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金旭明，一个普通人，在这里站起来说话。我说的是政治性很强的话。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89年六四事件中镇压请愿大学生的行为是错误的，在99年以来对法轮功信徒采取的镇压行为也是错误的。
由于中共在这两次镇压行动中的残暴和无人性，以及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所作的一切事的性质，我觉得，中共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套。它一直欺骗我们，压制我们，压榨我们，并残忍地对待我们中的一些优秀和正直的人。它迫害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真正精英。
它从来只为一小撮人的利益服务，却僭称为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
它是一个为邪恶的目的服务的邪恶的组织。
我在这里站出来说话，其主要的性质就在于我说出我心中的话。而不在于我说得是否正确。我只是说出我的感觉，我的看法，我相信的事情。
从“人”这个意义上讲，长着嘴是用来开口说话的。这跟我作为一只动物，嘴用来进食是一样的。作为动物，我每天都要吃饭和拉屎；同样作为人，我要开口说话。说话是为了交流，虚假的东西于交流有害无益，所以若我说出的话在我主观上不是真实地（在人类的世界中，客观真实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跟我吃了饭却是泻药、蹲了厕所却拉不出来一样是白费力气且难受不堪。有营养的饭一定要吃下，几天的屎必须要拉出，这主观的真话，必然要出口。
所以这篇文字的意义，80%在于我开口说。20%在于我说的内容（此时此刻）于我而言是正确的。我并不着意论证我说的话，就算说错了也没什么。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人，有资格拥有坚定的（并非不变的）立场，并有资格表述这个立场。
中共的政权是以暴力手段获得的。合法使用暴力治理国家这个手段它也没有真正取得全国人民的同意（而且这个合法性必须处在监督中，以及需要不断重新取得授权）。
所以他是强行治理国家并僭称合法。而且它在并不合法地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了许多毒害和残害中华民族的事情。
因为政治权力本身的不合法，它以政权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切行为，颁布的一切“法律”和“法令”（包括所谓的“宪法”）都是无效的。全国人民只有不遵守的权利，没有遵守的义务。遵守它的“法律”就代表屈服和被奴役，是耻辱。是每个个人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巨大耻辱。因为这个耻辱，我们没有了丝毫尊严。
（在中国共产党向人民低头认错，清算并忏悔它所有的罪过之前，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没有任何做人的尊严。不是在中共面前没有尊严，是在我们自己面前、在其他的民族面前没有尊严！）
中共对其政权的不合法性问题的处理不是通过正面的途径－－真诚面对人民，承认不合法性，检讨过失，开放选举－－来解决，而是以负面的手段－－回避问题，欺骗人民，一边倒的竭力宣传和篡改历史，强力压制异议声音，骚扰和冲击人们的正常生活－－来企图掩盖，从而变本加厉地加剧了其政权不合法的事实。
中共政权的不合法性及其负面的处理方式形成了一个毒素，侵害了民族的肌体，渗入了人民的心灵，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经济、国民生活，在在都不正常，不正规。问题总是没有良善解决，而是积压。连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都在偏差中。人们的生活和心灵被阴云笼罩。
