul Johnson）的思想与作品，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你开阔更高度与宽广的视野，并且成就未来非凡的人文事业。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有太多类似胡适这样的人，他们习惯于接受政治的酬佣、与专制政权妥协、在不公不义社会现象前保持沉默、自如地出入高层党政军之中、出卖自己的良知来换取名利权位、公然在公开场合说谎等。他们的行为是有罪的。那位被许多人寄望是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的胡适，他的言论与行为，关系到人民的福祉，人民怎么不可以用放大镜来审视他一切的言论与做法？
如果胡适与所有其他的知识分子不随便接受蒋介石的政治酬佣，如果胡适与所有其他的知识分子不为国民党涂脂抹粉，如果胡适与所有其他的知识分子敢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与蒋介石的独裁，如果胡适与所有的其他知识分子能够坚持正义的立场与知识分子不妥协的精
神──那么，蒋介石怎么可能长期胡作非为？如果不是蒋介石的独裁与专制，中共怎么有机会窃据大陆？如果不是中共窃据大陆，怎么会导致8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如果不是大多数的中国人与知识分子，长期默认与容忍专制政权的存在，那么现在的中国人民，怎么会如此贫穷与苦难？这些中国人的贫穷与苦难，难道胡适与所有其他的知识分子，没有道义上的责任？
如果胡适真的愿意做一个有脊梁与正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他可能会成为第2个陈炯明，最后穷困潦倒度过一生。不过胡适要比陈炯明好一些，因为他可以在国外教书，有可能维持其基本生活。胡适大可不必采用出卖良心或说谎的方式，来取得那些不公不义之统治者的丰厚酬佣。这样的做法，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所应做的事情。
难道公共知识分子有权可以用出卖良心的方式，来交换名利权位？这种做法，对人民而言，是不是很残忍的行为？那些法西斯与专制的统治者，其所有的屠杀与迫害人民的行为，难道不是建立在所有公共知识分子长期恐惧、妥协、沉默或默许的行为之上？
张先生，你批评个体的我是没有意义的。我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粒粪土尘埃。我是一个无名的基督徒，基于我对神的信仰，基于我还有一点尚未泯灭的良心，也基于我对苦难的东亚人民的关怀，我不得不挑战黑暗，我不得不反对任何专制，并且大声地对世界呐喊。我希望全人类尽快觉醒，也希望全人类能够帮助中国人尽快推翻中共一党专制，如此你与大多数的中国人，就不用再忍受那些属于永远贫穷与奴隶的命运了。
2005.8.20(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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