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王中远，原北京国际信息协会副会长
曾陪同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许文益赴现场处理林彪坠机事件
时间：2004年6月25日
地点：江湾大酒店四楼688厅
他把林彪父子埋葬在温都尔汗
3年前，美国纽约的“9·11”事件，震惊世界。
33年前，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汁也同样震惊世界。
1971 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三叉机256号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时，他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在1969年4月28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林彪，政治局常委除毛和林外，还有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在1956 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是邓小平。在1973年8月3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仍然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也是大哲学家。他在1966年7月8日给他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自称是黑话的信，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了这样的大王了。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正是指我。人贵有自知之明。
也许是天机暗合，也许是玄机深藏，总之，从1966年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改组和调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就一路飘红，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如果掰着指头数一数，林彪从上到下，也就5年。没有逃出毛泽东的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大规律学的谶言。爬得高，摔得狠。民间俗语也顺势打了一个响指。
33年前林彪的飞机坠毁给那一茬的中国人心理上的冲撞留下了荒诞、陌生、复杂、迷茫、强撼、沉重的感觉。
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历史虽有说法，但“9·13”事件依然是一个大谜。笔者的老朋友孙一先，在“9·13”事件发生期间，正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他说，林彪为何选择蒙古为出逃路线？为何中国对蒙古的外交交涉受到阻难？为何林彪、叶群的头颅被割去莫斯科？为何包括黑匣子在内的机上遗物一直被扣留？这些都有待后人去破解。坊间、网上、口头都有关于林彪之死的种种猜测和新锐的解密说法，那种为真，那种为假，不得而知。
王中远，就是当年林彪坠机现场的四人现场处理小组成员之一。十年前，我就认识王中远，多次在私人场合听他讲过“9·13”事件的故事。
借他这次来穗休息的机会，我请他又讲了一遍当年的亲历记。
王中远今年已过耳顺之年，是江苏苏北人，如果不问籍贯，窄一看上，王中远的脸型更像是一个蒙古人。王中远是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的是蒙语专业。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年后他派往一个偏远的国家大使馆工作，在外交生涯中，碰到了震撼中国大地的“9·13”事件，并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见证人。
田炳信：主要是想了解林彪当时9·13事件的情况，你作为目击者和工作人员，能不能谈谈当时的情况，怎么得到通知的。
王中远：“9·13”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个重要的事件，更为世人所关注。1971年9月14日，和往常一样，使馆是八点上班，刚吃过早饭，还未上班就收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称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紧急约见许大使，说有一架中方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9人死亡。刚到任20多天的许文益大使，是位老革命、老前辈，为人持重，具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八点三十分，许大使去外交部，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通知称，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省会为温都尔汗）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中国一架军用喷气飞机失事，乘员9人已全部遇难，并就中方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方做出正式解释，许大使拒绝了蒙方的抗议。当时使馆与国内联系非常困难，使馆还没有专设电台，通讯很困难，很慢。
