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脱贫致富之谜
2000年的冬天，天上已经飘起了雪花，我们先到了凤阳县城。
一下长途汽车，就碰到一位名叫杭玉兵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原是汽车司机，现年31岁。他因汽车从“承包”到私有，已是无车可开，只好在汽车站上，和母亲一起使一个小馄饨摊子。这小伙子心直口快，一听说我们要去小岗村，连连摆手说：“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小岗村穷得很，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还不如去看看名胜古迹，这里朱元月的祖坟明皇陵，还有朱元湾当和尚的龙兴寺，都比小岗村好看。”
我们问：“你熟悉小岗村吗？”抗玉兵说：“太熟悉啦。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之前，县里派我，还有另外一个汽车司机，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说这是任务。可等江泽民一走，又让我们把饲料粮拉回来了。”
我们很奇怪，忙问：“又拉回来干什么？”杭玉兵笑笑，说：“这是县里的粮食，为什么不拉回来，拉去是让他们看的。”
听了杭玉兵的话，更使我们弄不明白。既然说，“一包就灵”，“承包”能致富，那小岗村“承包”了20多年，为什么还这么穷呢？
我们到了小岗村，访问了不少农民家庭和男女老少农民老乡，才算了解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情况。
有一位名叫严立坤的老农，长着一双浓浓的眉毛，说起话来很直爽。他一谈起村里的情况，就非常生气，他说：“县里不知是怎么想的，小岗村的事不让小岗人来办。比如平整土地，小岗村明明有推土机，他们偏偏不用，非要到别的地方去调了推土机来用。”
老农严立坤越说越气，又说：“有些干部，就是不讲实话，不办实事。就说1998年吧，江泽民到小岗村来视察，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
讲到这里，老农严立坤放大嗓门，气吼吼地说：“你们说，这样打招呼，谁还敢讲真话啊？！这还不说，人走了，茶也凉了，到现在，离江泽民视察已经两年多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他们连人也不来了。”我们只好笑笑，说：“不是说你们已经先富起来了吗？”严立坤一听，眼睛都瞪圆了，说：“富个鬼，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
当然，这也不能说上面领导对小岗村不关心。据我们了解，上面领导曾经花了不少钱来“包装”小岗村。现在，小岗村属于小溪河镇管辖，而在江总书记1998年来视察之前，从小溪河镇到村里只有一条土马路，坑坑洼洼的，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很难走汽车。小岗村听说江总书记要来，忙向镇里报告，要求修一条马路，但是镇里没有钱。后向县里报告，县里也说没有钱。最后报告到省里，省委书记才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给小岗村从小溪河镇到村子里修了一条八公里左右长的柏油马路，另外，在小岗村西头，还建造了一座很气派的牌楼。县里为了表扬18户农民按手印带头槁“承包”的首创精神，并免费给18户农民安装了电话（每户仅收电话机费160元）。同时，还在小岗村专门布置了一个“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县里和省里已经给小岗村西头好几家修造了十分整齐的院墙，院墙虽说不高，但已经把几户农家的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遮挡起来了。据村里农民说，村里小学校那幢宽敞明亮的洋搂，以及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也都是省里来修建的。此外，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还无偿支援小岗村100多万元，在村里修了一条宽广的水泥马路，马路两侧，裁有冬天不落叶的长青树，并竖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友谊大道”四个大字。
走进小岗村，乍一看外貌，感到小岗村确实已经富起来了。特别是展览室，展出的粮食产量数据更是吓人。1978年粮食产量是3万斤，1997年粮食产量已达到120万斤，竟然增加了39倍。
然而，不少农民对这个展览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把1978年大旱及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到三万斤的恶果，也算在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帐上，而用它来与“承包”后并不实在的粮食产量作对比，是不科学的。这样一来，也就用“承包”把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否定掉了。不少农民还认为，“展览室”里另外有一些东西也是不实在的。
我们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先找到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严富昌，他告诉我们：“这个‘展览室’是县里搞的。小岗村农民最了解小岗的情况，可县里就是不让我们小岗人讲。他们搞了个讲话稿子，让小青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像电视里广播新闻那样，一句一句背着向参观的人介绍。”
我们想，严富昌是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现在既然村长严宏昌已经先富起来了，通过先富帮后富，严富昌恐怕也富起来了吧。我们笑着问：“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览室’说的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了吧？”
严富昌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草房一角的屋顶让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大窟窿，通过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就漏个不停。
