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提及，北伐胜利后，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开会。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军政、训政、宪政是建国的三阶段。
11日议决训政时期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逐渐实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国家的政权和治权完全属于国民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训政时期开始。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8日，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任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任主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传贤、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五院组织法亦陆续公布。10月10日，新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各委员宣誓就职。随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及十部长就职，司法、立法两院亦陆续成立。
此外，除中央建立五院制的政府外，地方实行省、县二级制，以县为自治单位。
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亦采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进行币制改革。货币确定以银“元”为单位，并把银元的制造权收归中央。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其它发行银行原有流通市面之钞票，逐渐收回，代以中央银行法币。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专司法币发行及准备金之保管。国内一切公私收付款项，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银币，商号及人民持有银币生银，应兑换法币。此外，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法币对外汇之价值，使国际贸易可自由调整。其作用是稳定了金融；农业开始复苏；而且经济币制的统一，带动地方间的联系，有助于国家维系。此外，财政复苏、资金调度统一，为后来的抗日战争提供了经济保证。
第二，在交通建设方面，兴筑粤汉、浙赣、陇海等重要铁路干道，并修建以南京、兰州为中心的辐射状联省公路。在航空方面，则允许三家航空公司飞行十多条航线的客、货航空运输。同时，还从列强手中逐步收回内河和沿海轮船、水运线。这些措施打通了经济发展的动脉，为此后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实现关税自主。由于清末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一直处于外国人的掌控下。1927年国民政府订定《关税暂行条例》，自行宣布关税自主，但因军事关系而延迟。
1928年，全国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新约》，规定中国关税自主之原则，各国随后也与中国订立新约，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1930年，日本也与中国订立新约，关税自主终得完成。
第四，在农村实行改革，包括生产技术改良方面；农村建设方面；改良土地制度方面和农村金融方面。上述措施对缓和农村经济及其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在生产技术改良方面，国民政府于1930年成立了重要农业推广机关－中央农业实验所。主要工作是进行品种改良、防治病虫害、改良肥料、汇集全国农情报告、讲习会、出版刊物等。此后，全国水稻、麦类、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经改良推广，单位面积产量与总产量均有增加。
其次，在农村建设方面，主要有三派主张：一是主张一面改良社会风俗，一面进行农村建设的乡村建设派；一是主张广设平民学校来提升民众的知识、生产力和公德心的平民教育派；一是以乡村学校为改造乡村生活中心，领导学生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乡村生活改造派。这三派主张在不同地区分别得以实行，对农村精神方面的建设均取得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再次，在土地制度方面，国民政府于1930年6月30日颁布了《土地法》，但直到1936年3月1日才得以施行。目地是具体实行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地尽其利主张，以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总则的规定地权。第二编地籍，规定了实施地籍测量程序及简化土地登记程序，强化土地登记公信力。第三编土地使用，遵行国父地尽其利之主张。第四编土地税，遵行国父规定地价、照价征税、涨价归公之主张。第五编土地征收，遵行国父为公共需要得照价收买私人土地之主张。它较之此后中共实行的充满暴力的土地政策具有更多的优势。
最后，在农村金融方面，成立了中国农民银行、农民借贷所、农业仓库、实业部农本局、全国经济委员会合作事业委员会等，以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产运销的改良，并组织合作社以贷款融资。
第五，在工商业方面，促进民族工业发展。工业发展以轻工业为主，且重要工业多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几个省份。此后，中国工业有显著进步，如大型工厂出现，工业技术改良，工业成长率不断升高。在进口方面，消费品进口比率下降，机器、原料比率上升。
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广泛推动大学和中小学教育。此外，蒋介石于1934年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主要内容有：把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融入衣、食、住、行中；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行为指针。这项运动对当时腐败的社会风气有正面作用。
由国民党政治会议统治的南京政府时代开始了。值得关注的是，国民党人中有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是曾在国外留学的人士。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期待新政府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中国积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且，许多大城市的商人成为新政权的坚定支持者。此后的十年，可以说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并且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期。
中共在“清党”后的发展
前面提到，北伐期间，国民党内的中共运用农民、工人、学生的力量，在各地控制地盘，进行土地改革与共产式革命。北伐后期，宁汉分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清党委员会，公布“清党条例”，先后逮捕中共党员千余人。此后，武汉政府开始分共和清党。中共退守偏远的农村，建立了若干根据地。清党后中共的势力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在占领区中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下层百姓，因为感恩与保家卫产的因素，自然踊跃加入红军。另外，1929－1930年间的中原大战，使中共红军乘机遍布大江南北及华中腹地。
中原大战的胜利和国民政府在“中东路”主权问题上的妥协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因北伐而造成的军队膨胀，使国家财力不堪负荷，急需进行裁军。1929年，在南京召开了国军编遣会议，进行军队人数和地盘的分配，军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责南京政府藉此削藩减兵，壮大自己兵力，于是在汪精卫的鼓励下，大家高举着“护党救国”的旗帜，团结一致，共同反蒋。这就是发生在1929年到1930年间的中原大战。
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中央军六十万，反蒋军队八十万，但蒋有海、空军，财政上控有广东、江浙等富庶省份，反蒋军则偏处华北、西北，资源取得较不易。从人心上来看，蒋介石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领袖，而阎、冯为军阀出身，人心上不易号召。此外，东北的张学良支持中央军。
战争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湖南，尤其是陇海铁路沿线，双方共动员了一百四十万军队，战争前后历经五个月，伤亡二十五万，军费支出超过两亿元。最后蒋介石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原大战的胜利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同时中共利用蒋介石无暇顾及的情况下，开始另立政权，以破坏国家的统一。
在此期间，一直有意染指中国东北的苏俄利用“中东路事件”，开始入侵中国东北。
什么是“中东路事件”？清朝末年，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十月革命后，苏俄为邀买人心，曾两度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条件的归还给中国”。第一次，北洋政府没有理睬它。第二次，苏俄已在给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关键条款。直至1924年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时，虽明定“中东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但是在实际上，中东路仍由苏俄一方人员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既由俄人担任，人权和财权亦由俄人把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特权由苏俄继续得以维护。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苏俄与沙俄一样，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乱，并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东北的商业机构，作为指挥中共武装暴动的据点，中共亦于此时建立了满州地下组织，并接受其领导。
1929年5月27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遂派军警前往搜查，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暴动的许多文件，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三十九人，并命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中国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人员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不允许再进入中国。
7月，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随即，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称：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同月，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八月中旬大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蒋介石忙于中原大战，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东北，而东北张学良部的战略部署失当，苏军很快占领了中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汪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侵占。
中华民国政府在军事失利后，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是年12月，忍辱与苏俄签订了《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中国中东路的特权，恢复了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因恢复苏俄驻中国领事馆的谈判未果，即已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谈判遂以终止。
显而易见，中东路事件在中国，是为维护主权；在苏俄，则是苏俄对沙俄掠夺中国主权的继续，是一个典型的侵略者。而中共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表明，它置国家和民族利益不顾，而公开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其明显的叛国行为又有何言可以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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