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座辛苦。最牛的人一般是在一大清早就把全天所有课的座都占好。他们常常是在别人都还在梦境中的时候就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抱起一摞本子，顶着呼啸的寒风，跑到还没开门的教学楼前蹲点，等管理员把门打开，他们便最先冲进去，把本子扔在桌上便直奔另外一个战场。因此照理说，早上一二节课的座位应该是争夺最激烈的，实则不尽然。我第一学期早上上过的课有毛概、高数、英语和计算机，除了高数会有那么一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堵住那间大教室的门，门一开便如洪水开闸般地涌进，疯子一样地抢夺前几排的座位，剩下的基本都没人有兴趣占，因为那课本身就不大能提起人的兴趣，而且肯定不至于没有座位，因为一定会有人翘课从而为你留下很大的空间。我所在的英语班上课从来没到齐过，毛概更是经常见人在老师一个人比划得眉飞色舞的时候睡眼惺忪蓬头垢面步履蹒跚地打着哈欠慢慢溜达进来，进来以后直奔后排继续他的美梦。英语教室小，就无所谓了，毛概这样的大课，即使要占，也是占最靠边和靠后的座位，因为那里最靠近空调和暖气，同时也处于老师声音与视线的覆盖范围的最边缘地带，正好拿来补充被专业课压榨得已经少得可怜的睡眠。当然，隔堂占专业课或者比较好的选修课的座才是主流现象。举个极端点的例子，我们系孔庆东老师的“鲁迅研究”，9、10节的课，想坐前排，必须一大清早赶到，上完两节课再去，只能弄到中间的座位，等中午去，对不起，就只能在后排委屈了，你要上课前赶到，那算完了，肯定只有站着听课的份儿，尤其是头几节课，整间教室几乎无立锥之地，能在上课之后挤进去的都算得上是英雄。也见过一个隔堂占座的极端例子。大一的时候，周四上现代文学史，看见那间教室前排的桌子上贴着几张纸条，写着“周五某时间某课占座”，并署名“某某某”，不知道用什么胶封上去的，粘得极瓷实，拿手上去抠抠，纹丝不动，看来贴上去就没有再揭下来的意思。我心说这小子也真过分，他的意思好像是这课上到什么时候，他就要把这个座位据为己有到什么时候，北大的公共设施在一定时期内成了他的私有财产。心中甚是不平，深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后来这纸条仍被教室管理员撕掉了，不过撕得不大彻底，还留有一些痕迹，看来很是费了些力气。
占座需有工具。原来只知笔记本可以占座，后来发现凡物皆可占：课本、书包、水杯、衣帽、文具……常常一进教室，仿佛站在百货商店的陈列柜前。但拿来占座的肯定多是廉价商品，用手机、钱包占座的至今未曾见过，如果有，那大概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事儿了。占座之物有大有小，大的远远就能看见，便不在觊觎那个座位，最可气的是那些小物件，当你兴冲冲地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一个远远看似尚无归属的座位前时，发现上面放了一块小橡皮，失望乃至愤怒之情顿然涌上心头，恨不能把这块破灭了自己梦想的千刀万剐的橡皮生吞活剥了然后再将座位据为己有。但也不是什么东西放在桌上都是占座用的。有一次见前排一个座位空了一节课，最后走上去一看，放在桌上的原来是团卫生纸。于是大家都骂：你就那么讲公共道德？咋不扔地上呢？最便捷的是字条。尤其是隔堂占座，多用字条，写明何时占何课之座，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这个座位可供任何人使用，但在纸上写明的那个时间，所有权已经有了归属，任何人不可侵犯。但拿纸条占座也有相当的风险：纸条太容易被撕，而且撕者不会蠢得只撕掉一个而保留周围所有的来等着你抓，要撕，就成排成排地撕，然后随便拣一个坐下，你来的时候只能看见一堆人挤在那里，至于你贴纸条的地方你自己恐怕都不大记得了。其实最安全的仍要数笔记本。很多人宁愿用纸条只是不愿冒着损失一个笔记本的危险，其实你的笔记本对于人家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丢失的可能性也极小。但为了说明你是隔堂占座，还是要在本子里夹上一张纸条，写明占座的时间与课程。但有个哥们儿觉得这样太简单，就拟了一段很客气的话：“某时间某课占座。请在这之前有课的同学在下课后把本子放在桌面上，谢谢合作。”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么啰嗦的，那小子八成是在卖弄自己一手清秀的钢笔书法。至于最离奇的占座方式，据一位师兄说，每到冬日，常见一MM走入教室，扯下项上的纱巾，手腕灵巧地一抖，就把一个寝室所有成员的座占齐了，常看得他如痴如醉。我听后亦浮想联翩，但两冬已去，尚未尝目睹此美妙景观，不亦惜乎！
C君深谙占座之道，跑得也颇勤，基本上什么课都能占据最好的座位，因此有人提议成立“占座委员会”，由C君出任主席。我说不可，这名称有问题。“占座委员会”简称“占委会”，与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在广州建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占领委员会”的简称完全相同。于是改了个比较响亮的名字－－－“座协”，即“占座协会”是也，仍以C君为首，纠集了一批忠诚于占座事业的同志，何人占何课之座，明确分工，极少失手。常见课前，有人还在苦苦寻觅仅存的散落在人丛中的空位时，C君身着黑色风衣，腋下夹一本书，大步流星地跨进教室，走到第一排，意气风发地捋了捋头发，朝后面望两眼，仿佛向全体同学示威的样子，然后才正襟危坐在第一排靠中间的离讲台最近的他自称头版头条的座位上。其后尾随一大拨人，亦在前排依次落座，俨然成朋党之势。此举时日一长，当然遭到嫉恨。一日早上，C君派某“座协”骨干去占下午中国古代史的座，该骨干很快返回，说教室里黑板上有通知，说是古代史老师有事，停课一周。C某不放心，但无奈事务缠身，便又派另一骨干在中午前往，回报亦然。C君这才舒了一口气，说大家辛苦了，走吧，回去睡觉。谁知刚睡到一半就接到某女生短信问何以不来上课，C君大惊，率众人直奔教室，推门一看，前排早已坐满，课都上了一半，黑板上的“通知”亦不知所踪。C君至今对此耿耿于怀，每次提起仍要恨恨地说：“一定是那些韩国人干的！”从此以后，为不致引起公愤，“座协”自动土崩瓦解，恢复了原来各自为“占”的局面，有人偶尔帮同寝室的人占那么几个，但像“座协”那样大规模的垄断行为几乎不复存在。然而C君仍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占座高手，每次仍是有人还在苦苦寻觅仅存的散落在人丛中的空位时，C君仍是身着黑色风衣，腋下夹一本书，大步流星地跨进教室，走到第一排，意气风发地捋了捋头发，朝后面望两眼，仿佛向全体同学示威的样子，然后才正襟危坐在第一排靠中间的离讲台最近的他自称头版头条的座位上，只是后面少了那些随行人员。
某日突然觉得占座与某些封建婚姻多少有些相似之处：某些指腹为婚或者娃娃亲不过就是提前贴上一个“占座”的标签，到了时候就是自己的了，任何人不得侵占，当然偶尔也遇到个把不守规矩撕纸条的，放在那时候就叫“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C君在情感遭受挫折的时候亦曾慨叹：“封建社会就是好，婚姻大事都是提前预备好的，不用到了时候自己去费那个牛劲……”其斯之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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