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个时候，珍妮的预言已经时常出现在报纸上。人们经常围着她，请她预卜命程。只要她一参加什么聚会，就会有一大堆人把她推拥到一个角落上，人人都伸出自己的手掌，求她为自己的生活指点迷津。她的电话可以在夜里的任何时候响起来，使得吉米的睡眠受到干扰。
一天晚上，当一个远东大使馆的一位武官敲门求卜命程时，吉米·迪克逊觉得他实在受够了。他很礼貌、然而也很果决的告诉那人，迪克逊女士已经就寝，不能再打扰她。然后他就和自己美丽的妻子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珍妮，行善先从家里做起”，他告诉她说。“这些人在利用你的善心，来耗散你的精力。看起来你是无法找到一个办法来拒绝他们的，我想你最好到我办公室去工作。电话总机管理员可以帮你保护自己的个人权力，一旦人们想占用你的时间，你也有个合法的借口。”珍妮同意了丈夫的计划，因为她也知道，持续不断的为人卜命已经消耗了她必须的能量。因此，第二天早上她就随同吉米到他的办公室去，并接受了给她指定的办公桌。然后，吉米告诉公寓女仆和办公室接待员：“我不管是谁找迪克逊女士，管他是个国王还是个大使，只管告诉他们，她不能被打扰。”
尽管如此，政府高层人士、政治家、外国大使以及外国代表团成员们，仍然会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珍妮。这使得她的知名度越来越大，不但在美国，而且在许多其它的国家。特别令人惊讶的是，任何一封从欧洲或亚洲某国寄来的信件，只要信封上写有“珍妮·迪克逊，美国”的字样，就能顺利的到达珍妮的手中！
珍妮的每日星象专栏，在美国的三百多家报纸上都有转载。每当她有一个预言在报纸上登出来后，电话、电报和信件便潮水般的涌入她的办公室和家中。单是信件的数量就是每周三千封左右。如果碰到一个超常的预言或事件，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天就可能有上千封信件涌来。人们还争相邀请她作讲演，特别是商业界中同一行道的联合会等组织，每次讲演后又可能涌来几百封信件。
珍妮已经不能象最初那样对每一封来信作答，更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为他们的生活与命程指点迷津。她雇佣了一名全日制工作的秘书，专门为她处理与预言和特异现象相关的来信和来电。她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工余时间来尽量满足人们的要求，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赞叹她的过人精力和热情。
当珍妮的预言成为许多人熟悉的现象时，尾随而来的就是有意无意的以珍妮的名义制造出来的谣传。正是这些谣传，不但为珍妮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干扰，而且也给千万个听信了这些谣传的人们带来不必要的恐怖和担心。每一次这种谣传蔓延开来时，信件便如狂潮般涌来，迪克逊公司的电话总机便被堵塞，实际上无法进行任何正常的业务。
1964年3月那个关于“甲壳虫乐队”的谣传(参见本系列“甲壳虫带来烦恼”)，为珍妮的生活增添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性体验。以后类似的事件便时有发生，下面所选列的仅仅是其中的几个实例。
1967 年春天，有一个谣传特别厉害。那些有儿子、丈夫或心爱者在海岸警卫队的“查理行动计划”中的人们，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和担惊受怕的日子，因为有一个持续的谣言说，珍妮预言了那次行动计划的船只将在靠近(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岛的地方沉没，船上所有的人都将遇难。幸好，“查理行动计划”成功的结束了，那条船也安全的返回来，这一谣传的恶劣影响才告一终结。
1967年的“67博览会”刚开始不久，珍妮便受到信件、电报和电话的围攻，询问她是否真的预言了博览会所在地的那座人造岛屿将会沉没，生命的损失数目随着谣言滚雪球式的扩大而从1500人增加到8000人！询问者大多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因为他们中许多人计划去看博览。另一些人有亲戚住在博览会所在的地区。也有许多信来自那个地区的旅馆和汽车旅店，因为他们要依靠旅游顾客作生意。压力变得如此的强大，以至于珍妮最后只得要求“蒙特利尔报”的编辑为她否认这一谣传。
毫无疑问，那些意想天开的谣言都是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人造出来的，但使珍妮困惑的是，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切实际的故事栽到她的头上。1967年，一位十五岁的姑娘寄了一封狂热的信给珍妮，打听她是否真的预言了，所有耳朵上穿了耳环孔的姑娘都会在1979年6月死于一种奇怪而致命的疾病。珍妮马上给她回信，告诉她这全是胡说。但在这则谣言平息下来之前，珍妮又回答了几百封类似的信件。
1967年的冬天，有人宣称，珍妮预见到一群火星人要来地球，抓走小孩子和青少年姑娘。尽管这件事牵强附会到了超过科幻小说的程度，但还是有许多人真的给弄得惊慌起来。一般说来，要找出这一类谣传的源头是不可能的。但这个离奇的火星人的谣传，在经过许多努力后，还真的找到了它的源头。事情是由巴尔的摩的一位给人照料小孩子的青少年姑娘造出来的。她是科幻节目的虔诚的爱好者。她吓唬她照料的两个小孩子说，如果他们不上床睡觉，就会有火星人来抓他们。“谁说火星人要来抓我们？”小孩们尖叫着以示对抗。“珍妮·迪克逊”，小保姆直接了当的说道。几分钟之内两个小孩子就上床睡觉了，但事情却并未就此了结。第二天早上，两个小孩告诉了他们的父母，火星人要来地球，是珍妮·迪克逊说的。他们又去学校里传播同样的故事。当天晚上，在他们上床安睡以前，谣言已经失控了，几百个吓坏了的小孩子毛骨耸然的躺在他们的睡毯下面，心中琢磨着什么时候火星人就要来了。
1969年3月和4月，另一个疯狂的谣言又造出来了：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将有破坏性的大地震，并且和以前一样，许多人声称是珍妮作出的这则不祥的预言。在4月1日，珍妮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作出了如下的否认：
“在过去的几周内，我的(稿件)辛迪加，新闻日报号外，以及我每天收到的来自全美国的50多个电话、几百封信件和电报，都在询问我关于一个广泛传播的、错误的归结于我的谣言的确切性。这个谣言声称，我预言了在不久的将来，加利福尼亚州或该州的一大部份，将要滑入太平洋中。”
“为数众多的电台和电视台的人们，以及许多新闻部门，散布了一种看法，认为我真的预言了这样一场灾难。”
“这一回，我愿意对新闻媒体、并通过新闻媒体转致我的美国同胞们，把问题彻底讲明白：我绝对没有预言过、也不会预言这样的一场灾难即将发生。我不是说将来不会有地震或地动，但我再重复一遍，我没有预言过、现在也不预言诸如加利福尼亚州即将消失这样的重大事件。”
评注：
这五个例子，加上原来的甲壳虫乐队一例，展现了作为著名预言家所特有的一类烦恼。不过它们还只牵涉到别人借名造谣这一类事件。还有一些难以想象的事件也会给珍妮带来麻烦。比如，当珍妮在电视节目上谈到她通过影像看到苏联的最新式卫星可能控制美国飞机后，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便把珍妮找到苏联大使馆去询问她是怎么获得这些信息的；美国国防部也紧张的又打电话、又派人来追问，非要知道珍妮是怎样获得这些最绝密的国家机密的。当珍妮解释了自己怎样从影像中看到这些事情后，那位国防部的官员却说：你是不应该知道这些最高国家机密的！这使得脾气一向非常温顺的珍妮也忍不住了，向那位官员大声顶撞道：我应该知道什么，上帝才是最好的裁判！
（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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