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安部法医中心那位“可以和尸体交谈”“能够让死人开口”的专家勘查了三天尸体，只在报告上写了四个字“器官移植”算是作为结论，然后就匆匆飞回北京。这件事让广东省公安厅领导颇为头痛，最后大家就解嘲地说，专家都这么一副莫测高深的德行。
梁科长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到了广州地区所有可以移植器官的医院了解情况，但毫无结果。最后他由于还要经办其他案件，就把杨文峰拉进来接着调查。没有想到，杨文峰接手后，一头扎进去，转眼已经八个月。这八个月，他几乎掌握了所有中国器官移植的资料。可以不夸张地说，现在的杨文峰完全可以作为全国性的器官移植咨询专家。他收集的资料堆放在小桌子上像小山似的。
只是当梁科长多次提醒他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调查器官移植时，杨文峰才发现，自己对器官移植的调查研究早和这个残肢案件脱离干系。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乐在其中。
公安局刑警队法医部的解剖结果显示，十八具尸体年纪都在17到32岁之间，十二具男尸，六具女尸，生前身体都极其健康。虽然尸体被破坏，但躯体和四肢都不缺少。发现时所有尸体的肚子都呈破裂状，身体器官不全。但由于尸体暴露在荒野好几天，当时法医鉴定不排除器官被野狗或者动物咬走。北京刑侦专家留下“器官移植”四个字的结论后，广东地方法医再次检验，结果发现尸体肚子的破裂口明显为刀子割破；同时发现身体内多个丢失的器官连接处留有外科手术的刀痕。这两个发现证实了北京专家的结论。
杨文峰看到这个结论后，又仔细研究了梁科长到广东各大器官移植医院的有关调查材料。很失望，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梁科长的记录中大多是他提出问题，医院有关领导和专家简单回答。杨文峰觉得不妥，认为这些医院专家和领导的答案几乎都简单地以“是”和“不是”来敷衍。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应该多听听专家的意见，而不是仅仅让他们回答问题。但他想到梁科长一个月至少处理六件凶杀案的日程，就理解了。于是他决定自己按照新闻记者的采访方式再详细调查一遍。
然而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杨文峰连跑了广东省一医院、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广州内科医院等六家主要进行器官移植的大医院，人家一听他是记者，摇摇头二话不说地拒绝了。杨文峰只好找到梁科长，梁科长听后笑笑，解释道：1994年有一名美籍华人吴弘达伙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女记者假扮夫妻潜入中国境内，以要求移植器官为名欺骗四川成都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科。医院当时信任他们，允许他们进入手术室观看胸外科体外循环心内直视二尖瓣膜换手术。没有想到这个姓吴的伙同外国假老婆偷拍了全部手术过程，而且回到美国后竟然改头换面，说他们偷拍的是中国政府正在“移植死刑犯肾脏”的镜头。结果在国际上造成极大影响。从那以后，中央国务院卫生部给所有移植器官的医院下达命令，任何记者未经允许不得采访报道器官移植，如果需要报道相关事件，必须得到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公安部门的特殊批准。
杨文峰傻了眼，问梁科长是否可以通融。梁科长摇摇头，不可能。随后梁科长又笑笑说，你怎么不找王媛媛，她也许有办法。
杨文峰把想法告诉了王媛媛，王媛媛给省里的某位领导打了个电话。不久，王媛媛接到省卫生厅厅长的电话。王媛媛记下了名字和电话，然后交给杨文峰：“你打电话找这位卫生厅的处长，她会带你去了解有关情况。”
女处长姓戚，五十多岁。杨文峰和她见面后客气了一番，谎称报社了解全省器官移植是省领导的部署，目的是向社会大众宣传捐赠器官的必要性和意义。戚处长一听就高兴得不得了，当场表示自己是一定要配合的。
