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以后，我爸就有点认清了党的原始面目，自然他也没有成为那党组织的一员，因为他说他从没有表现出“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热情。
我童年时期入不了“红小兵”，中学期间入不了“共青团”，上大学、进入社会入不了“共产党”，是因为我人缘不好， 老是不会说别人爱听的话。因此少先队长、团委书记都不爱搭理我，也不找我做政治思想工作。
大学快毕业时，我同舍的同窗，她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问我想不想入党，这样毕业分配有望分配到北京。我说：“我可否不对着党旗宣誓入党？”她老姐嘲笑我说：“你干吗那么当真？宣誓宣誓能把你怎么了？入党才能使你前途无量！”我觉得举手对一块血红的布，说自己心里觉得很恶心的话实在太寒碜自己，便没有被她发展成党员。当然，我毕业被分配到了春风不过的玉门关。我的同窗如愿以偿被分配到了首都北京。
我被分配到遥远的大西北，对我们全家精神打击很大，因为在80年代初期，我国的户籍管理很严格，调换工作以及变换工作地点是特别特别困难的。如果家族里没有点官位或有大量钞票打通关节，那人可能就永远呆在那里了。
我爸和我都没有从共产党那里捞到好处。 所以，党员说我“傻帽”，基督徒说我是“神喜悦的”，法轮功说我是“超凡脱俗”，佛教徒讲我是“有慧根”。
注：在文革期间加入“红小兵”、加入“共青团”是每个学生都很向往的荣誉，也是很光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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