田炳信：慢到什么程度？
王中远：当时使馆没有专设电台，拍发电报要到蒙古邮电局，线路年久失修，时好时坏，加上蒙古人办事效率低，特急电报发到北京有时要几个小时。不像现在通讯那么发达。那次发报是我去的，蒙古邮电局说，线路又出故障了，发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什么时间能发到北京不知道。
田炳信：那你们通过什么办法和国内联系上的？
王中远：后来经研究，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封停了两年之久的中蒙之间专设的长途专线电话，先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要北京外交部，请示北京同意后启用专线电话，在中午时才将消息传到北京。
田炳信：那时的外事纪律很严呢？
王中远：是，外交无小事。
田炳信：听到坠机的事你们惊奇吗？有什么猜测和议论吗？
王中远：有，根据乘员人数情况，不可能是战斗机或轰炸机，因为作战飞机不可能有9人。那时，敌情观念还是很强的，甚至有的同志分析，会不会是美国或台湾的侦察机，在飞机上喷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徽，飞到蒙古搞侦察，但是飞机上不可能有这么多乘员，各种猜测都有。但谁都没有想到真正坠落的是一架专机。只是后来到现场后，我们确才认为是一架专机，但专机上是何人所乘，也没有深想。
田炳信：你们是什么时间到达坠机现场的？
王中远：得到蒙方的消息后，我们找出一张蒙古一百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找到了蒙古肯特省会温都尔汗，温都尔汗离中蒙边界至少有三百多公里。当时许大使指示：一、马上向国内报告，二、派二秘孙一先带我和沈庆沂先去现场察看，并立即通知蒙方。9月14日中午，蒙古外交部通知，同意我方派三人到现场察看，并准备了专机，下午就可起飞。可是，由于通讯的原因，使馆还没有得到北京的指示。
田炳信：那不是很麻烦？
王中远：是麻烦，使馆是在9月14日下午6点才收到国内的指示电报，指示许大使带随员亲自到现场处理。但失事飞机上所乘何人，飞机性质只字未提。但已过了原和蒙方约定的起飞时间。
田炳信：那到底是什么时间你们到的现场？
王中远：真正的起飞时间是9月15日下午2点45分。由许大使亲自带队，有孙一先同志、沈庆沂和我一行四人前去现场。这中间还有很多插曲，就不说了，只谈一件。关于失事飞机的事的处理，每一件都要请示国内，国内曾来电要求把尸体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惯，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条件火葬，建议按蒙古习惯土葬。
田炳信：温都尔汗机场大吗？
王中远：很小，实际就是一个简陋的机场，只有几间平房，没有指挥塔，只有几部电台车，一排电线杆。我们乘的是伊尔14飞机，蒙古派了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亚洲司专员古尔斯德和蒙古边防内务军的桑加上校，此外还有记者、摄影师、医生、法律专家约十七八人，同乘一机飞往温都尔汗。
田炳信：从温都尔汗机场到出事地点还有多远？
王中远：飞机从乌兰巴托飞到温都尔汗也就一个多小时，大概是下午四点钟，从机场到现场，蒙方介绍说有70公里。分乘两辆苏式嘎斯69和一辆大骄车出发。
田炳信：现在看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不够快，9月13晚出的事，9月15日才去。
王中远：因为他们14日才通知的我们，9月13日是凌晨出的事，我们15日晚上才到，相当于过了两天多。
田炳信：当时去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是民航出事还是……
王中远：听到消息后，有一个分析，可以肯定不是一般的飞机，因为一般的民航飞机不可能只有9个人，至少是首长的专机，肯定是不一般的。
田炳信：当时许大使有没有跟国内联系，他知不知道？
王中远：国内保密还是很好的，关于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都没说，只是让我们处理这个事件，我们现场看情况，再把情况报回来。下飞机后，当时就勘察现场，天还没黑。
田炳信：当时到现场看的感觉如何？