据戚处长介绍，广东省器官移植水平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和武汉等地区同水平。目前仅仅在广东省，就有十八家医院可以做复杂的器官移植手术，包括肝脏移植、脾脏移植和心脏移植等高难度高技术的移植手术。戚处长补充说，器官移植的技术进步异常之快，相比于其他医学领域，几乎是遥遥领先。她说：大概是因为器官移植比较前卫，每个国家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所以才会有目前日新月异的景象。要不然，人类直到今天还无法治疗感冒，却可以把一个人的心脏割下来，放进另外一个人的胸脯，照样扑通扑通跳动！
杨文峰连连点头，小心地问：“从哪里获得移植的器官？”
戚处长犹豫了一下，考虑好从何处回答这个问题后，说：从器官摘除的角度分，器官移植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活人身上移植器官，这主要是指人体有两个器官或者不致命的器官，例如肾脏，捐献人可以捐出后照样正常生活，严格说，骨髓捐献也属于这种器官捐献；但另外一种则只能从死人处获得，例如心脏等，每个人只有一个这样的器官，缺少了就无法生存。
“肾脏和脾脏从哪里来？”杨文峰问。
戚处长说，主要靠捐献，很多人从亲戚朋友处获得，也有的通过报纸媒体呼吁社会上好心人士伸出援手的。这类手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因为医学上已经有超过六十年的历史。只要找到相同血型和身体组织细胞不互相排斥的器官捐献者，成功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广东地区每年都至少做上千起这类器官移植手术……
杨文峰不觉惊叹了一声，接下来问：“这上千起都是靠捐献？”
戚处长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声音轻松起来：算了，你不是外人，我也不说官话，只是你不要报道我说的，报道起来，还是要讲究政策的。这样告诉你吧，我们国家不允许人体器官买卖，这是铁的政策，任何情况下不得违反。所以像这类肝脏器官移植只能通过“捐献”，但好好的人怎么愿意缺肝少肾的呢？特别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你剩下的那个肾脏有可能出问题，到时就大件事了。于是这样的器官移植基本上都是在私下买卖的，只是在医院进行手术前，双方签具申明，证明双方是本着捐献的原则。由于卷入金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般都在合同上写为受捐者对捐献者的营养补助。
“广东目前市面上多少钱一个肾脏？”杨文峰问。
戚处长笑了笑：这得根据各方面的情况而定，现在不是实行市场经济吗？再说，如果你自己找，可能根本找不到，又或者被骗都说不定，听说一个专门帮人找捐献者的行业应运而生，说得难听点就是人体器官贩子。但是只要他们是建立在自愿捐献的基础上，政府也没有办法干涉，因为政府在政策的限制下，无法自己设立类似的机构，当然得允许人家在私下搞。不然每年一千多个需要换肾的垂死病人到哪里求救？
杨文峰对戚处长的通情达理表示赞赏，戚处长也很高兴，谈兴渐渐转浓，接着说。
我也是听医院的朋友经常谈起，以前广东市面上一个肾脏的价钱基本上维持在15万元人民币左右。这对于一般捐献肾脏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有些无法养家活口的父母为了子女捐献肾脏的情况很普遍，有些吸毒者没有钱了也走极端，但是这些人捐献的肾脏，无论是疲倦的父母还是已经被污染的吸毒者，都不那么受欢迎。后来听说跌价了。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大学刚刚改制的时候，很多大学生无法交学费，于是有大学生开始招贴广告愿意出卖年轻的“聪明的”肾脏。你还别说，虽然肾脏和人的智力没有任何关系，大家还都喜欢在校大学生们捐献的肾脏。有段时间价钱都上升到20万元人民币。你想，与其像以前上海复旦大学等大学的学生因无法交学费而自杀的话，不如卖一个肾脏赚得20万，不但可以读完大学四年，还有剩下的钱安排大学毕业后的生活。
杨文峰说，这倒也是的。其实国家不应该允许黑市交易，应该本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以及雷锋精神等等，从实际出发，设立国家级的器官捐赠（补偿）机构，统一安排，宏观调控。说到这里杨文峰突然想到，中国每年因贫穷走投无路而导致的青年人自杀事件多达20万起，如果告诉他们可以出卖器官一夜致富，那不就可以把自杀率降下来，而且同时还可以拯救很多垂危的器官需求者。杨文峰觉得这样的想法不妥，就把心思收回来。