（准确地说，我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无时不刻地觉得，我的生命被阴沉沉地罩住了。你可以说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我太理想化，太追求完美。）
病了不吃药很难自然地好，你被锯掉了双腿不可能假装四肢健全还要去跑步，不过问政治再怎么努力也不要以为你的生活会真正地好起来。（在民主国家还有可能，在专制国家就没可能了。）这么说可能绝对了，然而政治生活的改善确实依赖于每个人勇敢地发出呼声、提出要求、积极参与。（据说托洛茨基说过：“如果你不对政治感兴趣，政治就对你感兴趣”。若是不谈国事，则国败、民败、人败。）
不付出努力就没有资格享受。天上掉不下馅饼，没有免费的午餐，人类没资格生活在天堂－－天堂要靠我们在地面上建立。
我生在中国，就没资格活在美国。
即便承认中共治理国家的既成事实，我作为此国家的一个公民，具有天然的正义向它提出如下要求：
军队国家化；
废除一党专制；
不再侵犯人民的各种自由，侵害人民的各种权益；
清算自己的历史，检讨犯下的一切罪恶和过失。
（说真话，不要欺骗人民；放下贪婪，听人民的话。）
一体同在
我常常在宗教性的书籍中读到天下所有人的灵魂是一个大灵魂的说法，不知是否就是所谓的“大我”。我愿意相信，但没怎么体认到。
不过，有一种感觉却是很确实：当听闻到别人（一般是不相干、不熟悉的人哟）的不幸时，自己心里也会伤痛起来。别人受了屈辱，我们会愤慨；别人烦恼忧伤，我们会怜惜；熟人、喜欢的人离世，我们会落泪。这是怎么产生的呢？（不过别人快活时，许多时候我会嫉妒（也常常欣慰地笑）；不喜欢的人倒了楣，常常是兴乐（之余也会怅然省思一下吧）。）
从理论上说明“我们都唇齿相依地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并不难（也许从理论上亦可以做完全相反的说明），这情感上的反应却是怎么回事？
从观念上不会所有人都同意“我们要相爱，莫相欺”，“你痛就是我痛”，但在情感上，似乎这种反应及于所有人，没有人例外。我们在仇杀片中常见到，复仇者在得偿所愿后，常常也是一个空落落怅然的眼神（共产党拍的片子例外）。
想起六四事件和法轮功事件中罹难和受苦的人，更扩充地把意念涉及到这世间所有已受冤苦和正受冤苦的人，我似乎就有这种“一体同在”之感，我知悉了冤苦的存在时，我就只有两个选择：如果我不去为他们申言，不去努力消除冤苦，促进这社会摆脱那些制造冤苦的根源，避免任何冤苦的再度发生，我就应当主动去承受这冤苦，和他们在一起。
并不仅仅是从功利的角度说：“如果我总是不为别人开口，到最后，就没有人为我开口了。”
意识的空间
先扯到桌子。
什么是构成桌子的关键要素？木材经过匠人切、锯、刨、钻的处理之后，按照一定的结构结合在一起构成桌子；一块石头也可以是张桌子，那怕表面凹凸不平，只要你是把它当作桌子来用，在上面放东西，或者写字。
虽然我们常常根据材质优劣、结实程度、使用时的舒适感来评价一张桌子的质量好坏，但桌子关键还是在于它的被使用。一块石头被当作桌子来使用时我们称它为一张桌子（石桌），在使用前和使用后都不好说它还是一个桌子。所以桌子的本质在于被当作桌子来使用，以及使用的良好程度。假如几块木板结合在一起之后具有了桌子的意识的话，这个意识当然也会关心它的身体：木板结合得是否紧密、有没有虫蜛、是否处于腐烂的环境中、桌面上干不干净，不过更关心的恐怕是有没有人用它来吃饭、放东西、打麻将吧（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这是扯哪啦？^_^）。不然也会感慨：“唉，生活真无聊啊，没有一点意义、一点价值，还不如一把火烧掉算了－－还能煮餐饭，供供暖。”
一个事物在获得新的关键性属性之后，这个新属性就成了它的本质。而以前的一切不过是基质。
一个人，有四个方面：物质性的存在、意识性的存在、意识对物质性存在的关注和意识对意识性存在的关注。（不知道从哲学角度上我这是不是胡扯。）
一个人物质性的存在，他的身体，他与周围物质世界的依赖和交流，是他整体性存在的基础。这个存在只是动物性的层次，无论你在这个方面做得多么好，那怕你在这个方面已经具有了神的能力，能够御风而行，能够穿越太空，都还不过是一个动物。掌握了宇宙中所有的科技，自如地控制物质和能量，也不过还是一头人猿。
