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人的身家背景
起诉人邓祖稷出身黄埔军校，1969年下放回广西扶绥老家时，发现屋后的一条水沟已被后邻侵占，还在上面盖厨房，导致他家房屋不能排水，墙基常被水泡，每逢下雨就有倒塌的危险。当时正处文革时期，邓祖稷因为身分问题被冠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所以看了却不敢说出来。
是什么样的身分问题？1937年10月，邓祖稷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八期，后来曾担任到国民党第七军司令部参谋，1954年从中南军政大学归隐广西南宁。这样的背景资历，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却让邓祖稷家门挂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大招牌，他也在这场文革浩劫中受到迫害。
旧军人永世不得翻身
那一场令人思之不寒而栗的浩劫，透过身受其害者的描述，更能领略其真实情境于万一，以下是邓祖稷女儿邓彦芳的叙述：
“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就是旧政权的一切人员，尤其旧军人更是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当时家父被红卫兵五花大绑，严刑毒打，常常被打到遍体鳞伤，口吐鲜血仍不罢休。我们家被抄得惨于土匪洗劫，凡是值钱的东西：衣物、用具、钱财都被洗劫一空，不留收条。”当年邓彦芳九岁，见此情景都不敢出声。
“纵观中国近代史，只有日本鬼子的凶残曾使儿童哭不出声，试想当时红卫兵的凶残是何等的登峰造极。家父从文革一开始就厄运临头，常被毒打，被冠上国民党残渣余孽，挂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黑牌随街游斗，在斗争会上一跪就是整天整夜。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国家法律已经不把他们这种人当作人来看待。”邓彦芳道。
种种非人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
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彦芳不仅目睹了她父亲受到的迫害，也看到种种非人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致使多少人受不了而去服毒、跳河、上吊。她不禁由感而发：“那不单单是个人的悲哀，而是社会的悲哀，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悲哀。”
有关国共之争，邓彦芳的看法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是一段历史的进程，身为国民党军人爲国家效力，有何过错呢？何况还直接参与抗日的民族战争，多少爲民族的生存出过力。至于后来的国共相争那是政府的事，军人以服从爲天职，他们要负什么责任呢？”
文革结束，邓祖稷的日子还是不得安宁，邓彦芳描述道：
“1978年文革结束回到南宁，口头说是给脱帽子，但还继续劳动改造监督，干活的报酬比一般贫价农少，在经济上剥夺如干义务活、当奴隶。动不动拿你来开会，叫你交代反革命的罪行，干过什么坏事没？干农活时有没有破坏？有没有偷工减料？有没有破坏劳动工具。若说都没有干过，就是不老实，没有也得编一些出来。”
十年文革血泪化为乌有
80年代初，因为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共有了所谓的退回或补偿文革时所抄的财产措施。邓祖稷满怀希望，期待藉此讨回本来属于自己的物品。孰料，他曾经受到诬陷的“历史反革命”之名，成了他讨回公道的障碍。有关单位予以驳回，理由是：他的问题不属于“处理文革遗留”之例，因为敌对矛盾始终是敌对矛盾。至于抄家，当时也不是政府去抄的。
十年文革的血泪，就这样几句话被打发掉了。
房宅产权风波因何而起
1989年，当地政府核发房宅地使用证时，邓祖稷一家已经回南宁了，没住在老家。当地政府去量地时没问过邓家，是生产队长跟会计去量，量到壁的都没通知邓家，事后他们也公开承认量错了，因为邓家没人，而后邻那边通知他们量到哪就哪，也就是把邓家的水沟地测量给后邻。
办证要签字时，也没有知会邓家要签字一事，而是找人来顶替签字，这是非法的，办证过程作废。法院也知道，但一点都不敢提。
后来邓家的人去领土地使用证时，发现这条水沟没了，邓家就没领使用证，并跟办证的人说：“这条水沟是我们家的，是搞错了。”办证（办证是县政府委托镇政府办）的人回答：“有错马上改，若有错可及时校正，拖久了就改不了。”