这种事情国家无法做的，戚处长认真地说，我们国家正在各方面和国际接轨，这样的事情国家是不能做的。除非国际上有先例。再说，国家一管就死。就拿这器官移植黑市买卖来说，看似混乱无序，其实却是严格受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操控的。我刚刚说到大学生的肾脏卖到20万，那其实只是昙花一现。中国人干什么都是一窝蜂，哪里赚钱都向哪里涌。结果……
“结果怎么样？”杨文峰急忙问。
戚处长喝了口矿泉水接着讲：结果现在听说五万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只鲜活的肾脏。
“怎么会这么便宜？”杨文峰不解地问。
原因是多方面的。戚处长解释道，而主要的原因是人体器官贩子找到了新血。你想想，看你这记者脑袋是否可以想出来。
杨文峰想了一会，摇了摇头。
“好，我告诉你，就是农村进城打工的民工！也叫盲流！”戚处长揭示了谜底。
杨文峰倒吸一口凉气，突然想到自己了解人体器官移植的本来目的。民工人数众多，大多年轻力壮，身体良好。而且五万元对于他们不是小数字。
戚处长又解释道：盲流加入器官“捐献”的行列后，肾脏等可以捐献的器官的价钱就一路直线下跌。据我了解，目前庞大的盲流队伍基本上把其他捐献团体和个人挤出了竞争队伍，也就是说，盲流垄断了捐献器官这一行。而且……
看到戚处长欲言又止，杨文峰知道事情还没有完，就盯着她。戚处长停了一下，想了好一会，才接下来说。
而且，由于盲流内部竞争激烈，以及器官贩子蓄意压低价钱，使得器官“捐献”的补偿价钱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不但损害了捐献人，也造成市场的混乱。例如外国人特别是港台同胞来做器官移植手术，也开始讨价还价……
“外国人！还有港台同胞？”杨文峰吃了一惊。
当然有，戚处长不解地看了眼杨文峰，我们国家的这方面手术水平相当高，而且在拥有同类型手术水平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可以轻易找到器官捐献人的国家！港台一直缺少待移植的器官，从上个世纪九十年开始，每年都有上千名港台病人在大陆喜获内脏呢。到了新的千禧年，他们开始组织“器官移植”旅行团，听说报名很踊跃－－这也为我们国家赚取了外汇！
“我明白了，”杨文峰说，“可以谈谈另外一类器官捐献吗？就是那种死人捐献的。”
戚处长说，这类器官捐献就比较复杂了，首先捐献者必须是死人，因为捐献任何这类器官如心脏等之后就是不死也不可能活下去。国外这类捐献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美国。他们主要依靠交通事故中身亡的人的自愿捐献。在美国你申请驾驶执照时，他们就会让你选择，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的情况下，你是否愿意捐献你的器官，以及你愿意捐献哪几种器官等等，然后把你的答案输入全国性的资料库里。所以每次美国出现交通事故，警察首先检查是否有人死亡，一旦确定死亡，就马上检查死者的驾驶执照，如果发现死者是器官捐赠自愿者，那么警察最先通知的就是医院的直升飞机。直升机上的医护人员会在第一时间把死者的器官摘下来，紧急送往医院。因为美国全国的医院都住满了等待着器官捐赠的垂死病人。那些人躺在医院里算着自己的死期，可怜巴巴地盯着电视屏幕，巴不得新闻广播一些严重交通事故这类对他们来讲是喜讯的消息。当然美国也出现过医护人员急于获得器官而在事故人还没有完全死亡时就把人家器官割下来带走的。
“我们国家死于交通事故和其他意外事故中死亡的人数每年都有几十万，如果可以学习美国，那不就解决了器官移植的这个大问题？”杨文峰说。
事情不这么简单。戚处长解释说，器官移植最主要的是及时性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像心脏等重要器官的移植，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一个躯体里取出后尽快移植到病人身体里。中间间隔的时间越长，成功性越少。如果相隔一个小时以上，就需要特别精密的仪器维持。如果你考虑到器官移植前还需要进行严格的血液化验、DNA对照等程序，就知道在我们国家这个方式几乎完全不可能。因为全国交通事故中当场死亡的人确实不少，但在死亡后，首先需要警察第一时间赶到，第二则需要就近的医务单位有24小时待命的直升飞机和高水平外科医生，第三则是需要有全国病人资料库，因为在获得鲜活的器官后直升飞机必须在起飞的同时就知道目的地，也就是就近哪个医院躺着需要何种器官的病人，否则时间太长器官无法保鲜，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从上面三条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还远远达不到。