照顾你的身体，获得舒适与便利，延长它的寿命，当然是好事－－并不是说这样将为意识的存在提供更好的服务，虽然从人的本质上说，意识的层次高于物质，但你的身体和心灵两者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单向的服务关系，一如我们与周围整个世界中的每一事物，是互相服务的关系。
一个人，你或我，是作为动物和人两者的紧密整体存在。而你之被称作是人（不仅仅还是动物），从区别的角度看，完完全全是因为你有意识，跟你的物质性存在毫无关系，虽然没有它，你根本不存在。
因此，我们作为人，关键在于运用意识和着意于意识的发展和进步。意识这个新事物出现以后，它开始拥有了它的广阔无垠的空间。就像语言的音韵和它的华丽，与它的交流作用无关。文学的美并不在于它的作用，在于这个美被感知。意识，其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功用－－对物质性存在的关注，仅在于其本身。事物并不为其功用所限，而在其本质上展开，例如核能。
意识的第一点，即“意识”二字－－对世界的感知。（动物也有对世界的感知，不过它们的感知和人的感知还是很大不同吧－－我没有能力说明这个不同。）这个感知，睁眼所见，张耳所听，触手所摸，闭目所想，是整个的世界。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亦是兴趣，而非功用。
感知到这个世界的存在之时，同时并体会到它的美。感知到它的精微和谐，它的无限变化及其规律。这一整个儿在我们面前呈现出的存在之世界，是多么地美呀！（是吗？我的嘴虽然使用了感叹号，我的心好像没有颤动。）
创造。有所创造加其美善。这是上帝留给我们的空间。要不然我们凭什么吃喝拉撒玩？我们只有在自己的成就面前才能达到那最深的欢乐，不论其多么微小。
感认世界之真，赏赞世界之美，创造世界之善。
且把上述的“世界”限定为外在的物质世界，我要加述两个世界：
意识的世界。我们自我心灵的空间。我们意识的存在形式，它的美，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探索和进步。
人际之间。人类的社会。
我们意识的发挥空间就在这三个面向的三种运作方式上。这就是我们作为人的本质。妄作比例区分是：外在物质世界，20%；内在精神世界，50%；人际关系世界，30%。
重申：我并不是否认和忽视我们的物质性存在，我只是觉得，这个存在只要“如此如此，而已而已”就行了，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整个一胡扯。抱歉，水平所限。）
自由、独立与协作
我们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以来，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受着他人和社会的支持与影响，我们由他人哺育长大，在社会中学习着相互对待的方式和规则，而进一步地，学习劳动的技能并与他人交换劳动成果。我们所有人紧密地结合在这个社会中，千丝万缕地互相支撑着。因着这个性命攸关（生存以及生存时可得的太多东西都从这个社会中来）的相互支撑，而相互地影响，相互地控制。然而，这种依赖和共生性并不等同于是说：我们的人生本质上就应当是不自由和不独立的。
可以说我们作为人，本质上即拥有自由。意识某种意义上即是自由的同义词。能够分辨是非善恶，能够构想出许多种行为方式并从中作出选择，这些意识的能力和空间，即是自由。
行为本身和行为带来的后果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我以“善行即是善报本身、恶行即是恶报本身”来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就完全把行为后果撇开），即以我们能够故意地去做坏事就可以说，我们拥有本质上的自由。
如何通过人的努力认识到坏行为的毫无必要从而自然地去采取善的行为，是上帝创造出这个世界并让我们存在于此的目的。亦即我们拥有自由的原因。
我们拥有的这个本质自由从来不曾消减，我们一直在运用它，并待我们进一步地去发现和享受它。可以说正是我们的意识本身。亦正如佛家所言，我们与生俱有佛性，它不生不灭，无增无减。