严富昌无可奈何地叹了声气：“没有办法，想盖房子也没有钱！”他又指指挂在墙上的一只空破木匣和电话线，说：“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的电话。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交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机送给别人了。”
这时，一个青壮妇女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冲着我们笑笑，说：“实在对不起，没有烧开水，也不好给你们倒开水喝。”原来，这妇女就是严富昌的妻子，名叫张长淑。她老家是四川渠县，因家里生活困难，从小就跟人到了这里。她和严富昌结婚时，才只有16岁。现在，她已是32岁。她和严富昌生了两个儿女，大儿子16 岁，二女儿14岁，都在离这儿8公里左右远的小溪河镇，住校念初中。他们算了一下，让两个孩子上学，除吃自己的粮食不算以外，一年还要花三千元左右（据称，住校念初中，要收学费、书费、板凳费、课桌费、保险费、住宿费等，一学期是500多元。伙食方面，菜费每天是？角，主食则由学生自己带米，校方收取蒸煮费。学生在伙食上，每月至少也要花几十元）。严富昌想了想，搬着指头数了几下，说；“我们家种14亩地，今年因年景不好，只收了六、七千斤粮食，就说每斤粮食能卖0．45元，也只能卖三千元左右，只够让两个孩子念书用的。”（稻谷的国家保护价虽然是每斤0．53元，但在压级、压秤、压价之后，实际上卖不到这个价。而且，有些农民由于人力和运输方面的限制，很难到粮站去卖，只能将稻谷卖给上门收购的粮贩子。）
严富昌说着说着，难过得几乎要流出泪来：“真没有想到，搞‘承包’，把别人‘包’富了，却把自己‘包’穷了。”
这时，有人告诉我们，省里帮小岗村修建的自来水塔，里边的机器也坏掉了。据说，要修好，就要花二、三万元。再说，就是修好了，一个月全村光是电费就要花一、二千元。这个自来水，农民确实用不起。这样，自来水塔也就只好提前“下岗”休息了。
我们望着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又想想刚才严富昌讲的话，不觉心里一阵发凉。我们琢磨：像这个样子，还怎么搞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呢？！不过，我们还是想搞清楚 “展览室”的情况。比如，农民说“展览室”里有些东西是不实在的，那么，“展览室”那个粮食产量又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
我们找到村里的出纳（又称保管）严立学聊天，问今年天旱减产，村里到底能产多少粮食？严立学把嘴一咧，笑着说：“ 6 0万斤。”（按：小岗村有小岗和大严家两个自然村，出纳说的是小岗自然村，再加上大严家自然村，粮食产量也就是 120万斤，这和“展览室”统计的数字是吻合的）。我们又问：“去年呢？”答：“60万。”再问：“前年呢？”答：“还是60万。”……
哦，原来如此！
后来，我们把此事说给正在打场的农民严留昌听，严留昌不禁笑了起来：“你们还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这就叫有增无减，稳产高产。”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正像某些人所说，是在玩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把戏。
严留昌想了一下，又说；“我们小岗自然村，今年能收二、三十万斤粮食，也就碰项了。”
我们又访问了一些农民，他们也都认为，小岗村并没有“致富”。在他们看来，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承包”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一家一户，力量分散，很难拓宽致富门路，很难合理组织人力物力，很难进行规模经营，等等；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有人说，过去稻谷可以卖到七、八角一斤，现在稻谷只能卖到四、五角一斤，相反，农民种田用的化肥、农药、柴油、水电等费用，却是有增无减。这样，也就出现了谷贱伤农和种田赔钱的现象。住在小岗村东头的徐德凯和韩德斌两家，因为种田亏损，生活不好过，已经分别搬到板桥和小溪河镇去了。可是，某些人却不顾事实，仍在鼓吹“承包致富”论。他们说，不是“承包”不能致富，而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所以致不了富。
然而，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却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不能把现在的问题，说成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造成的。他说：“我们小岗村搞‘承包’，并没有想反对农业集体化。可是，有些人，却利用我们搞‘承包’，来否定农业集体化，来反对所谓吃“大锅饭”。原先，我们小岗大队有七个生产队，他们只让我们‘包’一个生产队。我说，队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也不能说越小越好啊！到后来，才把大严家生产队划给我们，合成一个小岗村。可这样，还划得太小。我们既不能搞协作分工，也不能搞规模经营。”
我们问他：“你们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统’在哪里啊？”
严俊昌两手一摊：“没有啊，哪有什么 ‘统’啊！我们只有‘分’，没有‘统’，还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搞单干。”他举例说：“就说今年吧，因为天旱，简直像放鸭子，各顾各，争着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没水的，就只能收稻谷二、三百斤。要是组织一下，也不致于像今年这样减产。”严俊昌说到这里，不禁长叹一声：“搞成这个样子，我实在睡不着觉啊！”
我们问他：“不是干部还在宣传，说是搞‘承包’可以致富吗？”
严俊昌把手一挥：“尽瞎吹，没有那回事！”
二、提高生产力之谜
既然说，“承包”能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能提高生产力。那么，在深入小岗村之前，就先从人谈起吧。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经济模式。如果从秦、汉算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到了现代，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小农经济，已经成为生产力难以提高和农民难以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今天小岗村的实践，是否已经证明一家一户的土地“承包”能提高生产力呢？