“可是，”杨文峰不解地问，“我们国家也做这类器官移植，我是指心脏呀，肺部呀，等等，那都是哪里获得的器官！？”
“我们国家这方面器官移植水平也是出类拔萃的！”戚处长突然再次犹豫了起来，“不过不管怎么样，这类手术需要鲜活的器官。也就是说，不管器官捐献人是活的或者半死不活又或者刚刚死去身上还是热的，捐献出器官后就必须得死。”
杨文峰点点头，说：“可是按照您说的我们国家无法使用意外死亡人的器官……”
“也不是绝对的，不过只是极少量而已。例如广州今天发生了车祸，而医院正好有一名病人需要肝脏什么的，而这个病人又正好有路子在第一时间找到死者家属，获得同意，而这一切都正好可以在两小时内完成。因为医院必须在两小时内从尸体上取出肝脏。”
杨文峰摇摇头，“这样的事情太少了吧？可是我们国家还是不停在做这类手术。难怪人家外国人要认为我们是使用死囚的器官……”
“不要乱说，”戚处长很紧张，压低了声音，“其实，死囚的器官确实是最理想的。这里当然不是说非法获取。有些死囚杀人越货，死时也是很后悔的，为了积阴德，他们听说有器官移植，有些愿意捐献出来。还有些死囚家属也认为自己亲属贻害人间，如果死后可以遗爱人间的话，会获得一定的安慰的。”
“死囚还真是个好捐献者，”杨文峰接住说，“他们是按照法庭命令，在固定地点和固定时间死去的，如果医生在旁边等着的话，就可以获得新鲜热辣的器官。”
杨文峰又问：“全国一年枪毙那么多人，不知道广东一年有多少个死囚捐献器官？”
戚处长不说话，看了看手表。杨文峰没有理解过来，戚处长等了一下，说：“这个我也不清楚。”
杨文峰“哦”了声，“处长你怎么会不清楚呢？难道医院的器官移植没有统计吗？”
戚处长明显有些不高兴，“我们国家很多事都无法搞清楚，这点杨先生不是不了解的。哦，时间不早啦。明天开始，杨先生可以拿着我开的介绍信参观一些医院，好不好？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
杨文峰离开时想，如果器官移植没有一个部门有强制性登记，那自己如何可以查出来？不过他还是决定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了解一下情况，特别是搞清楚在广州公安局发现那十八具尸体的时候是否有医院做器官移植手术。
* * * * *
回到家楼下的杨文峰发现信箱里有一封外甥李昌威的信，他一边上楼一边打开信，自从昌威离开家登上前往上海的火车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杨文峰真有些担心。草草看了一遍李昌威的信，他才放下心来。
舅舅：
我现在在上海，虽然暂时住在南翔垃圾场处理站，但很快会想办法进入上海。
当我们的火车到达上海火车站后，一出站门我们五个老乡就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吸引住了。
他们四个只有一个比我大，另外三个都比我小，小虎子只有16岁。他们两个初中毕业，另外两个算是读完了小学。本来从家乡出来的时候，他们听人家说南方好，所以都想南下广东，我想换个地方，我想到北京或者上海。于是我从书上看来的资料说服他们和我一起北伐北京或者东征上海。我告诉他们南方的开放已经到了尽头，由于南方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加上天高皇帝远，贪官污吏和黑社会沆瀣一气，到处鱼肉人民，像我们这样的盲流，那地方是去不得的，搞不好会像孙志刚一样被人家活活打死。但北京就不同啦，那是党中央和以前毛主席的地方（毛主席现在还躺在天安门广场那个用酒精浸泡的棺材里呢），那里的人民晚上睡觉都枕着宪法。在宪法的保护下，我们只要拼死拼活地干活就不会饿死或者被人家打死，而且由于2008年奥运会越来越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至于上海就更加了不起，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这里也是出领导人的地方，我们有一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上海培养的，上海既然培养了他们，他们飞黄腾达后，就反过来培养上海。结果，这些年几乎把上海发展得像美国一样，把全中国都远远抛在了后面。我们到那里肯定有用武之地。他们四个当时还听不太懂我的话－－当然我也不全懂，不过后来他们还是听我的来到上海，只是一路上都问东问西，不知所措的样子。这下好，离开火车站不久，他们都被眼前的景象镇住啦。小虎子听到上海人嘴里软绵绵的上海话，直拉着我的衣角紧张地问：李哥，这是外国吗？