王中远：我们乘车沿克鲁伦河岸走了一个多小时，走过平坦的草原，转向东北，进入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再走一个多小时，才到了飞机失事现场。现场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河盆地，四周是小的丘陵，深秋的蒙古草原草很茂盛。小小的盆地十分平坦，南北长约三千米，东西宽约八百米。蒙方译员告诉我，这个地方叫苏布拉嘎盆地，属肯特省依特尔默格县管辖，距省会温都尔汗约70公里，距贝尔赫莹石矿约10公里。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长约800多米，宽约300多米草地，全部烧黑了。四处散落着飞机残骸，机舱部分爆炸摊在那里，尸体蒙方没动，最近的飞机舱8、9米，排开去，一共有一二十米吧，都是机舱爆炸迸出来的，人基本上是断骼膊断腿。有些尸体发红，林彪的脑袋摔出来了，头发让火烧黑了，脑浆也出来了。当时的的确良军装很容易着火，衣服都烧没了，基本上是裸体的，手脚冲天、趴着、仰着的都有。蒙方用白布都盖上了，我们揭开了进行拍照。9个人里面8个男的、1个女的，是叶群。叶群是烧的最轻的，除头发烧光外，身上还是比较白净。看样子当时飞机一爆炸，还没有马上死掉，手脚的姿态还有挣扎的痕迹。现场北端开始有飞机机翼在地上划了一道沟，很深，约有10-20厘米深， 20多米长。据蒙方飞行专家介绍是飞机在机翼擦地刮的，当时飞机试图迫降，选择的地点应该是不错的。如果是飞机肚子着地就迫降成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失去平衡，机翅膀先着地，飞机往前冲，又起来了，往前200米左右，爆炸了，机身部位爆炸，机尾部分甩出去了，实际上是两大摊，机身爆炸一摊，机尾部分一摊。散落了很多东西，也有些枪支，冲锋枪、手枪、子弹，皮质文件包是空的。头天就看了看，拍了些照片。蒙方也派兵把现场警戒起来了。当天现场看完之后，就回酒店，连夜谈判。蒙方也要搞一个会谈纪要，他要我们认可是中方的军用飞机，侵入蒙方领空，以不明原因坠毁。我们当然不能承认，因为飞机上有中国民航的字样，所以我们说是民航飞机，不是军用飞机；第二点，我们并不是侵入。谈判的其他内容都很容易，双方斗争的焦点就是以上两点。
田炳信：后来结果如何呢？
王中远：非常艰难，我们整整谈了一夜，我和沈做翻译，写记录。蒙方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斗争的焦点是我们不承认是军用飞机，不承认侵入。蒙方的理由是，人是有军人，有枪支，是军用飞机。当天夜里谈判没有结果，没有谈完。第二天一早又去现场，重新看，重新拍照，又谈了关于选址埋葬的问题。飞机失事在盆地中间的最低点，我们在山坡上朝东方向（田：向着祖国），选了一个地方，连夜挖掘，长15米，宽3米的一个大坑。现场尸体旁都放着棺材，白碴的，薄薄的，非常简单。我们现场重新检查后，将尸体装殓，都僵硬了，没办法，手腿再掰过来，装进去。都是蒙古兵干的。我们在现场谈判。按我们编的顺序，1、2、3、4、5、 6、7、8、9，我们按编号编出来，林彪是5号，一个完整的大坑，9个人并排放进去，把红布黑布盖上。完了之后，我们四人象征性的一人铲了一锹土，蒙方士兵堆了个坟头，还是我建议搞个标志，把飞机残骸螺旋桨进气口环架过去，放在坟上，蒙方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一眼望去不锈钢品的环和中间尖的分流锥也是满象样的。然后找了个木头牌子写了几个字，什么遇难者之类的。当时我们几个还默哀了一下，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国同胞，9个人，遇难者。
田炳信：蒙方有没有洒了些酒在上面？
王中远：那到没有。
田炳信：这个仪式搞完的时侯是16日了？
王中远：是16日中午，然后回酒店。
田炳信：为什么没有把尸体都运回来。
王中远：当时国内没有明确，要是运回来确实也很麻烦，我们不知道飞机里是个什么人物。国内也曾要求过火化回收骨灰带回，但蒙方没有火葬，只好就地掩埋。
田炳信：许大使一直在吗？
王中远：一直在，他是领导，主谈。谈判的情况孙一先同志的《在大漠那边》一书中写的很清楚，当时只有我知道林立果，我在北大读书时，他也在，知道是林彪的儿子。当时林豆豆也在北大，是中文系的。
田炳信：你怎么知道是林立果，你看到什么了？
王中远：我们一个尸体一个尸体检查，其中有一个人仰面躺着，衣服都烧光了，我看着他底下还有没烧完的衣服，就扯了扯，扯出一个语录本，内有一些军人照片的底片和空军大院出入证，编号0002，没有贴照片，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
田炳信：社会上有传闻，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
王中远：社会上有各种传闻，这是其一，但这部飞机至少是在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如果是高空几千米被打中，残骸至少要在方圆几十公里，而飞机实际上是在地面爆炸的。尸体聚集在一起，基本比较完整，如果是高空几千米打中爆炸，那尸体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当时有人提出来有个洞，有人怀疑是不是打下来的，实际上应是飞机爆炸里面的东西向外冲出来的，洞口是外翻的，所以肯定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老孙回国汇报后，又汇同国内有关专家研究，结论是“自行坠毁”。
田炳信：你们回到温都尔汗以后，还继续和蒙方谈吗？