我们既有本质上的自由，又共生在社会关系中。自由与共生并无对立。某种意义上（概念上）说，正是一体两面。只有在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之间，才谈得上协作关系，否则只是支配，如人与牲畜，我们和我们的工具与财产。支配和控制的关系不存在于人之间－－即是说，当你处于支配和控制之中并认可这种关系时，你就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你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无论你是被支配者还是支配者）。
人与人之间较为合适的关系是协作（在协作之上是爱）。协作包含的意义有：完全地真诚、换位理解、温和的态度、不留芥蒂地宽容、无微不至地相互关注和关照、相互激发生命力。协作的前提是任一参与协作之个体的完全独立、自由、自愿、自主－－与经济上能否独立毫无关系。
不留芥蒂地宽容不是毫无原则地接纳。可以是完全宽容而完全不接纳。但在人的世界的完全不接纳仍然是有限度，即在经济上总是有道义予以救济。真正永远地完全不接纳只存在于人和魔鬼的关系中，而魔鬼在任何一个维度的世界里都不存在（虽然我曾经想用“邪魔”一词称呼中共）。只是在我们人的无限自由空间中出现邪恶的行为。
只要我们是人，只要我们开始构成社会，唯一恰当的结合原则即是协作（且不说到爱）。只有协作的关系才能让我们安在于人类世界，并进而开始探索人之存在的广阔空间（指前文中意识的空间）。
竞争不是人类性行为，只是动物性行为。把你争我夺美其名曰相互激励。（所以我们这个星球叫“动物星球”而不是“人之星球”。^_^ 人之星球正在孕育中。）动物是被动的，而人具有主动性，人可以在爱和“一体同在”的理解下激发自我和他人的生命力。
具有了高层次的能力却在低层次的能力上徘徊。把弱点当理由。
其它如威吓、控制和奴役就更等而下之连动物性行为都不是了。竞争中毕竟还有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只有一种威吓尚可接受，即自杀：“如果你不理我，不帮我，我就自杀，我实在绝望得不想活下去了。”
因此我相关的政治见解如下：
我被生出来在这个世界上，有说话的能力，张嘴说话便是我的天然自由。说话是因为需要协作，只有真话才对协作有正面价值，假话只会破坏协作，说假话不是嘴的功用。
我站在这天地之间，我天然就是独立的。有谁是超越于我之上，在本质上有资格强迫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国家是在协作上构成的，强迫意志的事情还叫协作吗？政府不做正事，要它干什么？由人的协作构成了国家，只有人是否遵守了协议，国家是否对人民忠诚，人民是在国家之上，人民之间相互有条件地合作，国家对人民无条件地忠诚。其实一个人（团体、族群）用不着宣告什么独立，倒是需要宣告、申请和协商在什么时间、什么事情、什么范围内和谁协作。
国家这种东西，实质上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个暴力组织。
在台湾独立的事情上，中共没有发言权；大陆人民没有发言权；任何在台湾没有一寸地产的人都没有发言权。只有台湾本地人民有权决定独立与否。也许有人会以暴力的方式取得某一寸台湾地产，或强迫台湾人民屈服于他的意志，然而那是邪恶的。
在专制的统治和打杀的手段之下，人心离散是必然的。即便所谓怀柔的政策也因其虚伪而邪恶。
我并不是支持（亦无所谓反对）台湾或西藏、新疆等等方面独立的主张，我是支持每个人清醒地按照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和内在的声音来思考和行动。
不是支持独立的主张，而是支持独立地主张。
专制权力和斗争的思想是颗魔戒，苏共和中共戴上了它，将自己变成邪魔之王。（抱歉，使用“邪魔”一词以逞口舌之快。）
我们地球上的所有人本是远古的一母所生，何苦相煎逼，相欺压，相蹂躏？“何苦呢？何必呢？有这个必要吗？完全没必要嘛。”
恰当行为和良知
每个人时刻都在选择中。人的意识能够看到和分析自己的处境，能够构想到许多种行动方式及其后果。可以说，人每时每刻都在选择着他当前所能认识到，他所以为的，对于他最合适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人的每一个行为，在当时而言，对于他是最为正确的。而在下一刻或稍长一个时段中看就不是了。我这不是为罪恶辩护，我只是在析解。