这里真像电影上的外国，到处是高楼大厦，不管多高的大楼都窗明几净（你说他们是怎么爬上去擦窗户的？），地上都是水泥地，一尘不染（这里根本就没有城里人歌颂的“土”地！）；从我们旁边走过的人都西装笔挺，油头粉面（一个个都好像电视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过一个不锈钢外墙的玻璃大楼时，我看到我们五个人的影子，这让我很不安。我们衣着寒酸，每个人背一个大包外加一床棉被套，和周围改革开放的新上海格格不入。当时我应该早感觉到另外一件怪事，那就是和中国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我们好像是这个城市唯一的民工。等我注意到这点的时候，为时已晚。
在火车站我已经研究了上海地图，大家心里向往的地方，也是全国人民都羡慕的地方浦东在火车站南面，于是我们就开始向南边走。好在我带了个指南针，这才让我们在高楼大厦的森林中不至迷路（这里很难看到太阳！）。
都怪我警惕性不高，如果我当时不是太得意洋洋的话，应该一早就注意到我们身后一直有人跟踪。跟踪者是年轻男人，手臂上还套着红臂圈，上面写着“治安”两个字。其实我在火车站看地图时，就感觉到有人用警惕的眼睛盯着我们五个，只是当我们离开火车站后，原先跟踪的人停止了跟踪，所以我就放松了警惕。当我们离开火车站，向南走了20分钟，又有人跟踪了，只是又过了一会，他们不跟我们走了。不过等我们走了阵子，又有新的红袖章跟上来。这样搞了几次，我终于明白了那些人在接力跟踪我们。这时我们也走累了，于是就在一栋叫人民大厦的楼前休息。
我们的屁股还没有落地，后面跟踪的红袖章突然趋前，大声说：“起来，起来，这里不能坐！”
我们吓得立即跳起来，小虎子第一次出远门，听到那吼声连忙躲在我身后。那个红袖章戴个眼镜，凶巴巴地盯着我们，用软绵绵的上海口音恶狠狠地说：“你们干啥子呀，你们哪里来的，在这里干吗？有没有工作？有没有上海市临时住居证呀？这里不好坐得呀，侬知不知道呀！？”
他们四个都吓得不敢说话，我就站出来对那个红袖章解释，可是他根本不听，挥了挥手：“这里是我的管区呀，我不理那么多呀，你们不好在这里坐得呀，侬走就得的啦！”
于是我们五个人就被他连推带拉，轰出了他的管区。可是我发现一离开他的管区，立即就有另外的红袖章盯住我们。就这样我们走呀走呀，一直不敢停下来，走了三个小时，问人家，这是浦东吗？人家说，你走到五角场啦，坐车吧。
我们在五角场坐公共汽车，一个小时后到了浦东。舅舅，你什么时候离开上海复旦大学的，这浦东可真厉害呀，像画里的城市。只是我们到后才发现，我们根本不该来的。
这里根本没有我们落脚的地方，我们五个人已经疲惫极了，可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我们一停下来，就有人来赶我们。天黑了，城市亮起来，这里的景色越来越迷人，我们也越来越绝望。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办？这里不像广州，到处可以找到破房子住一晚，到处是和我们一样的盲流，随时有老乡带我们过去暂时落脚。
我突然知道上海为什么这么美丽了，我也突然憎恨起上海。上海的美丽是因为路上没有我们这些盲流到处晃荡。我当时还奇怪，难道上海没有大粪，没有肮脏的垃圾，难道上海没有见不得人的下水道，没有城市人不想干的活计如搬运和砌墙吗？因为据我所知，只要有这些活的地方，就有我们盲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肮脏和重活的地方，就应该有盲流！
后来我才知道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橱窗，上海市政府对盲流采取了特殊的遣头椒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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