邓彦芳说：“现在二墙相近，对方是4米多高水泥砌的墙，且没有墙基很重的墙，而我们的墙是泥土做的，一下雨我们这房就泡水，随时有倒塌的可能。”
没那0.93米水沟地，邓家就没法生活，处在危险之中，每逢下雨，房子就泡水。别人出租的房子一间一个月几百块钱，邓家把它租给学生每月60多元，只能拿来做维护费，里面都不能存放物品，只能晚上睡一觉。
步上了漫漫的诉讼之路
后来怎么会走上了诉讼之路？
1989年的环境似乎弥漫着这样的氛围：强调法治，保护公民权益。邓祖稷于是多次找当地的村委会、镇政府，想讨回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却都得到不理不睬的回应。在多次锲而不舍的勤跑之下，镇政府勉强下了调解书，把0.93米宽的水沟地变爲0.3米，只要求对方拆墙疏通水沟，但水沟地的使用权只字未提。
多次找了发证部门，邓祖稷得到的回应是：“这条水沟从前是你的，但是现在你们相争我就收爲公用，就是只留0.3米爲公用，你不服你去告吧。”因此，从1990年起就走上了一条漫漫的法律诉讼之路。
见识到了司法部门的真面目
1990年4月至5月，七十几岁的邓祖稷亲自撰写诉状，起诉广西扶绥县人民法院要求排除房屋险情，归还宅地水沟使用权。1991年7月向法院送状子，开始不接不受理，到了11月法庭才受理，1992年2月下受理通知书，9月才开庭，判决连0.3米宽的水沟地都不承认。
邓祖稷不服判决，上告广西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办案人员不予理会。为了讨回公道与生命安全，邓老先生不停的奔波于广西扶绥与广西南宁两地，因为不堪人民法院的腐败习气，受到了很大刺激，1993年7月25日，在去找广西南宁地区扶绥县人民法院的路上昏倒了，从此永别人间，时年七十八，由邓彦芳继续努力她父亲未竟之志。
官司有权力介入
1995年6月再次发放的判决书，比第一次更惨，判决书指出0.3米的水沟地判给后邻，后邻有合法的使用权，邓家的上诉是不合理的。
第一次判决只留0.3米公用，第二次判决则把全部地划给对方。找了律师问，律师说跟政府打官司是不好告的，不可能赢的。
告到中级人民法院后，96年12月邓家就向南宁中级检察院抗诉，邓彦芳把抗诉拿给检察院民事庭长韦秀结，他看了资料说土地使用证是真的，是符合使用的，又说这官司肯定有权力参与。
等有时间一起去看现场
后来就把这桩案子交给下面的人员办理，过了几天，邓彦芳去找他们问问，有一位姓陆人员说：“你这案我们看过了，肯定有权力参与。不然不会这么判的，那等有时间一起去看现场。”
又说他们是新单位，没资金，邓彦芳就说：“你们没资金去看现场，那我来付。”他们回答：“你们先回去，等有时间再通知你们一起去看。”结果一等就是二年多。
二年过后，邓家去找他们问问，却说这案证据不足。邓彦芳问他们还需要哪些证据？他们也说不出，所提的问题都被邓家回答到答不出来。最后他们说：“你们这是小案件，我们刚刚接到通知，案件那么多，我们只处理大案、要案，处理不了小案，你们这案回中院去找他们重审处理吧！”
那次协调会是由南宁地区审判长梁彦生主持，邓彦芳说：“你要讲清楚，出事谁来负责，出人命的，你怎么赔偿，你要写清楚签好字。”后来协调不成立，最后就得到那份判决书，对方怎么说就怎么判，邓家的证据事实一点都不提。
诉讼为何没有结果
官司打了十几年都没有结果，是什么因素，是因为邓祖稷的身分吗？
邓祖稷的身分只是一小部分，主要是对方有钱有势，关系网多。“对方是有头有脸的，那跟那个县长啊、公安局长啊、法院院长都是关系很好的，就是说我们肯定告不了他们的。”邓彦芳道。
据理力争，坚持到底
1998年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经历彻回中院，调解、定调子、等待，到2003年接到通知“不予立案再审”。
目前这案子，律师说只有上北京，去北京来回车资近1000元，可能还得停留一个月以上。邓彦芳说她现在没有收入，家里还要照顾，是去不了北京。就算去了也不怕被抓，因为她有的是事实，又不是捏造的。
是什么动力让邓彦芳持续下去，不想半途而废放弃掉？
一个是被告没有说服的道理，而邓说自己拥有的是证据，是事实。但法院却是被告怎么说就怎么判，原告写的书面、证据，法院也不敢说是假的。况且那房子是真的危险了，房屋财产时时刻刻遭受毁坏，生命安全时时刻刻遭受威胁，随时都会有出现人命案的可能。出了事，出了人命要怎样处理，都没说。
邓家要继续坚持下去这桩诉讼，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吗？邓彦芳答道：
“不只是那条水沟地，我们觉得那是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反正我不在乎这场官司的输赢，我花了那么多费用，追求的是真理，我不会放弃，我要坚持真理。”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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