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抛妻别子奔进城

发表:2004-06-12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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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朝天门二码头的打工队伍里面,年龄最大的当数65岁的杨明达,在打工之前,他是村里的支书,所以人们至今称他为“杨书记”。

  杨书记干瘦,头发已花白,牙齿一颗不掉,肩上能挑150斤。他打工8年了,有儿女3人,儿子也在重庆打工,两个女儿则远嫁广东和湖南。

  连村支书都领头到重庆打工,这个村庄让记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颠簸,我们抵达了合川市太和镇,这里离杨书记的老家隆兴镇新田村,还有十多里的路程,不过已经不能通车,只能租摩托车代步。路边就是悬崖,摩托车在泥泞的山路上“扭秧歌”,惊险了1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了新田村。

  沿着田埂往杨书记家走,一路上却有不少田地杂草丛生,一看就知道已经抛荒。正是春耕的季节,有几户在犁田,都是年近半百的老头老太太扶犁牵牛。杨书记说,“在村里找不到18岁以上、30岁以下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

  现任村支书叫秦邦银。秦书记告诉记者,“我们村一共1689人,出门打工的大约900人。”

  这背后,农业税费的一路上扬,是村里“打工潮”的最大动力。秦书记告诉记者,“1991年上缴粮之后,还可以分点钱,到1996年税费就开始往上涨, 1999年到2000年最不得了,那几年,每人要交160公斤谷子、20公斤麦子,还要交160块钱,这是什么概念?你把庄稼种了,全部交出来都不够。”

  离杨书记家几百米,有幢破旧的土砖房,屋残瓦旧,大门紧锁,门上祈福迎春的门联,犹带着尚未褪尽的残红,门前的田地已经荒废,只有几树梨花独自盛开。村民们介绍,主人供孩子上高中,家里又没人出门打工,成了全村的烂账户,亲戚朋友借遍了,连村里的提留,至今还欠着1600多元。今年2月底,这家人不辞而别。村里人都议论:“欠这么多钱,只怕再不会回来了。”

  秦书记扳指算了算:“一个劳力平均产量 250公斤稻谷,值350元钱,各种成本相加为270多元,一年的利润也就70多元。”

  新田村现在30%的土地抛荒,这些土地成了村里巨大的难题,因为土地虽然没人种了,但上级政府仍按田亩向村里收取农业税,秦书记没办法,只好将村干部的工资款垫上去补这个缺口,从2002年上任,村干部们没拿过一分钱工资。

  秦书记告诉记者,“新田村的人均年纯收入400元,其中打工收入占了其中一半。”不过这些钱很少投入到生产发展中,从记者的调查来看,这些钱有三个去向,首先是购买种子化肥,以维持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其次是供子女上学,这是一笔主要的开支,一个小学生一年的开支是400多元,一个初中生为1000多元,一个高中生则为2000多元,而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得8000元左右;第三才是用于修建楼房,对于村民来说,这是最奢侈的支出。

  秦书记现在最担扰的,是“学费能不能压下来一点,不然越来越多的人读不起书了”。

摘自《青年知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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