王中远：我们一回到温都尔汗就又开始谈判，双方态度越来越激烈。9月16日下午，处理完现场事宜之后，回到温都尔汗，连夜谈判一直到17日一整天。17日下午，我们确实感觉不能再呆了，我们提出要回去，他们请示以后也同意了，晚上六时起飞，回乌兰巴托。到乌兰巴托以后，马上给国内报告，因为当场谈判实际谈了两天两夜，谈话记录也很长，都是原话对口记录，我又准备了现场草图，东西南北走向，怎么走法，机身在那里爆炸，尸体的位置摆法，当时不知人员身份，我就用红笔画出来，写上中国遇难烈士，一号、二号……。材料准备好后，由孙一先同志回国向总理直接汇报，孙一先同志9月21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夜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到次日凌晨三点多钟。当时与孙一先一道回国的还有一名翻译，回国休假，对事件一点都不了解。汇报时总理当场问老孙，回来几个，答两个，那个没去现场，他是回来休假。总理就问那个哪去了，符浩（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任过外交部副部长）说他已经回家了，他不了解情况，总理很严肃地说：“谁让他回家的？”并批评符浩：“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符浩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派人把那名翻译找回来，安排在外交部招待所“关”了起来。
田炳信：当时老孙知道是什么事吗？还是汇报完才知道？
王中远：当时不知道，汇报时也不知道，一直到传达文件。
田炳信：当时讲林彪的飞机一起飞，全国的机场都关闭了，有这回事吗？
王中远：听说是这样，但为什么关闭，也不得而知。
田炳信：关闭是所有的飞机起飞和降落不了。
王中远：对，应该是。
田炳信：你是什么时间知道林彪的事的？
王中远：我知道的很晚。当时双方谈判很紧张，回到乌兰巴托后，开始准备国庆了，因为许大使刚到，每年国庆的酒会也很忙。9月29日下午五时，蒙方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还是按照他们的观点，说中国“军用飞机”“侵入领空”。9月30日，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问我：“林彪还活着吗？”我按照国内指示答复：“一切照旧。”这说明蒙方已从国际各方面的传闻中似已猜想到失事飞机的死者里有林彪。
田炳信：事后你会有联想吗？
王中远：当时还真没有，没有更多的想，实际上国内在国庆前后就开始传达了。当时1971年《人民画报》的第七期或是第八期，封面登了林彪头像，10月份通知要收回。后来，文件也来了，我赶紧到保密室去看照片，当时拍了很多，对照一下，叶群的特别像，她烧的很轻，摔的也很轻。林彪的脑袋摔了半个，脸型还是比较像。
田炳信：当时有没有想过？还是不敢想。
王中远：我就没想过，但是脑子灵光一闪，然后没再想。当时工作也很忙。
田炳信：当时传达以后，使馆有什么反应？
王中远：大家一样，都很吃惊，想了很多，如果飞机没爆炸，如果飞机迫降成功了会怎么样？或者蒙方把他接到苏联……等等。
田炳信：在我们国内公布之前，苏联有插手吗？
王中远：这一点可以肯定。现场苏联人不止一次的去过。埋掉了也很容易挖出来的，这很可能。实际上外界9月20号以后就有传闻了，就像酒会上问我的事。
田炳信：当时有没有开批判大会？
王中远：我们在国外学习了文件。
田炳信：后来经过这么多年，参与处理这些事的人，回国后还有人找吗？
王中远：有，很多人感兴趣。
田炳信：80年以前还有什么样的人问，熟人、小圈子？
王中远：那时最大的谜，它究竟是怎么样掉下来的。油确实不够飞到苏联，一共是12吨油。本来第二天要飞往广州，还没来得及加油，看样他要往苏联飞，他并没有要往蒙古飞，要往苏联飞油不够。温都尔汗出境几百公里。
田炳信：文章后来86年写了一篇？
王中远：86年外交部召集我们四人写了篇东西，是作为文件。这个事情国内外都很关注，后来在《世界知识》杂志上登出来了，登出来以后，国内各大报纸杂志转载。
田炳信：后来，出了这个事，你在蒙古又工作了几年？
王中远：五年，我是76年回来的。当时没有再去现场看，因为当时是非常特殊的年代，两国的关系非常僵，到处都是反华的声音，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使馆人员外出都受到限制。
田炳信：后来你又回去时，有没有再去过当时的失事现场？
王中远：81年去了蒙古后，我没有去过。八十年代末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使馆的同事、报社的记者有的去了。残骸有的在，有的不在了。听说中国有些人通过使馆的协助，把一些飞机残骸拉了回来，有一部分放在北戴河，林彪别墅。
田炳信：经历了这件事，自己对政治有什么看法呢？
王中远：从使馆来讲，一级一级的，上面传达的文件，大家是领会精神。90年代以后，去的人比较多，也有的人写现在现场的情况。
田炳信：当时事件时，穿的军服还很厚吧。
王中远：9月蒙古已经很凉了，有时9月底就下雪了。许大使这个人很好，现在80多岁了。
田炳信：当时蒙古的东戈壁你去了？
王中远：没有机会跑，在蒙古当时有一些中国援建工程，有信使，带家信，我去看望过。乌兰巴托市路是我们修的，当时电厂也是我们修的，还有酒精厂等。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有上万工人在蒙古，“文革”期间关系不好，就撤回来了。