就以自杀为例。你说一个人怎么不能活着，就算当乞丐，也不会搞不到食物吧？作为动物，有食物就能生存。虽然没有调查数据，但我相信，乞丐中饿死的比例远比正常人中自杀的比例为小（我常常有念头要去当个乞丐，可惜没有那个勇气）。每个自杀者自杀的理由可能都不一样，但无疑的都是处在一些激烈的冲突困境中。傅雷先生处在继续活着和保持尊严的冲突中，这个冲突对他而言无法解决，他以为自杀是他当时的最佳选择，他摆脱了那个冲突困境。而杨绛先生选择了以忍耐和超脱来解除困境。川端康成和海明威自杀时面对的是相对纯粹的人（意识）之困境：活着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境界了，肉体生命是可以继续，但人的生命停住了。有些人认为对他而言极为重要的东西（甚至可能仅仅是：不要如此无聊）他无法得到，并不是他得不到这个东西他就会死（绝对不会！他的肉体及意识绝不会象饿死那样地死），而是他无法忍受他的意识向他提出的一波又一波的强烈要求－－如果不解决，他就要崩溃；真是不解决，未必就崩溃（吃
吃喝喝又恢复了。清醒挺过的人也许就此开悟成道了）－－这类似于是对自杀的神经（精神）生理学解释。就像意图强奸者处在荷尔蒙和良知两者的夹击中。所有的行为选择都是当事人在各种夹击下所决定的（主观）最优（仅仅在当刻）方案。
而从是非善恶的角度，面对所有困境都（几乎）有客观上最为恰当的选择方案（也许不止一种），即便（在不断提升自己经验和认知世界的能力的同时）我们接近客观的能力极为贫乏，我们依然能够觉知到这些最优方案的存在。（我在这里不是在进行哲学论争，否则马上会被扣上道德绝对主义的帽子，并被指责为妄称上帝的代言人。）问向你的心，无论你是什么人，一字不识从来没有接触任何思想，还是十恶不赦死不悔改，你都能马上知道那个最恰当的方案，并且其中其实非常慈悲地考虑到了你的个体需求。如果选择那个方案，你的心会非常舒畅自然。事情未必会到这一步：真正忏悔的罪人，内心会安适自然地面对加诸于身的世俗惩罚。这个安适就是上帝在他忏悔时所给予的天国。
是自我不恰当的行为造成了人格分裂。
没有良知的人是不存在的。每个人从根本上都明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过失与补救
人因为没有理解他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错误地理解了自己的处境和自己以及他人的行为而犯下过失。一切故意与非故意的过失与罪恶，都是如此。从生活中不经意的极小过失到祸国殃民反人类的罪行都来源于错误的认知。
从宗教的角度（佛教），作为人真正需要的，是开悟和觉知。一旦开悟，当下即在西天极乐世界。我没有开悟，我不知道。但我有感知，这个觉知的味道确实挺有意思。从我前述“意识的空间”作概念的推演，人生的本质，在于体验和感知、认识所能被体验、感知、认识的一切事物和整个世界。这么说还是很虚。也许所有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安然自适的快乐心情。（确实，从唯心的角度来说，你做的一切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最后那一个感觉吗？这么说更唯心－－快乐不需要任何促成因素，只要你醒觉到，“我可以是快乐的，只需要快乐起来”，你马上就能从任何境况中快乐起来。）要得到这个，似乎很难。何况还有太多的错误认知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某些不恰当的行为可能会临时带来良好的感觉，但这是虚假的。你也许理解不到你生命的真正需要，但你的本性知道。你的任何不恰当行为都不能真正带给你安然舒畅。
一个人的良知永远不会真正泯灭，因为这良知背后，是你永恒自在的本性。只是有时蒙上了太多的垃圾与污垢。然而只要你呼唤，它便会显起。而一切错误的行为，它的最终源头，却还是那个纯净的生命力。
所以对待犯下过失的人，较为有效的方式就是帮他拂去蒙谄淞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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