首先，我们到了县里设在村里的农技站，找到农技员吴广法。他一听我们说“承包”，就很有意见，他说：“‘承包’的弊病大大啦！”可是，吴广法一看我们很吃惊，忙改口说：“当然，我是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的。这个‘承包’，弊病确实很大，它一不利于科学种田，二不适宜规模经营，三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四是浪费人力物力和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利用，五是不利于兴修水利，……，总之，不利于生产，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往回走时，遇到一位名叫吴强风的青年农民。这人住在附近的板桥，约莫30岁上下，文文静静的，很像是念过几年书的样子。现在，他是到小岗这里来办事。
他认为：搞“承包”，根本就谈不上提高生产力。现在，一家一户，条块分割，不仅无法用大机器，而且也不利于规模经营，不利于协作分工。特别是，浪废劳力。村里由于多余劳动力得不到合理利用，农民只好外出打工。但是，这几年，外出找工作也很难，于是到处流浪。一些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便在家里搞赌博，弄得村里的风气也是越来越坏。
我们为了继续搞清楚这个问题，又找到原先小岗队的会计严国平，还找了一些60岁以上的老农，和他们分别谈心。老农的话虽不多，但却很有份量。他们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来作比较：
他们说，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的国家很穷，也没有什么机器，但由于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搞大跃进，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形成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终于做到了农民皇帝朱元璋做不到的事，征服了淮河，使这里的农民摆脱了水旱灾害的苦难。可是，今年的旱情并不严重，但由于一家一户搞单干，不少人家还是抵不住旱灾，弄得减产减收，以致受苦受穷。
三、按手印之谜
原来，这张18个人按手印的条子的影印件，就陈列在“小岗村大包干20 周年展览室”里。走进展览室，墙上有一条很醒目的大标语：“以民为本顺应民意的爱民精神”，这条大标语下面，就是18个人按手印条子的影印件。在这个影印件上，还附写着这样几个字：“原件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我们看了很久，还是看不出这个按手印的条子是假的。后来，我们又进行仔细琢磨和认真比较，才发现，这张按手印的条子，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一个人的手笔。而且，这张条子上写的并不是18个人的名字，而是21个人的名字。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他把来龙去脉说了说。
据他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按手印的条子，还能不能代表小岗村农民的心声呢？根据我们的调查，今天小岗村农民已经明显地分化成穷富两派。（我们到小岗村调查，小岗村以及小岗村周边的一些农民都说：现在的小岗村，已分化成穷富两派。这里的富裕农户，并不是靠种田致富，而是靠某些特殊关系和跑运输等致富。）
我们问村长严宏昌，今后是不是也要搞一点集体经济，好帮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比如，村长的亲弟弟严富昌，就是需要帮助的贫困户。可村长严宏昌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们小岗农民素质低，集体经济搞不好，还是搞私有。”我们听了很吃惊，不好附和。严宏昌瞧了我们一眼，又说：“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是党的政策允许的。”
可是，我们到小岗村东头的大严家自然村，找了一些农民谈心。他们对搞私有化，却不像村长严宏昌那么热心。相反，他们还有些谈“资”色变的样子。经过了解才知道，由于一家一户这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严俊昌认为，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清楚。他向我们介绍：当年小岗村搞“承包”，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应该说，这个 “承包”是暂时性的。当时万里也说，可以让小岗村干5年。可现在，“承包”把村里搞得穷的穷，富的富，贪污的贪污。对这个问题，严俊昌感到很内疚，他说： “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严俊昌反复讲，搞“承包”搞了20几年，事实已经证明：“承包”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致富奔小康。至于通过“承包”来进行私有化，这会造成多数人先穷起来，也是行不通的。
其实，严俊昌讲的这个话，邓小平早就指出过。虽然说，邓小平说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也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同时他还说过：“组织起来就有力量”，要实现两个“飞跃”。即：“第一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选》3卷111、355页）。
严俊昌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认为一家一户搞“承包”，大家束缚在士地上，不利于劳力的合理利用，也不利于拓宽致富门路和农业机械化。农村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要搞科学种田，要发展多种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就要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严俊昌想了想，又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写个材料，我拿着去找温家宝。他那次找我们开会，说是要听真话。我这次去，就要告诉他，像这样通过‘承包’来搞私有化，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到此，陈窗和曾德方对小岗村的探访结束了，但小岗村今天的现实却留给了我们沉重的思考！
消息来源：强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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