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期环球报导的出版时间是2003年3月10日还是17日，现在已经记不准确了。只记得停刊前一周的报纸，即载有《李锐访谈》那期，推迟了一天出版，本应周六早晨就上报摊的，延至周日才出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似乎有不祥的消息隐约传来。以至上海站的兄弟们在周一的例会上开始心事重重，面带狐疑，当天连老板赶紧在内部BBS上安民告示：各位同人无须惊慌。解释推迟的原因是南周的24版朱熔基刚刚出来，集团需要时间等待反弹并观测风向。
这种凝重的气氛并不妨碍北京站的弟兄们在周一评报会上的喜形于色，依稀记得原话是“这篇文章能顺利见报，让兄弟们万分振奋。这是14年来大陆报刊上最具勇气的一篇公开报导。争取写出这样的文章，并争取见报，是兄弟们能够忍受千难万难，依旧坚守在《21世纪环球报导》的最大动力。”
上海站负责人老金说，这期报纸出来后，和他住在一个小区里的朱学勤先生连夜来敲门，说这样搞不行，太猛了，马上会死掉。
《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黄钟兄打电话来说，不要太张狂了，估计他们现在是忙着权力分配，无暇顾及你们而已。两会一结束，马上就要打屁股了。
就在这种怪异的不祥气氛中，我只能老老实实按照既定方针办，去上海市委组织部寻找我的采访对象。这个自1949年后出了无数手眼通天大人物的要害部门，其实并不在传说中的高安路，而是在湖南路上的一家隐蔽宾馆里办公。
费了不少周折赶到这个抽水马桶此起彼伏轰鸣的衙门，办公室主任是一个年轻又有几份帅气的家伙，听到我这个既没有记者证也没有介绍信的不速之客说明来意，脸上浮现出浅浅的惊奇。拿著名片到隔壁办公室去了，顷刻和蔼可亲的出来。
“欢迎你来采访。不过我们想，您最好先和庆红同志办公室联系一下。有曾办的指示，我们才好说话。”
真是高，高家庄的高。
和这个“高”主任握手道别，我在他目送下走进电梯下到一楼，想想不甘心，又从楼梯口老老实实爬到5楼。找到一块挂着《组织人事信息报》编辑部牌子的办公室，一头撞进去。
这是个意外的收获。这个曾在86年一手创办的人事系统全国第一家报纸，当时以倡导改革领全国风气之先。参与创办的老人们虽然已经风流云散，却还剩下一个自始至终没有挪窝，现在是该报的副总编，对以向前辈虚心取经名义前来的我丝毫没有防范之心。
在录下整整三盒录音带后，我得意洋洋的赶到上海图书馆，把几大本纸张发黄的灰扑扑《组织人事信息报》合订本尽数借回家。
在嘈杂的车上，突然接到广州总部的电话：报导计划暂停，先不写稿。一股冷意从脊背处冒出。后来才知道，同样奔忙在上海滩跑黄局的老朴，盯吴的耗子，在贵州采访胡总司机的李，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你们这样搞，是要把人家的祖坟刨出来。他能不要你的命？”在停刊后的学习总结会上，一贯老成持重的老金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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