田炳信：当年是蒙古人民共和国。
王中远：现在叫蒙古国。
田炳信：林彪事件对国内影响是什么？
王中远：主要是对林彪怎么看，赫赫战功没人否认。但是后来的林彪是怎么演变的，本来林彪是深受毛主席赏识的，非常信任他，69年写进党章，71年就这样了，这两年巨变，究竟是怎么变的，不了解。
人类一直在追求速度，对速度的留意观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也包括诗人、词人的感觉和记录。
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这是一个马车夫的内心速度；山舞银蛇，原驰腊像，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苏式小飞机的感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古代大诗人驾轻舟过长江顺流而下的船与马，船与轿子的悠然对比。
辽阔的草原，无垠的沙海，茫茫的戈壁，淼淼的水域，这些感觉大都是乘船、骑马、坐轿、步行获得的印象。
1998 年，我从呼和浩特乘小飞机到了一趟乌兰巴托。乘机前，呼和浩特的朋友说，乘坐蒙古航空公司的飞机，一是羊膻味大；二是蒙古空中小姐特漂亮；三是碰上驾驶员喝多了，一个醉鬼开着一架摇摇晃晃的飞机，就像骑在一个大白鸟上，那感觉美极了。在蒙古草原上如果恰好碰到在游牧的羊群、马群，他们会做超低空俯冲，飞机像一只大鹰把羊群驱跑如飞。我听后，先是鼻子收缩，再是眼睛放光，然后是心提到嗓子眼。上了飞机后，飞行一小时后，我发现内蒙古人真幽默，讲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下的许多事，他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千万别当真。
从高空看草原，看戈壁，看大漠，看森林，看大海，其实都是一掠而过，向东，向西，向北，向南，都是一样，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色块的大小和颜色的深浅。
1971 年9月13日凌晨，在那个草黄羊肥的蒙古高原最美的季节，林彪9人同乘一架飞机飞临黑漆漆的大地，除了天上散散疏疏的星光，我相信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内心的焦虑和急躁，我相信今天无人知晓，飞行的速度对林彪而言，是快还是慢，我相信今天也无从知晓。飞机是被导弹打飞的，还是燃油不够坠毁，是由于搏斗失控，还是技术操作不当擦地起火，我相信，也是一个谜。
我搜集到了几个材料，照录如下，也算是一种对不解之谜的结尾。
1、 2004年5月10日，深圳新闻网报道：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那架 “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有关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的报道，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潘景寅的爱人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上访之路。她的上访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经国务院信访办与潘景寅生前所在的专机师协商，由专机师支取500元钱给潘景寅家属，为孩子看病；同时，专机师就机组4名死者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请示处理办法。
潘景寅的爱人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1982年初得到了由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内容如下：“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2、《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写到：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 ‘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 “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3、《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作者王海披露：9月13日凌晨256号三叉戟飞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256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世界上真正的大英雄都是无名英雄，世界上真正的千古谜都是越猜越多，越猜越复杂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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